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立一种新秩序，就必须打破原有的旧秩序。
1953年至1956年，新中国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1953奠基
1953年，有一起，有一落。第一个五年计划催生工业化浪潮蓬勃兴起；朝鲜战争停战，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结束。“一五”计划为中国经济发展植下了厚实的根，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为新中国外交布出了良好的国际“天气”。
工业化奠基之役
吴小妹来郑州那年24岁，与她同去的有同乡200多名上海人。刚到郑州时，他们这些南方人闹出了不少笑话。看到田里大片的麦苗，有的人忍不住惊叹：“北方的韭菜长多高呀！”还有的人吃着买来的高粱面儿花卷，直皱眉头：“北方的豆沙真涩！”在“甜汤”里用勺子搅了半天，很不明白，明明没放糖，怎么还叫“甜汤”？从繁华的上海，千里迢迢来到新兴的郑州西郊，他们吃了不少苦。
“在上海，早上小吃几十种，想吃啥吃啥。厂房设施好，有大花园、大球场，有舞厅和戏院、电影院。到了北方，首先是吃得非常不习惯，没有大米，菜又没有油水，红薯面、高粱面做的黑馍涩得咽不下去。吃饭没桌子、没凳子，在席棚里成群的人蹲着吃。每到吃饭的时候，一些年纪小的女工都偷偷地哭。”吴小妹50年后是这样回忆的。
吃苦能吃得，干活不怕累，但是对于这些来到郑州的南方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没米吃。当时的郑州市长王均智可谓用心良苦，他扮演起了“换大米”的“官倒”角色——用郑州的大枣和花生，与南方地区换来了不少大米、鱼虾。
同吴小妹一样，他们这些南方人，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援建郑州棉纺厂的第一批外地工人。“一五”时，郑州和咸阳、石家庄、北京一起，被国家确定为“四大新兴纺织基地”。吴小妹所在的厂是郑州国棉一厂，一厂的投产，只是郑州棉纺业建设的一个开始。国棉三、四、五、六厂相继而起，以“一年建一个厂”的速度扩展。
从郑州棉纺业的发展足可窥见“一五”计划期间，全国工业化浪潮的汹涌。
“一五”计划在1951年便进入了编制设计阶段。1952年7月，“一五”计划第一草稿完成。进行全国范围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和文化建设，这毕竟是第一次，应该说是没有经验的。在当时的清况下，只能学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设经验。同年8月，周恩来、陈云等率领政府代表团赴苏。中苏双方经过了长达9个月的协商，最后确定了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项目。这些项目遍布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是中国工业化的整体框架，因此国人也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
经过精心筹备，“一五计划”在1953年正式开始实施。选择1953年，是有历史背景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2年底，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期间，在国家的正确决策下，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市场物价平稳，饱受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同时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国营经济得到发展，创造了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良好条件。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鞍钢炼铁厂
年初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告诉人们：“我们国家计划建设的规模一开始就是极其宏大的，摆在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巨大的。”
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在国家充满激情和富有感召力的行动下，“一五”计划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工业化建设的高潮。1953年12月，鞍钢三大工程提前完工，成为“一五计划”第一个建成投产的重要项目。毛泽东激情洋溢地给鞍钢全体职工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七号炼铁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35从此新中国有了第一炉铁水、第一根无缝钢管。随后，武钢、包钢、一汽、长江大桥也开始施工并建成使用。
“一五”计划时期，是我国的工业布局雏形出现的时期，也是中国迈开大工业雄壮步伐的第一个歩。这个时期中国工业化效果最明显，成就卓著，发展最为顺利，这些大工业项目奠定了共和国发展的根基。
“窗外雨霁晴意浓”
1953年的春夏，日裔美国人CHIKOMI和其他美国军人一样，都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战斗”里。鼎鼎大名的美国大兵的敌人不是什么威武之师，居然是——苍蝇！他们争先恐后地抓苍蝇，开始用拍子拍，后来又想到了用网。物品的价格居然用苍蝇的数量来标价，赌博输赢的也不是美元，居然是苍蝇。他们会为了苍蝇争得面红耳赤。听起来匪夷所思，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苍蝇值钱了，每200只苍蝇能换一支香烟！
这些美军士兵都是战俘，是在朝鲜战争中被中朝军队俘获的。这是发生在战俘营的一件趣事，志愿军为了鼓励他们参加灭蝇运动，所以提出了苍蝇可换香烟。这些战俘过得倒是有趣，而围绕他们的谈判却激烈异常。朝鲜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持续了3年之久。事实上，早在1951年5月就出现了谈判的苗头了，而关于停战的谈判居然经过了漫长的24个月，其中19个月就是卡在了俘虏遣返这一问题上。
朝鲜战争的斗争不仅在军事上，还在谈判桌上，两个战场都剑拔弩张。从1951年夏双方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战场和谈判场反复多次较量，一直持续到1953年夏。反复的较量下，美国和南朝鲜方面终于招架不住了。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于6月8日表示，接受“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提案。这样，6月15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便全部达成了协议。
6月16日，中朝军队发布命令：即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然而，话音未落，李承晚却反了面目，他复函美国政府，再次提出拒绝接受停战协议。毛泽东当机立断，果断指示志愿军“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于是，中朝军队于7月13日21时起，发起了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南朝鲜军队。双方的最后交战，以南朝鲜军被歼灭7.8万余人，失地167平方公里而告终。战场的硝烟消了，谈判的战斗也终于走到了尾声。
7月19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在美国的压力下，南朝鲜政府不得不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1953年7月27日，在朝韩两国的军事分界线上，一座籍籍无名的普通的小山村，成为了一段雄壮惨烈历史的句号。这就是板门店，在这一天，在这里，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参加在板门店举行的签字仪式，并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28日，金日成元师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分别在协定上签字。28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协定上签字。29日，交战双方交换经双方司令官签署的停战协定。协定以北纬38度为南北朝？鲜的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2公里成立非军事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终于落下帷幕。
