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真”
开宗明义，《红楼梦》就以甄士隐去（真事隐去）、贾雨村言（假语村言）提出了书的主旨：“假作真来真亦假”，“真而不真，假而不假”，用梦与幻把那个社会的假当做真来叙述，因此有后来发愤读经、以图谋取功名的甄（真）宝玉；另一方面，又把真的化作假的来描写，于是有了贾（假）宝玉；封建社会的缩影——宁、荣二府，那“只有门前的两个石狮子才是干净的”地方，又哪里能够不真假颠倒？宝玉的“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庄子哲学的“太初”之真。所谓“太初”，乃形成天地的元气，又是“道”之本；天真，自然烂漫，所以宝玉在园林造园艺术中，主张“天然”，要“返璞”才能“归真”；人“情”之“真”，作者塑造了贾宝玉，弹拨了人类最敏感、最动听的心弦，谱奏出千古绝响的旋律，使人欷歔，引人泣下，发人深省，令人百读不厌，这是《红楼梦》永世不衰的主要原因。
什么是人之真情？“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便是个性，已发便是情，你我这个性，正是未发之情，就如那含苞的花一样，欲待发泄出来，就不为真情了。”这是作者借用警幻仙子之口，给“真情”作的界定。显然，这是对宋朝理学大家朱熹略加修改的论调：“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暂且不论这种有关“情”的哲学观点有多少正确性，然而，薛宝钗把反映“真情”的“赤子之心”解释为“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这是孟子“人之初，性本善”的人之真情。作者又借用警幻仙子之口，无情地鞭挞那种只有动物本能性欲的“皮肤淫滥”的人之情。“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兴趣。”此外，宝玉的人之真情，所谓“返璞归真”又不是完全返回古老的自然——“那赤子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嫉”。因此，人之真情，所谓天之真应该是：在人类先进文化推动之下，不断发展着的真实感性，只不过贾宝玉还没有找到这种理论罢了。然而，他却在实践中，自己发现了他那个时代的“天真”。只因“曲高和寡”，宝玉的这种天真的人之情不能见容于当时的社会，曹雪芹借用警幻仙子作了预言：“你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在这两种趋势的巨大撞击中，作者和宝玉都找不到出路，只能在道家、佛家、儒家的宋明理学的传统中找到一个避难所，形成了作者世界观和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之间的矛盾：用佛家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道家的“虚无”，朱熹老夫子的“存天理、灭人欲”，构建了一个美丽的太虚幻境，作为天之真、人之情的理论上和感情上的归宿，于是有了一僧一道把世俗的贾宝玉带回大荒山无稽崖的青埂峰下，还回无才补天的大顽石本来面目，重新回归虚无与色空的天之真，否定了天真的人之情：“淫字固不可犯，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全书涂上了一层色空与虚无的色彩，人之真情变成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书中那些与小说水乳交融的诗词、对联，大都成了这个主题的咏叹调。而这，一直是我们民族处于旧时代中的艺术创作感情和哲学思想的基调。
不了情
人世间有各式各样的债，有形的、无形的，好还的钱债，难还的人情债，永远还不清的是那爱情之债，爱得越深沉纯净，越是难以偿还。
曹雪芹的笔端掺和着心之伤口渗出的血滴和潺流心田的泪珠，写下了贾宝玉、林黛玉深情纯净、空灵飘逸，难以了结的爱情悲剧。其情之所以纯净，是因为它正处于已发未露之间，“正如含苞的花一样”，神秘诱人而又一尘不染，这才是作者所说的“真”。他们没有挑逗艳丽的爱情情节，只是些绿窗风月、烟霞绣阁的琐事，如果一定要刻意寻找，能勉强称得上“艳”的，就只有“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一段，黛玉袖中发出一股幽香，闻之令人醉魂酥骨，宝玉躺在黛玉床上闻袖中幽香。只是读完这段后，忽然感到这段描述中充溢着未脱的童真，这种温馨而又天真的情意，正仿佛黛玉袖中散发的清幽幽之香；黛玉独特的女儿态，特别是她的眼泪，那是她滋润爱情的甘露。宝玉以忘情时痴呆、疯傻来表达自己深情的心迹，这是滞于内而伤于外的爱情情绪。如此种种情绪，书中比比皆是，这就使他们至情的言谈笑貌栩栩如生，宛如在眼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共同的灵性，对老庄、佛禅的哲学思想，随时具有心电的共振，诗词、对联中一样崇尚天然、淡泊，对束缚这种情思的八股文都深恶痛绝，引发了对孔孟之道不自觉的拒斥。志趣一致，其道又不谋而合，如此坚实难破的爱情基础，更使他们心心相印、情真意切，却又含而不露。直到薛宝钗出闺成大礼，林黛玉焚稿断痴情悲剧的出现，深深埋藏着的爱情才如火山爆发般迸发出来，充分显示出其难以窥测的深度：宝玉痴呆，黛玉迷失了本性，这就是他们不自觉地追求个性解放的结局。他们爱情的空灵、飘逸是因为他们的爱情从始至终充满了佛道两家的色彩。林黛玉本是佛家西方极乐世界灵河岸上三生石边的一株绛珠仙草，几劫的苦修，炼得一个女身人形，贾宝玉的真身是道家赤瑕宫里的神瑛侍者，他不断浇灌这株仙草，使之不中断修炼，苦绛珠为报此情，幻历人世，用眼泪偿此情债。作者以佛家“三生报应”（现报、生报、后报）之说，把爱情梦造得又实又虚；在尘世情的历程中，他们也常用妙语连珠的禅机来表白爱的心迹。
