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争”就是必不可少的了。但是，有时高调地去争往往并不能够带来预期的效果。而不去刻意地追求，反而会有好的结果。其实，我们做出的努力都不会是白白付出的，采取低调的态度，并不代表对结果的放弃，而是代表了一种对全局的深刻了解与把握。当真正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也就很自然地会有一种平和的心态、高尚的精神境界，因而放弃那种咄咄逼人的高调态度了。老子在《道德经》中曾经说过“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是一种极富智慧的处世方法。
王安石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他很有才华，年轻时候，文章就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赏。他高中进士之后，初任淮南签判。按照惯例，任满之后，可以向朝廷提出要求，参加翰林院的考试，得到“馆职”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但身在中央，比较清闲，而且前途远大，北宋不少宰相都是由此位升来的。所以，属于备受瞩目的“清要”之职，很多人都在争取这个机会。可王安石却与众不同，他放弃了这个做高官的机会，宁愿到地方上先做一名县令，从基层干起。于是，他就做了鄞县县令。
鄞县是个位于东南的偏僻小县，王安石到了那里，兴修水利，改善交通，发放农业贷款，为地方上干了不少好事，广受百姓称赞。宰相文彦博对他这种安于基层的作风十分欣赏，就请求朝廷把他调到中央，以此树立榜样，对官场上的跑官要官之风给予打击。欧阳修也推荐他担任谏官。于是，朝廷又让他参加馆职考试，却仍被王安石拒绝了。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在沽名钓誉，他还在给朝廷的上表上特地说明，自己这么做不过是因为家累较重，地方官的俸禄能够多一点，“止是营私”，并没有谦虚恬退的意思。
于是，朝廷打算让他担任俸禄较多的群牧判官。这时，有一个叫做沈康的人觉得不公平。就去求见宰相，说自己久任馆职，资历老得多，早就要求做这个官了，却一直得不到。王安石不过是个地方官，资历又比自己浅，怎么能先让他做了呢。宰相就对他说，王安石屡次辞让朝廷的馆职考试，朝廷嘉奖他的恬退之风，才会给他这个职位，怎么会再和他计较资历。朝廷设置馆职，是为了招揽天下的人才，并不是把官位看作第一位。可你却为了一个官职如此争夺，脸皮可是比王安石厚多了啊。说得沈康脸红羞愧，灰溜溜地走了。
可王安石此时并不想担任这个职位，他打算向朝廷上表准备去地方锻炼，后来欧阳修劝他接受，他才答应下来。不过，他仍希望能够到地方上去锻炼自己。于是不久请求外任，做了常州知州，后来去主管江东地区的司法工作。
王安石虽然一直任地方官，却并不是无意于天下大事。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使他对各地风俗，民生疾苦都有了很深刻的了解，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所以，当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担任管理财政的度支判官时。他就把这些年深思熟虑的结果写成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书，提出了他改革财政的主张。但此时宋仁宗已进入暮年，经过范仲淹“庆历新政”的一番折腾，已经对改革提不起多少兴趣，再加上他没有儿子，正在为选取继承人的问题焦心，所以，对王安石的奏章置之不理，搁置在一边。
王安石自然十分失望，他知道皇帝无意采用自己的政治主张，那么继续在朝中为官也只是尸位素餐而已，不可能做出什么事情来。所以，当朝廷任命他做给皇帝起草诏书的知制诰时，他就屡次拒绝，坚持不受。后来，官府派人将委任状送上门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躲进厕所里，送信人则将委任状放在桌上就走，却又被王安石追上。不久，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按照惯例，要回乡守孝三年。但三年期满，王安石仍无意回到朝廷。此时宋仁宗也已经去世，宋英宗即位，朝廷里的大臣因为一些礼制问题吵得十分厉害，分为两派，互相攻击。王安石不想加入到这种争吵中去，就在家乡设馆讲学，打算多培养一些人才，或许以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然而，机会来了。不久，英宗皇帝去世了，他的儿子宋神宗即位。神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对王安石的政治观点十分感兴趣，一即位就任命王安石作江宁知府，接着马上提升他为翰林学士，几个月后，命他进京越次召对，参与国家机要。王安石到了京城，皇帝与他一番长谈，大为赞赏。第二年就任命他为副宰相，推行新法。一年之后，又把他升上了宰相的高位。
王安石这种对官位“不争”的态度，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有人说他是故意做作，沽名钓誉。这种对于动机的探讨，恐怕不会有什么结果，纵然是沽名钓誉，肯花上三十多年，也算是很难得了。无论如何，正是这种“不争”的低调态度，为王安石赢得了良好的名誉，即使在他回乡守孝的时候。当时的舆论还觉得像他这样的人不来做宰相真是可惜了。后来神宗皇帝对他的信任和推重，也未尝不与他的这种名声有关。所以，“不争”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低调也绝对不是没有追求。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低调可以使自己更能看清周围的形势，等待真正的机会到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样的“不争”，远远胜过那些盲目的“争”者，正是“天下莫能与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