彭德怀元帅在朝鲜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195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曾沮丧地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第一次没有打赢的战争。朝鲜战争的胜利，不仅维护了中国的战略版图，还极大了地奠定了中国大国的威望，打出了中国的尊严，一雪百年的耻辱。在1953年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神态庄严、气定神闲，他说：“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我们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33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最后，毛泽东郑重警告：“帝国主义侵略者应该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日，政府一直在积极努力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朝鲜战争结束后，当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基本原则的提出，表达了中国热爱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此后的几十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可以说，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奠基。
风云印记
5月2日至11日，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提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11月至12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
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954欣慰
1954年，是令人欣慰的一年。内外战事平息，“高饶”事件得以平息，政治上，重现一片风平浪静；三大改造的火焰更为炽热，经济上一片如火如荼的景象。
“高饶”风波终平定
一处普通简陋的民居，室内狭小，里面放着一幅画。画上接房顶，下贴地板，房间里有一位画家，他为了作画，一会儿爬上房顶，一会躺在地上。他废寝忘食，没日没夜地画。他是谁？究竟他在创作什么吗？
原来，他就是中央美院的知名教授董希文，在这间简陋狭窄的房子里，却“走出”了一部历史巨著——《开国大典》！
提起开国大典，如雷贯耳。这幅作品连徐悲鸿都给了满分，它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可是，这样一部历史大手笔，却经历了多次磨难。在画作问世两年后便进行了一次修改，去掉了一个人物——高岗。
究竟为什么去掉高岗呢？原来这和“高饶事件”有关。
“高”是指高岗，“饶”是饶漱石。他们都是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前曾长期任要职。1952年11月，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1953年2月，饶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其实高饶事件并不复杂，高岗一心想要取代刘少奇的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颇搞了一些名堂，如背后封官许愿，并进行贬低刘少奇、周恩来的非正常组织活动。毛泽东当时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对待农业合作化，民族资本家等问题上有分歧，而高岗的意见一直与毛泽东相合，毛泽东对他很信任。高岗为发展势力，曾先后拉拢过饶漱石、林彪、彭德怀、陈云、邓小平等人，但陈云、邓小平当即反对，并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开始有所警觉。高岗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散布流言蜚语，贬低刘少奇、周恩来，而饶漱石也在9月至10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对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否定。这之后被引伸为高饶结成反党联盟的主要依据。
高岗有个著名的“军党论”，他曾在杭州对林彪说：“我觉得，在中国，党是军队创造的，是枪杆子上出党。他刘少奇拿了几天枪？他不是一直在白区混吗？他算什么党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这个结论要改变。咱们一直都是拿枪的，党本来就有两个，一个军队的党，一个白区的党，主体应该是军队的党，可倒好，白区那些人，就是刘少奇那个圈子里的人，一个个都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里掌握权力。凭什么刘少奇的屁股总是搁在我们头上？”
高岗的这些活动其实毛泽东一直耳闻，在1953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向高岗提出严厉的警告，他说：“我现在宣布，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以我为首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一股地下水。”
1954年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时，暗示了中国党内将发生大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高岗是陕西干部），楚就是我们湖南（用手指着他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样？还要等等看。”40但是，毛泽东当时对高岗、饶漱石仍想努力坚持团结。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2月中旬，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委托，周恩来召开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查证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的总结发言和邓、陈、谭的报告。
而此时传来了高岗自杀未遂的消息，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未遂的消息后，十分挂心，其实他对高岗还是很惜才的，他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对高岗要特别保护，还同意了周恩来做出的对高岗实行隔离审查的意见。
毛泽东对批判完高岗后如何处理他的事情，是有考虑的，并且已经有了基本打算，他打算安排高岗去陕西省当省委副书记兼延安地委书记，仍保留高岗的党籍，不但保留党籍，还要让他当中央委员，以后还要使用他。毛泽东爱才可见一斑。但高岗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在1954年8月中旬报纸上把全国各地选举产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发表完毕时，高岗仍然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于是他认定自己再也不能当高官了。他绝望了，1954年8月17日，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对于饶漱石，因为还牵涉到建国前的一些旧案，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饶是首犯，潘汉年、扬帆为主犯。三人均被逮捕，后被判刑坐牢。
社会主义改造大跨步
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向全国总工会报喜
一群人热热闹闹走在大街上，几个人托着一个大牌匾，匾上写着大大的“喜”字，人群兴高采烈，欣喜万分。这一欢庆的场面，可不是哪家娶媳妇，而是1954年后很常出现的一个场面——报喜。我们看到的图是职工向总工会报喜，当时还有工商业职工代表向毛主席报喜的大照。喜从何来呢？原来是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即政府采取“赎买政策”，对原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是赎买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国家先入股，再逐步赎买。当国家还没有完全占有股份时叫公私合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最重要的部分，它开始于1954年。