男女间的爱情，生理和延续后代的需求是基础，这种人的动物属性是动物和人所共有，永远不会改变。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对待这种生理需求的精神境界也不断升华。这为人类所独有的社会属性，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贾宝玉和林、薛之情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宝玉和宝钗的婚姻是封建社会的世俗之情，和黛玉的爱情，却是在儒佛道文化影响下受挫折的纯真爱情。佛家反对各种欲望，认为欲就是烦恼，当然也要消除由欲而生的情，尽管如此，人总摆脱不了情欲二字，就只好把它完全“空灵”化。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对于当时的世俗婚姻及“皮肤淫滥”、只知发泄人的动物性的社会来说，宝玉和黛玉之情却是黑暗中闪闪发光的明珠。“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人类的种种感情实在是难以了结的，美好的又何须了结？当求发展。
情魂祭
情，本来就是人之魂，曹雪芹却把大观园这群女孩子的情之魂，飘升到他构建的“太虚幻境”天国里。她们除却了世俗之情，仍有原来冰肌玉骨的美貌与纯真；分明就是她，呼其名而不应，却又不是她；来无踪，去无影，一群不识人间烟火味的天仙！
这个幻境从两个原型交构演化而来。佛家西方极乐世界的安养国，这里以佛为君，佛号阿弥陀，尊称无量寿国：“无班爵之序，人无胎孕之苦，男女各化育于莲花之中，馆宇宫殿，悉自然悬挂。”另一个原型是老庄“逍遥游”中“适性”、“逍遥”之境；林黛玉的真身，潇湘妃子在幻境中相当于“佛”与“至人”之位，幻境中一副对联的上联称之为“幽微灵秀地”；然而，作者的感情十分矛盾，对这群女孩子的情之魂，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哀痛，所以，下联又称之为“无可奈何天”。据《脂砚斋批》：“上联言境，下联言心。”这是因为“幻境”仍然处于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放春山、遣香洞这些艳词艳地的包围内，尽管跛足道人哼出一首《好了歌》，甄士隐又用一首长调解说因欲致祸的事与理，归结为“要了才好，须好便了”。然而，这群女孩子在幻境中仍然是月光下凄凉的影子，对人间情难以了结。虽了未了，只好无可奈何不了了之；要空未空，盼虚还实。这就是情魂们在幻境中的形象。无非是人们在极度悲哀时产生幻觉、幻听、幻象而形成的幻境。说它是没落的统治阶级的虚无主义，本也无可非议，只是在无限辛酸的泪花中，折射出来的不仅有佛、老的“本无”、“虚无”，更多的是对那个社会悲痛欲绝的鞭挞。幻境中的十四首判词和画，无疑是这些情魂的墓志铭，暗示她们一生的悲惨命运；与之相对应的十四首《红楼梦》北曲套曲，是对这些情魂的祭奠之文，曲子字字皆泪，句句渗血，兼之曲谱“声韵凄婉，竟能销魂醉魄”，词句灵活秀美，叙述角度多变，把这些祭奠之文抒情化、哲理化，令人回肠荡气，悲愤之情欲止而不能。如对黛玉之曲有云：“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似这般，生死关节谁能躲？闻说道，西方有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飞鸟各投林”的结尾，更是声声血泪：“好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好人好到家，美情美到顶，命运惨到头，要了难了结，要空空不了，比之要死死不掉，要活活不成的感情分量不知要大多少倍。据《小说考证》载：《红楼梦》一经问世，不胫而走，青年男女“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饮泣”，显示了它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和反封建的政治内涵。可以说：幻境的布局是全书的总开关，《脂砚斋批》说是“点睛之笔”，又是悲剧的哲学总结。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把哲理叙说放在最后几章，作单独阐述，与小说内容游离；《红楼梦》别开生面，用梦幻、韵文与情节掺和，把“空”“无”哲学做成这“情”的血液和心脏，让真情血液的强烈跳动，使哲理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而悲痛之中的声声说空道佛，显示了凄迷至极的变态，把悲怆的空间和深度更加扩大和深化了，因而艺术和思想的感染力就显得更为强大与深邃。
