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确立与经学典籍的发展
经学确立于西汉前期。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经济政策上注意休养生息；文化政策上注意百家并存，讲求黄老刑名，无为而治。这种政策后来导致吴楚七国之乱。武帝雄才大略，要求在政治上大一统，有为而治；思想上要求集中，积极治世。儒家思想正适合他的需要，所以他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学说奉为官学。武帝时“独尊儒术”的主要措施是在太学中设立精通儒学经典的经学博士，向各地推荐来的“博士弟子”和“如弟子”传授儒学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这些学生每年经过考试，学习合格者均被委以官职。由于统治者的竭力提倡，再加上有利禄为饵，于是天下之土闻风而起，阐释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由此确立，儒家经典也成为代表永恒真理的经书，高居于各类典籍之首。春秋战国时的“六经”，历秦代焚书之劫，其中的《乐经》已亡佚不传，汉代虽然仍有“六经”“六艺”之称，但《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所载仅是《乐记》，已非《乐经》。所以汉武帝立于学官者，仅设“五经”。
儒家经典被立为经书以后，由于传本各异，引起了经学的一些纷争。当时立于官学的五经博士，所授经书均是口耳相传后在汉初用通行的隶书写成的，故称“今文经”；另外，民间又流传一些从地下或墙壁中挖掘出来的古本，是用先秦六国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经”，如鲁恭王从孔子宅壁中发掘出来的《礼记》《孝经》《尚书》《论语》，河间献王挖掘出的《周官》《礼经》等。这两种传本原只是记录文字的不同与内容的稍异，后来却形成两个学术上互相对立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他们各立师法，标榜门户，在对孔子和“五经”的看法上，在经书内容的解释上，在研究原则和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分歧。一般说来，今文经学较注重于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注意对经书的文字训诂。今文经学在西汉立于学官，故盛行西汉。古文经学在东汉则由于贾逵、服虔、马融、许慎等古文大师的推行，终于压倒官学而兴盛起来。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独树一帜，他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贡献颇多，成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世称“郑学”。郑学的出现，结束了今古文水火不容的局面，而使今古文的纷争暂时平息下来。
汉代经部典籍在经学确立后便得到迅速发展。首先，两汉今古文经学家都从各自的角度阐经、解经，各种注经著作的出现，大大丰富了经部典籍。其次，从西汉开始，除列人学官的“五经”外，古文经学者发掘了一批重要的儒学典籍，如《春秋左氏传》《周官》《逸礼》《古文尚书》等等，为尔后经书范围的扩展及各经的补充奠定了基础。此外，在东汉，由于统治者“尊孔”以及标榜“以孝治天下”，在“五经”之外又加入《论语》《孝经》，于是经书系统便由“五经”扩大为“七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使经部典籍蒙受不少损失。西晋永嘉之乱后，西汉五经博士所传今文经几乎全部散亡，只有自东汉兴盛起来的古文经流传下来，南北朝通行的《毛诗》、郑注“三礼”、杜注《春秋左传》都是古文经。在经学领域，由于长期社会动乱的影响，文人土大夫中滋生了悲观厌世的情绪，他们把老庄道家的虚无思想同儒家的孔孟之道糅合在一起，宣扬无为而治，以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出现了所谓“贵无”的玄学。曹魏时的何晏作《道德论》、注《论语》，王弼注《老子》《易经》，就是提倡这种虚无思想的代表。魏晋南北朝的经学玄学化，是当时经学发展的重要倾向。
唐朝统一全国后，为了解决南北朝以来儒学多门、经分南北、既不利学者又不利考试的问题，在唐太宗时，诏令孔颖达与诸儒对过去的各种经说进行整理、划一的工作，编撰《五经正义》182卷，作为明经考试的依据。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调合了今古文学和南北朝的南学、北学，其中《周易正义》16卷用曹魏王弼注，《尚书正义》20卷用西汉伪孔安国传，《礼记正义》20卷用东汉郑玄注，《毛诗正义》四十卷用西汉毛公传、郑玄笺，《春秋左传正义》36卷用西晋杜预注，最后孔颖达等再以所撰“正义”对经书及旧注作进一步的解释。由于唐代科举的需要，在《五经正义》的基础上又加贾公彦疏的《周礼》《仪礼》，杨士勋疏的《春秋觳梁传》，徐彦疏的《春秋公羊传》，形成了由唐人义疏的《九经正义》。唐“五经”“九经”扩大了经书的范围，一些原来作为经书“传”、“记”的典籍，如《春秋》的《左传》《公羊传》《姅梁传》，《仪礼》的《礼记》都升格为正经；《周官》也从一般儒典改称《周礼》，加入了经书系列。到唐文宗时，经书范围又有扩大，太和七年（837），唐文宗下令将九经及《论语》《孝经》《尔雅》都刻在石碑上，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开成石经”。至此，经书系统发展为“十二经”。唐代统治者对经书范围的扩充，唐代学者对经书的义疏，使汉以来对诸经的看法和解说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进人宋代，传统经学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宋儒抛弃汉唐以来传统的训诂、义疏，直接从经书原文中阐释义理性命，因此宋学被称为“性理之学”，简称“理学”。理学的创始人是北宋的周敦颐及程颢、程颐兄弟，而南宋的朱熹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看作是理学的经典，合称“四书”，并为各书章句集注。他的《四书集注》在后世影响极大，元明清三代皆以此作为科考的标准答案。有宋一代理学盛行，但科考仍奉行传统经学，因此秉承汉唐经学的义疏仍有发展，经书系统在唐代十二经之后，又有扩充。北宋仁宗时镌刻“嘉祐石经”，又加入《孟子》一书，从此儒学经典形成“十三经”。南宋光宗时，有人将十三经及当时认为较好的注、疏、正义合刻在一起，成为《十三经注疏》，它包括：
《周易正义》10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20卷，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70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42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50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63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60卷，晋杜以预集解，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28卷，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觳梁传注疏》20卷，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20卷，魏何晏集解，宋邢邴疏；
《孝经注疏》9卷，唐李隆基注，宋邢邴疏；
《孟子注疏》14卷，汉赵岐注，宋孙爽疏；
《尔雅注疏》10卷，晋郭璞注，宋邢呙疏。
《十三经注疏》凡416卷，汇集了全部儒家经典，保存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汉晋古注和唐宋义疏，因而自形成以后便受到重视。明清两代，皆曾由皇帝敕版刻于太学，民间也有多种刻本流传，清代阮元的校刻本可谓各本中的善本。经学发展到宋代，经部典籍中的核心——“十三经”已经形成。这些经书，是垄断两千年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纲领，是封建文化的主体，十三经经典地位的最后形成，既是历代统治者的需要，也是经学不断发展的结果。
宋代兴起的理学，在元明两代的经学领域中一直占统治地位。明代的理学极盛，永乐间胡广等奉敕编《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特别是《四书大全》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因而在经学著述中对“四书”的注释、辨订、讲章之作也越来越多。宋明理学到明后期逐渐流于空疏，清初自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起，就一反明儒束书不观、寡学空谈的弊病，大力提倡实用之学，于是考据学兴起，清代经学盛行继承汉学、注重训诂考证之风。清代考据学在考订经书、名物训诂、音韵字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不仅对前代注经典籍作了大量整理工作，同时遍注群经，“十三经”在清代皆有新疏一种或数种，清代经学方面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道光间，阮元编的《清经解》1400卷，选书180多种；光绪间王先谦编的《续清经解》1430卷，选书209种，可大致反映清儒治经的成果。
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