1954年1月，中财委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被中央列为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重点。半年后，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指出国家要对部分商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改造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的运动兴起，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9月2日，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社会主义成分在合营企业中居领导地位，而对私人股份权益，也给予了很大的保护。
到1954年底，主要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多数已经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因而1954年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大跨步的一年。
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并行开展的是1953年开始的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手工业合作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两大改造在1954年都有比较大的发展。
关于手工业改造表现在当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指出要对手工业合作化积极领导，要加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团结，在生产上给予可能的帮助。各地可采取手工业者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把手工业者广泛组织起来。
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10月1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发展互助合作的成功经验，并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发展提出了大体的步骤。
风云印记
4月至7月，讨论和平统一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6月25日至29日，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发表了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宣布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基本准则。
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12月21日至25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1955高潮
1955年，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了，这桩错案对文艺界无异于一拳沉重的打击；三大改造速度过快开始露出弊端，党中央出台措施加以巩固，三大改造势头强劲，并逐渐卷起高潮。
三大改造在巩固中渐趋高潮
河北省遵化县城东40里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庄，叫作“四十里铺”，这里很不起眼，可是自从出了一个王国藩合作社，就在全国闻名了起来。王国藩合作社是一个由二十三户贫农组成的合作社，是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合作社，是一个被称为“穹棒子的合作社”，他们的干劲得到了毛泽东的极大肯定，并称它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形象，代表了五亿农民的方向，“鸡毛可以上天”。
可是就在这个“国家形象的代表”里，在办社之初，却出过一个叫王悦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党支部发出了要办合作社的号召，有许多农民踊跃报名之际，他却很抵制。他抱怨说“入合作社要吃大锅饭，共产共妻”，“入社个人财产全充公，再想拔腿就难了，最终还是该扛活的扛活，该要饭的要饭”。在他的影响下，有很多人产生了动摇，许多报名的很快又退了。70户最后只剩下了3户。后来在支部领导的努力下，重现繁荣。
其实，王悦只是发出了一个农民的真实呼声。因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确实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抵制不只是在“四十里铺”有，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在许多地区，农民的利益受损、生产积极性受挫，常出现杀、卖牲口，砍树杀猪，吃光喝光等现象，因为自己不消费掉就要“充公”了。
党中央其实并不是没察觉，1955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合作化运动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4月21日至5月6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农业合作社要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在中央的指引下，各地都进行了整顿和巩固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
7月31日，党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发展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重申了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求合作社要全面规划，有计划地发展。
可是这些正确的方针并没有落实，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在得悉方针后，认真执行，把全国合作社缩减了两万个，初步巩固了65万个，并预估1956年春的发展计划为100万个。可是被毛泽东推翻了，他要求数量提到130万个。邓子恢提出了异议，却被误批为“右倾”，“‘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甚至说邓子恢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出发”，同时，1953年和1955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也被错误地否定。
10月4日至11日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将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了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农业合作社发展中的急躁冒进情绪再次抬头，巩固的成果遭到侵蚀。
这一年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迅速，渐趋高潮。到1955年的12月下旬，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农户成为了农业合作社的社员。
这一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如火如荼地进行。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学习毛泽东讲话，听取陈云、陈毅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这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这些改造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它却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一些企业家的积极性。他们白天敲锣打鼓庆祝进入社会主义，晚上却回家抹眼泪。后来宋庆龄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1955年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我们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者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前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抱怨。”41不过，这封信并没有收到效果。