本来，美好的感情必须升华为正确的理念，正确的理念又转过来作为感情的导向，才能使真善美的渠道畅通。可惜，曹雪芹那个时代的封建理念压抑、窒息了人们真善美之情，作者找不到出路，只好在茫茫黑夜中幻出“太虚幻境”，写出旷世的哀痛和绝望的“空”“无”的情魂祭，它的呼天抢地使人五内如焚，虽然符合历史的真实，只是如今读《红楼梦》时，“幻境”的思想、感情导向容易使人走火入魔。然而只要能钻进去，又能跳出来，就必定能使人增添无穷的美感和智慧。
“偈”和诗
《红楼梦》第一回中，有一首韵文：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请谁记去作奇传？
它开宗明义说明了贾宝玉这“顽石”的来龙去脉，也是作者哀叹自己身世飘零的间接写照。这韵文写得通俗易懂，婉转凄凉。曹雪芹把它标为“偈”。这种文体在《红楼梦》及我国古典小说中，中古、近古诗人的着作中用得不少。了解这种文体的来历、运用和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读懂古典文学。
“偈”本是印度语的译音，它是佛教宣传教义的一种韵文，中文意为“颂”“赞”之意，配上佛教音乐，称为“梵呗”。“偈”常常夹在佛经的文字中，或起始、或居中、或结尾，用以作经文述说的横向铺陈，不少用做佛家哲理的重要解说。通常，它由印度古语的三十二个音节组成，配上音乐，唱“赞”歌“颂”，具有深沉、宁静的气氛，令人顿感肃穆。传到中国后，出现了四、五、七言的四句“偈”，到了曹植手中，他把“偈”变得更适合于中国习惯，制作了“偈”的“七声”之说，更接近于中国的诗。南朝的沈约对佛教崇尚备至，受“梵呗”的影响，对“偈”的唱法和音乐作了认真的研究，创造了诗和“偈”的四声之说，讲究音律、对仗，着有《四声韵谱》，称为“永明体”诗，成为我国绝句和律诗的先声，“偈”也因此而中国化，与诗所差无几。另一方面，“偈”赞这种诗体，常用一些非常浅显而内涵深刻的事例比喻宣传佛学。例如，据说是弥勒佛化身的布袋和尚作有一寓佛理于插秧的“偈”云：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借用插秧倒退的事例宣传佛家容忍退让、“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思想。这种言浅意深、独具意境的风格，对几代诗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王维、李白固不必说，甚至白居易也常写这种“偈”诗，开我国诗、画的一个重要派别。“偈”的这种“悟”性，为诗人写景咏物、寻诗觅句开辟了一种新的风格和道路，至今仍经久不衰。
《红楼梦》里的“偈”也同样具有这种风格和气韵。了解它，懂得它，对阅读或研究古典文学会大有裨益的。
贾宝玉和顺治皇帝
香港出了一部《红楼梦谜》，把红楼梦解说为明朝衰亡和清朝兴起的过程，每个艺术形象都和历史人物令人难以置信地“对号入座”，如贾宝玉对了顺治皇帝，因为顺治也一样年轻时弃位遁入空门。《红楼梦》中“西江月”二词，特别是第二阕有云：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作者言道，“二词是批宝玉，其实是批顺治帝”，“劝后世君王不要学他”。如果这可怕的“对号入座”也出在清朝，曹雪芹诛了九族，仍然死有余辜。
任何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都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比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更真实，更典型，人们可以在这种艺术形象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然而，这种真实并不是有名有姓的某人或自己。自魏晋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或中上层人物的思想行为中，儒佛道三种思潮互相渗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思想感情主体意识和精神境界。贾宝玉、顺治帝、李白及后来的很多山林隐逸就是这种境界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贾宝玉中有顺治帝的影子，却不是顺治，我们可以在阿Q身上找到我们弱点的迹象，但绝不可说，某人或自己就是阿Q。如果一定要用“对号入座”这个词，那么，可以把找影子称为“软对照”，它可以使人在惊诧之余得到认识的提高。至于那有名有姓的“硬对照”，只能引人误入歧途。不能否认，“硬对照”的幽灵仍在人们心底流连徘徊。为了不出现“硬对照”，在此只敢以自己为例：笔者喜欢舞文弄墨，写点蹩脚文章，那种不符合事实半点名的文章当然绝不会写，也常听到编辑的劝告：不要使人产生“对号入座”的想法，以免惹麻烦。笔者也确实见过类似的无聊纠纷，于是下笔顾虑重重，欲写又罢。然而，文章总不能发些没有思想针对性的空论。罢后又写，这两种思想的自我争辩，带来一个好处：对文章的社会效果进行严肃的思考。那种卑俗的“硬对照”，并不属于艺术形象，恰好相反，激浊才能扬清，扬清也会激浊。只能说，这种“硬对照”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抓住一点、无限分析”的回光返照，在自己身上或别人那里仍然固存的反映，既可笑又可悲！
把顺治帝作为贾宝玉的艺术原型来研究，理所应当。只是那种穿凿附会、无限分析的硬性“对号入座”，却使《红楼梦》这部伟大着作蒙羞和蒙难。
探春与宝钗
《红楼梦》第五十六回言道：探春要把大观园的花草果木和鱼塘承包给众嬷嬷，一则可减去她们的月银开支，二则“每年还有四百两银子的利息”。宝钗赞同承包，却不同意探春的“只言利”。理由之一，众嬷嬷哪里有利哪里干，无利者必荒废，一些资源就丢弃了，她引用朱熹的观点：不论顽石、蝮蛇、粪便、草灰都有一节之可取，浪费它们乃“暴殄天物”，“人之自弃”；理由之二，“只言利”不言义，乃“膏粱纨绔之谈”，虽能一时兴利，未必能除弊，甚至产生更大的弊端。正确的做法是：“小事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世俗去了。”此后，探春提四则义利结合的承包办法，宝钗点头笑道：“善哉，三年之内无饥馑矣！”好个大胆的贾探春，把包字引进大观园！好个聪慧的薛宝钗，把义与利捏在一起：真天下奇女子也！
如今，承包已趋普遍，宝钗“用学问提着”承包的理论更显出它的重要性，尽管宝钗的用儒家学问“提着”和我们要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着”根本不同，但是，必须“用学问提着”承包却是正确的，这“提”与“不提”，虽属一字之差，结果却差之千里。管理承包的领导者，用“学问提着”，就不致只知刮风，不去区分该承包和不该承包的范围，承包时也能心中有数，防弊端于未然，一旦问题发生，也能及时解决。承包者用“学问提着”，也能遵纪守法，一旦自己富裕了，他们还知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非走向两极分化。他们还能从技术等其他方面帮助贫困户，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兴了国家与个人之利，又除了弊，不就更高一层了吗？
不以“学问提着”承包的领导者，常常把违法逐利者当成能人，忘记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辨方向，好坏不分；承包者“不用学问提着”，往往唯利是图，哄抬物价、偷工减料、掺假冒真、偷税漏税、行贿受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岂止流入被钱眼套住的世俗，甚至严重违法而锒铛入狱，“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宝钗的“用学问提着”之说，用现在语言来表述，是用正确理论指导实践。如此说，并非把薛宝钗共产党人化，只是说：凡已被认识的真理，古往今来都相同，只是认识的程度和表述方式不同罢了。从《红楼梦》这部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中，我们可以汲取不少有益的养分；我们的时代固然需要探春这样勇敢的“改革家”，更加需要宝钗这样的改革“理论家”。
王熙凤其人
今年又有幸当一次某大学入学口试的“考官”。
我问四位不同地区的女考生，《红楼梦》里，她们最喜欢谁。出人意外，都不约而同地说，喜欢王熙凤！理由大同小异：她能把正在衰败的宁荣二府管理得有条不紊；上上下下周旋得很好，很会做人，一句话，她实在有本事。我又问：你们不认为王熙凤口蜜腹剑吗？有个女考生答道：管偌大的一个家，总要得罪几个人！
好个现代意识，竟然喜欢这丹凤眼的泼辣女性！尔后仔细一想，年轻人也颇有见地，凤辣子确实把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宁荣二府维持下来了。她对刘姥姥这乡下人也很厚道，查抄宁荣二府，王熙凤大难临头之时，还把自己的女儿托给刘姥姥照管，终得好报。她怕贾琏和平儿过于亲近，失掉自己做“大”的位置，盛怒之下，打了平儿一嘴巴，后来，她这“夫人”还向做妾的平儿认错。“贱种”贾瑞想调戏她，王熙凤设“毒”计作弄贾瑞，把他吓死气死，这未免太过分了，但却是贾瑞对她动淫心，咎由自取，也可以认为是女性保护自己的一种特殊手段，由此而说，她口蜜腹剑，大约是封建思想的大男子主义在作怪。因此，如果把“凤辣子”放在宁荣二府这“只有门口的石狮子才干净”的特定环境中来考察，这“辣”未必就等于“坏”。王熙凤的泼辣，其实主要是基于她的所谓“逞强好胜”——想管理好“家”的事业心，她生了重病时，也还不愿丢手，这是王熙凤的才华的主要源泉。此外，她对宁荣二府上下左右各色人等观察入微，了如指掌。加上她用那张甜嘴直言不讳，道出了贾母思想情绪的真性，才讨得贾母的欢心；李纨的诗社请她当“监社御史”，王熙凤很风趣地说：什么干的湿的，无非要我几个铜钱罢了，说得大家乐哈哈的。细、真、甜，对下人恩威并举，胡萝卜加大棒，这是凤辣子聪明才智的主要表现形式。因为她具有这些“泼辣”的基础，才能得心应手，办事顺利，使人们佩服或者畏惧！