这一年，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逐渐走向高潮，12月21日至28日，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1956年和1957年的发展规划，中共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报告。
胡风冤案
人迹几无，树木丛生，断壁残垣，走兽出没，一片荒芜中透着寂然。这是位于二郎山外大坪山的天全、芦山、宝兴三县交界出天全县境一侧的风景。这里是苗溪农场，它与外界的唯一通道便是一座灵关河上的石桥。这氛围中透着股神秘感，昭示着它的不平凡，原来它正是当年的川西监狱。鼎鼎大名的胡风曾经就关押在这里！
胡风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他是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他的一生，著作等身。
胡风很早便参加了革命进步活动。他1933年在上海“左联”任宣传部部长，后又担任组织部部长，并承担了“左联”和鲁迅之间的联络人的工作，在国统区做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一直被中国共产党视为进步作家和朋友。1949年他被邀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解放后他担任了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编辑委员等职务，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
1955年是胡风命运转折的一年，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并被提升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从此文艺界中围绕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变成了对胡风的政治讨伐。
其实，在这场“山雨”瓢泼前，是有过几年的“风满楼”的酝酿的。
早在1952年文艺界整风时，就有人提出过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评的论调。当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编者将胡风的文艺思想指为“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此，胡风表示异议，并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对其文艺思想进行讨论。周恩来随即指示在京的部分文艺界人士同胡风举行座谈。胡风是个很有个性，能坚持自我的文化人，他拒不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有错误。他的这一表态立刻被斥为坚持错误的文艺理论。1953年初，《文艺报》陆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同时《人民日报》做了转载。胡风的个性又一次体现了出来，他不服，在1954年7月，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27万字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十万言书”，它对批评进行了反驳。然而，他的呐喊最终成为了空气。
胡风随后迎来了文艺思想上的公开批判，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仅在5天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而路翎、牛汉等92人也随后下狱。6月份开始，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轰轰烈烈展开。整个案件有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
其实，胡风事件发生时，是有过不屈的正义的声音的。胡风的一个老战友1955年在公安部工作，在调查“胡风集团”案时，结论为“证据不足，不能定为反革命”。然而报告送上去，却被批示为“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1955年5月25日，翻译家、美学家吕荧只身一人登台也曾为胡风辩护。那是在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有700多人参加的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大会上。“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是反……”，吕荧大声疾呼，然而他话未说完，就被扯下了台。
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桩错案得到了彻底的纠正，胡风恢复了名誉，在坐了20多年的牢后，终于在1979年获释。此后，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1985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老人走完了辛苦的一生，他无怨无悔，对党依然忠诚。他的一生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缩影，是一段历史的叹息。
风云印记
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
4月18至24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我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同其他与会国家一起，为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1956欢腾
锣声，鼓声，炮竹声，震耳欲聋。整个北京在巨大的喧嚣声中迎来了1956年的春节。一切都还和以前一样，辞旧岁，迎新年。然而一切又看起来很不一样，那一张张脸上绽开的笑容，又让人们感觉到了与以往的不同。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整个北京城彻底成为红色的海洋，在这里没有了剥削了，没有了压迫，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成为了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这一年，中国将存在了几千年的剥削阶级，赶出了历史的舞台。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1956年1月14日夜，同仁堂乐家老宅里灯火辉煌。乐松生在家人的帮助下，把所有的衣服都翻了出来，试了这件，试那件，直到最后才挑选出来一套体面的大衣穿在身上。四十八岁的乐松生早已过了对衣服品头论足的年岁。但是，他必须让自己穿得体面一些，因为，明天他即将迎来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
毛泽东在天安门会见乐松生
乐松生作为同仁堂百年老号的掌门人，面对姓“公”还是姓“私”这个问题的时候充满了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不可逆转，但是他又害怕老祖宗留下的基业在他手里毁掉，面对这样的形势，乐松生选择了观察，他将北京的业务交给手下打理，去天津静心研究应对新政策的方法。然而刚刚到达天津不久，北京同仁堂的电报就跟着到了天津。同仁堂职工代表要求与乐松生面谈工资待遇，这让乐松生原本焦虑的心情更加忐忑不安。可当他沮丧地回到同仁堂与职工代表会谈时才发现，职工代表并没有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乐松生当即将自己的观点告诉职工代表，并得到了所有职工代表的热烈拥护。这次会谈后，职工代表全票通过，推选乐松生继续做同仁堂经理。这让乐松生很是意外。
继续执掌同仁堂的乐松生开始主动学习党的新政策，并逐渐消除了矛盾心理，开始向“三改”政策倾斜。1954年，乐松生来到北京市委市政府主动申请公私合营，作为第一家申请公私合营的中华老字号，同仁堂得到了政府的多方照顾。这更让乐松生放下了悬着的心。而乐松生在北京工商业界中的崇高声誉，更是间接地对其他工商企业的改造具有巨大的促进和影响作用。