王熙凤并非一无所短，她仍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典型。但是，当代一些女性喜欢她，足以说明她是一位有事业心、善于保护自己、聪明能干的女强人。如果说，贾宝玉、林黛玉是封建思想和道德伦理的叛逆，那么，王熙凤却是一位清朝中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得力干将。她的“逞强好胜”已经冲破了封建社会女性“在家从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规范，她放高利贷，存“私房钱”违背了封建社会的规矩，从很多方面看，王熙凤俨然以新兴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站在人们面前了。尽管她在某些方面仍然隶属于封建社会，然而，刚从封建社会破土而出的新兴力量，不可能不带有各自旧的痕迹，正如贾宝玉和林黛玉也仍然留有旧的烙印一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是女考生给我的启示，她们喜欢王熙凤是因为我们的时代仍然需要她的某些特质与风貌，这正是当代一些女性所缺少的。
贾惜春的道德观
自古至今，牺牲别人而保全自己者，从来不乏其人，贾惜春就是这样。王熙凤“惑奸谗抄检大观园”，查到惜春的丫环入画，抄出一些金银锞子及男人用的靴袜等物来，这本不是要查抄的绣春囊，女儿家有点男人的靴袜，也无关大体，王熙凤也想放过入画，惜春为了自己的清白，偏偏要凤姐把她带走：“这还了得！你要打她，好歹带她回去打罢！”“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为什么要这样做，惜春倒也直言不讳，自有其天真之处：“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行了！”好一个心冷口冷的狠心女性！
不过，贾惜春尚未及笄，年幼无知、胆小怕事，值得原谅。唯有那历尽沧桑，“老成持重者”，凡事牺牲别人以保住自己乌纱帽的手段，实在令人不寒而栗！与之共事，成为上司，麻烦来了，推给别人，办好了，人之功以为己功，出些毛病，明明自己知晓，不挑担子，反而说“完全不知”、“没有说过”，把自己洗刷得没有半点污渍，仿佛是“健忘症”病患者。还有一等善于诿过之人，正如一则笑话所说，有两夫妇开饭馆，客人就餐时对男人说：“汤的味道不错。”男人立即答道：“是我烧的。”客人继而言道：“可惜咸了点！”男人马上答曰：“是我家死老婆子放的！”这等人虽也可恨，却仍不及那些心狠手辣之辈、心已黑尽之徒；如果惜春已届壮年、老年，必是这等人了，到那时她还会甄士隐去（真事隐去），贾雨村言（假语蠢言）一番，说什么“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用当今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坚决划清界限”，把下人收拾一顿，然后赶走，只要乌纱帽常在，天天“办公”，道德、良心、事业、工作全可置之度外，而那句“我只知道保得住自己就行了”却深深藏在心底，滴水不漏，不明真相者常以为他们堂堂正正，一贯正确，识内情者或吃过苦头的人，只好近鬼神而远之。于是他们真的成了神，只有烟火而无人陪伴，岂止何其孤独乃尔，还应更加一层：他们到哪里，“怨”也随之而去，“乱”也接踵而来。
曹雪芹在同一章回里，塑造了另一个形象贾探春。凤姐在探春那里抄检完毕，没有发现赃证，即将出去，冒出个“王善保家的”，她自恃王夫人的陪房，又欺探春“庶出”，前去掀起探春的衣襟搜身，正是此时，“拍”的一声，探春的巴掌打在王善保家的脸上，接着美美地教训这“作脸献好”的老婆子一顿。好一个有胆有识的探春！她不为自己的“保得住”而忍辱偷安，而是一身正气，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也保护了下人应有的人格，有谁不佩服呢？这种真正的“人”，走到哪儿，欢喜也到哪里，稳定和谐也跟着到哪里。
我们这个时代，当然，贾探春型的人是大多数，如果再多一些“贾探春”，再少一些“贾惜春”，我们的人际关系将变得更好些，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将更容易解决一些了，你说是吗？
妙玉的茶道
深夜，伴一杯清茶，常常想起妙玉在栊翠庵的茶会。贾母不喝味苦品精的六安茶，要喝嫩芽精选、香气高爽的“老君眉”；叫人垂涎的是妙玉单独招待宝钗、黛玉和宝玉的“茶品梅花雪”。沏茶的水是妙玉在梅花上收的雪，埋藏五年后取出的，宝玉用的茶杯是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的竹根杯；茶、水杯如此，这茶的色、味、韵之甘醇，高雅，自然是非同一般。遗憾！这只不过是红楼一梦罢了，只留下梦后寻踪的失落感。还是眼前的大叶茶、自来水、紫砂杯的现实！读书、思考、写作间隙，呷上几口——虽非林黛玉挖苦的“牛饮”，也不是解渴的“蠢物”，更不至如妙玉的走火入魔。提神消倦，倒也在中上品之间；不过，因这红楼茶品的长期诱惑，人往高处走，总想提高点档次。
虽不敢说品遍天下茶味，却也尝过龙井、铁观音、珠茶之类，可能因水而异，此类名茶，清则清矣，惜乎味不如名，唯有云南尼诺之甘醇无比，大叶茶的余味不尽，烘青之清香提神。如用楚雄白沙水、林莽高山的凛冽清泉、活脱脱的龙潭水、清净明亮之井水烧开沏出，虽仍难比“梅花雪”，当是又高出一筹。何况，茶本是我国国粹，营养丰富，除病止渴，有百利而无一害，岂止国人喜用，世界饮茶也极为盛行。客人进家，奉上好茶一盏，谈锋顿旺，胜似可口可乐、矿泉水之类，更是天上地下难以比拟，岂不美哉！
然而，一出家门，就很难找到像样的茶馆。自带的茶叶，碰上怪味的开水，其味因茶的发挥而更为恼人，大扫茶兴；到了溶洞，眼看清冽的钟乳石滴水“到黄昏点点滴”，只好望滴水兴叹；如果用建水产的紫砂杯、燕子洞的乳石滴水，沏上一杯红河产的好茶，就“梦幻”世界落座，纵不能与红楼“梅花雪”相比，恐怕也应是燕子洞一景吧。如有喜摇笔杆的好事者，未尝不可写上一篇像样的文章。如今各地名山岩洞，有好水无好茶，喜茶的游客只好饮用与古迹风景不相匹配却又琳琅满目的苏打饮料。此种饮料固然可以任其流行，然而，缺茶，总是饮食文化中一大空白，仿佛音乐文化中少了严肃音乐。更严重的是，引来了民族自尊心的遗憾！
“隔锅香”，是小孩子幼稚的表现，二流子有“家花不如野花香”的习性，“远香近臭”的人缺少应有的民族自尊心；舍己之绫罗而拾人之敝屣，说起来令人发笑，然而，类似的事却屡见不鲜。虽然再也无法品尝“茶品梅花雪”，但好茶好水好杯在名山旅游胜地，实在应占一席之地；善于开掘诸如红楼及妙玉的饮茶之道者，未必不如八十元一杯鸡尾酒的生财门路。到底还是中国人呵！何况，外国人更为喜欢东方的古文明，何必自己糟蹋自己呢？
黛玉说“风”
且说袭人听说尤二姐、香菱惨死，静坐房中，兔死狐悲，忽念黛玉必是“东宫”之主，因自忖道，何不探探黛玉虚实。进得萧湘馆坐定，寒暄完毕，绕山绕水说完香菱及尤二姐遭遇，乃叹道：“她们也一样是人啊！”黛玉本来机敏过人，听出弦外之音，沉思半晌，方才说道：“凡属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一句话，就把这“西宫”花袭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黛玉论风之说，实在是为己所用，较之千多年前宋玉的《风赋》，委实小巫见大巫。《风赋》说风有两类：雄风为王者之风，楚怀王端坐阳台之上，一阵清风徐来，王曰：“快哉此风！”如此推断，自当还有“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暖风，这种起生机、送凉意的王者之风，不论东南西北风，都于万物有用。另一类是“庶民”之风（准确些说，应是小人之风）为雌风，此风一刮，不论冷暖凉热，刮得人睁不开眼，戴不住帽，行路蹒跚，“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扬起渣滓漫天飞舞，墙头草顺风倒伏，山间古松摧眉折腰，“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生机丧尽，人畜不宁，甚至酿成大灾。“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腐余”、“溷浊”之流乘机渔利，或中饱私囊，或乱中取位，“乱世出英雄”！
黛玉所言之风，不论东风西风，都属小人之“雌风”；为要争夺东宫主的位置，她当然要不惜一切代价刮风。古往今来，又何止黛玉一柔弱女子喜欢刮此“雌风”！古时暂且不论，今人就有吃喝风、摆阔风、出国风等等，还有那为人所不易察者，诸如一说缺点，就呼号为一团漆黑，再说优点，又喧嚣完美无缺；如果有人说社会主义还需不断完善，立刻北风怒号，妄想送之入地狱；你说取资本主义之所长，热风起处，真要奉之进天堂。在此辈头脑中，道德只有两个点，至善与至恶；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上，只知道南北极，并不知晓这个星球最繁荣的是温带和亚热带。学了数学，只知1和10，不晓4、5、6，思想只有形而上学，少有辩证法。如此思想偏激，行为乖张，肺结核的病态反映，大约就是林黛玉风说的根源。
再说“雌风”之所起。世间万物总是阴阳相生，雌雄同住，且看和风始发，“雌风”紧随鼓噪，不断升级，干热之风劲吹，因过热而呓语，而疯狂，于是，因“雌风”之混杂，王者之风走向反面；风伯和风姨忽有所察，凉风继起，雌风最喜乘势兴风，于是北风呼号，寒“封”山野，生机尽失。“疯”皆因“雌风”，对其之所兴，不可不明察其秋毫，注意防微杜渐，当可防患于未然。
因此，笔者倒替黛玉担起一份心来：如非红颜薄命，她一番风说必定付诸实施，这位心地狭窄的东宫主，刮起“雌风”来，未必弱于王熙凤；较之宝钗的王者之风，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此说未必尽人满意，只是对黛玉作一种逆向思维，引“玉”抛砖，求些新意罢了。
贾宝玉的园林美学观
贾政大观园试才题对联之时，曹雪芹并没有给宝玉一个确定的年龄，笔者推算，约在十四岁左右，与曹雪芹全家从南京迁北京后三年的年龄相仿佛。如此小小年纪，对大观园中稻香村的园林造景，却发了一番十分精辟的议论，实则是作者借宝玉之口对园林美学观点的阐发：“何谓天然？……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乃人力穿凿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廓，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立，似非大观。怎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故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