1956年，北京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为了庆祝这一伟大的成就，1月15日，北京举行盛况空前的群众大游行。乐松生被选举为工商业界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喧嚣的庆祝声中，乐松生亲自将北京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顺利完成的喜报交到了毛泽东手里。这份喜报标志着北京市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正式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然而由于经验不足，在“三大改造”期间，没有顾及到大量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业者的利益，并错误地将他们划分为资本家。在后期的改造过程中，很多地方的领导者犯了操之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的错误，违背了局部人民的意愿，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人民的积极性。但是就整体而言，“三大改造”所取得的成就还是非常巨大的。
百家争鸣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行各业都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文化艺术行业也在党的领导下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学术界经常有一些人给新生事物乱扣帽子，对学术意见不同者进行打压，给新中国的学术，文化，艺术发展造成较大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开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的话题。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内京剧行业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认为，京剧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应该完全继承下来，而有一些人则认为，京剧取材于封建社会的帝王思想，是宣传封建制度腐朽思想的文化形式，主张将京剧全部取消掉。两种观点的碰撞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恰好这个时候，中国戏曲研究院正式成立，作为院长的梅兰芳恳请毛泽东主席为戏曲研究院题词，毛泽东写下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希望京剧界抛开争论，互相包容，创作出更好的戏曲作品。“百花齐放”的观点第一次提出。
陆定一为人民日报撰写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稿件
作为新中国的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博采众长，经常与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在一起讨论问题。有一次在谈及生物遗传学时，一位老专家用非常恶劣的态度批评了一些在遗传学中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人，而这仅仅是因为与他所持的观点不同。陆定一认为，这样的争论不是科学的态度，而是狭隘的“门户之见”。时隔不久，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编写一部中国史教材时遇到了麻烦，原因是在编纂的过程中，两位史学泰斗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古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致，为此还争执了一番。这让科学院的同志们没了主意，两个人都是权威，都是这方面最优秀的专家，可是观点却截然相反，一时间采用谁的观点成了一个问题。中宣部在接到汇报之后，陆定一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应该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做出定论，希望两位专家通过研究来最后确定，同时表示，中宣部不会为学术问题拍板，因为这样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是缺乏科学精神的。
这两件事情之后，陆定一意识到知识界极度缺乏自由讨论的科学氛围。经常是一个学派，一种观点的形成后，便开始对其它学派和观点进行压制，如果长期这样下去，那在不久之后新中国的学术界必然会变得死气沉沉，科学和文化事业很有可能止步不前。为此，在1956年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陆定一提出：“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42这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对学术自由问题进行表态。
与陆定一有过共同遭遇的还有毛泽东。1956年，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在与他的中方陪同人员聊天时对毛泽东的一些观点表示反对，这位工作人员马上向中央做了汇报。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件事之后，马上给包括陆定一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43“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44这封信件的内容，预示着一场文化领域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将开始。
5月2日，国务院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观点，发言中毛泽东强调：“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他开放，不要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45”同时还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46这次发言之后，毛泽东要求广大的科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来指导文学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对广大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要求。
“双百方针”提出后，全国文艺和科学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是因为“双百”方针是一个民主的、科学的、同时符合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现实国情的指导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对于新中国科学文化领域打破旧的思想观念，推到学术领域的“一言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知识领域方面，很多新颖的观点不断提了出来，而在文化领域，新的作品更是不断涌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双百”方针提出后不久，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一些错误，导致“双百”方针没有始终如一的贯彻下去，这让刚刚走上正途的科学文化领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双百”方针得以全面恢复，并被作为一个长期性的方针坚持了下来。对于指导新时期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风云印记
4月20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分别致电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4月26日，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工程完成，碑身高25.37米。
7月13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批“解放”牌汽车。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9月28日，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