“天然图画”，这正是我国古典园林造景的精髓。和欧洲园林的人工形态相比较，显现了我国园林文化的特色：深与广并存，实景和虚景相辅；静中有动，动中显静；藏和露彼此衬托。人在景中，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元素，甚至只是藏在其中的一种灵性，有如自魏晋以来的山水诗和山水画，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形成了一个互相衬托、融合的完整的审美体系，这就是宝玉所说的“大观”。那些破坏这种统一的“人力穿凿”，仿佛是田园交响乐中不和谐音符，破坏了这“大观”所体现的神趣与韵味：宁静淡泊，空灵飘逸，玄远超俗。它不允许有人为的阻滞和隔离，应是“圆融无碍”，这正是王维及南宗泼墨画及魏晋以来山水诗所追求的意境。究其根底，无非是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特别是以慧能大师为首的南派禅宗所修炼的意境。
有趣的是贾宝玉把这种人景渗透、情景交融的园林美学观和儒家的宋明理学大师朱熹扯到一起，他把物质的园林“大观”说成是朱老夫子的“气”，而景点神韵的精神用夫子的“理”来称呼：朱夫子说的“理在气先”当然是唯心主义，但“理在气中”却未必错误。这样，贾宝玉在园林美学上把佛禅和宋明理学的儒家融为一体，表现了宋明以后，儒佛道合流后的那些积极的思想成分，形成了我国文化的独特的审美情趣。直到今天，它仍然有着强大的活力。
大观园的穷朋友
宁荣二府的人，只有两类：主子和奴才。无论贾宝玉如何惜金怜玉，他和花袭人总还是主子和奴才，终究不是朋友。荣府的朋友，不是达官就是贵人，只有一个人例外：刘姥姥！
刘姥姥成为贾府的朋友，和贾母同桌吃饭，被老夫人称为亲家，恐怕她自己也始料不及。开初只为穷极思变，七拉八扯，和贾府攀了个挂角亲，于是带上些时鲜蔬菜，打通了奴才们的关节，跨进贾府“打秋风”捞好处，此行虽瑟缩寒酸，却也小有收益。二进荣国府却时运临头，大见成效：那些时鲜蔬菜和乡野趣闻，有如飘进贾府的一缕清风，使贾氏阖府从腥膻油腻中一尝素鲜，让这些孤陋寡闻的富贵人家大开眼界，笑得老夫人合不拢嘴，喜得宝玉痴病大发，彻夜难眠。刘姥姥凭她那憨厚的狡诈、笨拙的机灵、无知的聪明，在贾府扮演了一个可爱的丑角。说她可爱，是因为她不失农村那种有心计农民的憨态与诚实；只是任她在农村能言善辩、工于交际，一旦踏进这花团锦簇、诗书传家的贾府，丑角就演定了。
贾府上下，除林黛玉说她是“母蝗虫”，妙玉对她嗤之以鼻而外，刘姥姥的这种角色，赢得阖府皆大欢喜。究其原因，无非刘姥姥给大观园展示了一幅虽然“俗气”，却十分清新的农村世界画面。最有眼力的莫过于王熙凤了，开始，她喜欢刘姥姥，只因老夫人可以开怀欢笑，及至后来，她凭自己的敏锐触角，洞察刘姥姥有一颗金子般的善心。按高鹗后续四十回之说，贾府“事发”破败，王熙凤病死之前，女儿巧姐托孤刘姥姥。但按曹雪芹原意，金陵十二钗正副册中的判词及画面所示，王熙凤落入“狱神庙”短命死后，巧姐被“狼舅奸兄”卖掉，沦落烟花巷，为刘姥姥救出，收在“荒村野店”纺织谋生。至此，刘姥姥忠厚诚实、解人危难的品质才正式显现出来。只有她才是贾府的真正朋友！
刘姥姥是红楼梦前八十回写得异常出色的人物之一，显示了曹雪芹对农民的进步思想：达官贵人不可以没有农民“穷朋友”，他们不但给大观园提供了巨额消费，也给大观园带来生机；荣华富贵之时，可以更新耳目、获取知识，患难来临，可以在那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覆灭盖顶之时，又成为托孤、延续后代之所。可惜，高鹗的续书制造了一个“沐旧泽兰桂齐芳”的结局，对刘姥姥这个典型的本质刻画，着墨大为逊色。实在令人惋惜。
认真说来，这种惋惜之情中，还包含另外的一种遗憾：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文化大革命”六七十年代的受难时期，我们在农村中结交了很多“穷朋友”，对农村的脉搏跳动了若指掌，常为他们的安乐共享、患难不弃所感动，后来进了“小官园”、“中官园”、“大官园”，朋友间交情断绝，对农村情况越来越荒疏，偶尔下去走一转，只能说深而不入，所交“朋友”，也缺少过去那种真正的热情，并非真正的朋友。常常这样安慰自己：环境变了，交友对象也会变化。然而，始终感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局面限制着知识和认识的开拓，容易脱离实际、思想空虚。这不也非常令人惋惜吗？
“茄鲞”的联想
如今有些餐馆以红楼命名，宣称专营《红楼梦》所载食品。因为我无此口福品尝，真假不得而知。只是《红楼梦》里有名称的食品，大多未注明配料和制作方法，例如元妃所赠“糖蒸酥酪”，只说袭人喜吃，宝玉就赠送于她，岂知袭人“吃的时候好吃，吃过了肚子疼，闹得吐了就好了”。此外，螃蟹、烤鹿肉等等，也是如此，只有几宗写的较为详尽，如“燕窝粥”，“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吊子熬出粥来。”写得最为诱人流涎的，要数第三十八回里的“茄鲞”，“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和香菌、新笋、麻菇、五香豆腐干、各色果子都切成丁，用鸡汤煮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
仔细想来，这“茄鲞”大约就是贵族化了的民间咸菜茄子鲊。我吃过的云南茄子鲊约有两类：一是把茄子切成条，晾至半干，加米粉面、食盐、辣椒及香料拌和，吃时取来，或炒或蒸均宜；另一类做法大体相同，只是配料要多一些，全部用油一收，然后贮存。这两种茄子鲊，配料的分量因各人喜爱不同而各有千秋，好吃辣子者辣得要命，喜糖者添加甜味，美食家又配以香菌、鸡之类的干果干菜，其味千回百转，不一而足，有如当今的女性衣着服饰，非常具有个性。
饮食菜肴中，山珍海味、鸡鸭鱼肉之类的大菜，显然事关口福，人人都不会小觑。然而，无论宴席或家常便饭，一碟美味可口的咸菜，常常可以使人如饮天醪，胃口大开。曲靖韭菜花、易门豆豉、路南卤腐、楚雄酸萝卜以及莲花白泡菜、油鸡，常常成为众筷之的，众口竞相赞扬，女主人因此而眉飞色舞，使酒席生色，为主人争光。
云南菜肴虽属川菜系统，但又比川菜的麻辣挂帅淡雅平和得多，咸菜较之川味咸菜更易上口，另有自己的特色。然而，提高咸菜质量的潜力仍然很大，路南油卤腐算是有些名气了，但一位朋友赠我油卤腐一罐，不知其产地，其味较之路南卤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说来，云南咸菜生产完全有条件更上一层楼，让它们在宴席上或家庭餐桌上成为诱人的小巧精品。《红楼梦》中的“茄鲞”能登大雅之堂，我们的咸菜未尝不可以上红楼餐馆的餐桌，不可因其“土”而自卑自贱。其实，越“土”就越有特色。任何一种文化，特色是它应有的主要价值。
词汇的互借
《红楼梦》中，不但理论是佛家思想，宝黛钗三人的“斗机锋”的语汇自不必言，所用语言、词汇，很多都来自佛家。
佛教之于我国文化，有如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红楼梦》不仅在主题思想、意境构建、文体运用上受佛家的影响，在语言使用上，也引进了很多佛学术语，给它们增添了新的内容，影响所及，历久不衰，只不过人们用惯而不知道这些词汇的来历罢了。
试举一些《红楼梦》中用过、如今仍然常见的例子以资说明：“大千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的简称，佛家以须弥山为中心，同一日月所照到的为一“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为“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即为宇宙的泛称。“醍醐灌顶”也是佛家术语，“醍醐”就是奶油，用以比喻佛家的佛性精华输入人的头脑之中。“三昧”是印度古语译音，中文为“定”之意，佛家指一种专注的心境。“语录”，来源于佛教徒记述禅师的言谈、短句要言，简洁明快，以后俗界士众也广为借用，如《石涛语录》等。“顿悟”一词是南禅六祖慧能的主要观点，意即忽然的了悟。此外，《红楼梦》中还常见“臭皮囊”、“悟性”、“沉沦”、“意境”、“执着”等佛家术语，至今都仍然普遍使用。
如今，借用佛家的术语和典故来增强语言表现能力的仍然不少。如“想入非非”一词，佛家所谓的“非非”，是指非一般人的思想所能达到的“无色界”、“第四天”，也即“非非境”。“刹那”是印度语音译，佛家指极短暂的瞬间，相当于“弹指”的六十五分之一。“世界”一词也源于佛家术语，“世”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界”说的是东南西北上下六界。“观念”是佛教徒闭目思佛；“真谛”和“俗谛”相对，“真谛”是指佛道的真理，而“俗谛”是指世俗生活的真理。此外，如“世间”、“上乘”、“教化”、“睡眠”都出自佛家术语。至于反映佛家宿命的术语，在民间和口语中更是不可胜数。如“瞎子摸象”、“不知死活”等等，都是佛家用以宣传教义时常用的寓言故事，它们组成了我国典故成语中重要的部分。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旧的词汇，人们常常赋予新的内涵，佛家的术语也常常被这样运用，如今我们常用的“真理”、“思维”等这些词，都借用于佛教。还有“解脱”一词，佛家指从各种烦恼、私欲中解救、超脱出来，如今我们用做政治术语，就把它的含义与“解放”、“释放”明显地区别开来。此外，“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句佛家常用语，也常用来教诲那些有错误或犯了罪的人，其含义和佛家的内涵当然是完全不同了。如今美学中常用的“观照”也来源于佛学。因此，语言词汇中，古今中外，互相借用、互相渗透、“旧瓶装新酒”、“洋瓶装国酒”的现象，是丰富我们语言表现能力的一种途径，只要用得恰到好处，约定俗成，就能显示出它们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