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29日，蔡立坚瞻仰刘胡兰烈士墓时，泪如泉涌。于是，他下定了决心：“返回去，建设杜家山！”
知青们响亮地说：“毛家山石头硬，没有我们的决心硬。就是铁镐下去冒火花，也要让它长出好庄稼！”
重庆知青王光照成为土工程师被当地人民亲切地誉为：“我们的土工程师”。
广州知青林超强拒绝诱惑
1964年深秋，一列从广州开往深圳的列车，满载着到边防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飞快向南驰去。列车上，一位身材结实的青年倚窗而坐，他就是林超强。
辽阔的田野，富饶美丽的南国景色，没引起他多大兴趣。此刻，对上山下乡这条道路的抉择情景，却萦绕脑际。林超强的姑姐、表哥都在香港，一个是公司股东，一个当商店老板，他们写信，希望林超强去香港帮他们的忙，并答应为他办理出港手续。林超强母亲也喜出望外：一心想着儿子的就业问题有着落了。
正在这时，党向广大青年发出了召唤“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去农村还是去香港？需要林超强抉择。对生活道路的选择，有的人贪图悠闲，追求享受。而有志气、有远大理想抱负的人则相反。
林超强是个有志气的青年，他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
列车在奔驰。放眼远眺，一片片望不到边的农田流金溢彩，多少勤劳的人民在这广阔无垠的土地上为建设美好的家园而辛勤劳动啊！林超强沉思着，向往着，恨不得马上飞到那插队落户的地方：莲塘大队。
莲塘大队位于梧桐山麓，深圳河上游，与香港新界只有一沟之隔。山脚边，小河旁的铁丝网像一条灰色的游龙朝远处伸展，这就是边界线。
白天，对面挂满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广告的汽车，在眼前穿梭奔驰；晚上，阵阵声嘶力竭的西方音乐随风飘来，直噪人们的耳膜。林超强就在这特殊的分界线上开始新的生活了。一方面他感到党无比信任他，让他在边防线上战斗接受锻炼和考验，内心充满了光荣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他对自己能否经得起边防前哨的风雨吹打，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历史使命，又感到任重而道远！他暗暗下定决心，要争口气，做一个坚强的战士，不给新中国的青年一代丢脸！
这时，有人对林超强说：“到香港去，过西方现代化生活，你还在这里当浅水田螺？”“放着港币几千元不赚，却在莲塘大队捞几张人民币，岂不是自找苦吃？”
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诱惑不了林超强；边防线上的风风雨雨，摧垮不了坚强的林超强；相反，更加磨炼了林超强的意志。
下乡以来，林超强做过记工员、出纳员和售货员，也当过生产队长、副大队长、民兵营长和团支部书记。只要是党的需要，群众信任，他都乐意干。林超强多次出席了省、地、县知青积代会，被团省委评为“新长征突击手”，报纸、电台宣传过他的事迹，中央电视台还拍摄过他的电视片。
林超强从没躺在功劳薄上，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只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埋头苦干。在1969年，林超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有人却认为林超强是个“傻仔”，是个“怪人。”要说“傻”和“怪”，莫过于1972年那桩事了。
那天夏天，离莲塘较远的西岭下生产队，队长和一些劳动力外逃香港，领导班子瘫痪，人心不定，田地丢荒。那时正值“双夏”大忙，眼看晚造禾苗就有插不下去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大队党支部决定派林超强到这个队当生产队长。
当时，林超强已经成了家，有了小孩，要搬到西岭下生产队，会带来一连串的困难和问题。一是住房问题，在莲塘住的房大屋新，宽敞舒适，到西岭下只能住破旧房屋。二是经济收入问题，莲塘生产队收人高，到西岭下，夫妇二人一年要减少300元的收入。三是以后小孩读书要跑几公里路。
对于大队的决定，是先权衡自己的利害得失，还是勇挑重担，知难而上？林超强的回答是明朗而干脆的；党需要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
年轻的生产队长，很快地来到了社员群众中间。他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广泛地发动群众，大讲“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挨家挨户和社员促膝谈心，谈边防农村的前途美景，稳住大家的阵脚。下队第二天，林超强就同老农一起，光着膀子下田。那时，全队13个劳动力当中，妇女占了12个，林超强成了“娘子军”的“党代表”。
为了组织妇女犁田耙田，林超强动员自己妻子带头下田，经过一个多月连续战斗，终于不违农时地把全队晚造稻田插下去了，秋后获得了丰收。为了彻底改变这里地瘦人穷的落后面貌，林超强和干部、社员一道，爬山涉水，做了改造自然条件的新规划。他们开挖了一条大的排水沟，筑了两条机耕路，购置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两台水泵，三部脱粒机，办起了果林场和养猪场，并实行科学种田，初步改变过去粗耕粗作，旱涝失收的状况，西岭下的农业生产不断得到发展。
在林超强的带领下，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建设边防，发展生产，在四化的道路上飞奔。后来，生产队抽水有抽水机，犁耙田有拖拉机，打稻子有脱粒机，送粮运输有汽车，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他们还充分利用边防的一些有利条件，开展多种经营，增加了收入，家家户户添置了电视机、收录两用机、电风扇、电饭堡……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
梧桐山下的桃花开了又落了，大雁飞来又飞去了，转眼到了1979年春天。
深圳市成立后，边防农村的经济建设实行了特殊政策，采取灵活的措施，生产、生活有了新的起色。由于工作需要，林超强夫妇时常要进出香港。
一次，由于工作关系，他在香港会见一个做生意的老板，工作之余，老板“关心”地对林超强说：“林先生；依你的才干和胆识，在香港包你三五年便可发达。这次来了就留下来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先在香港申请领取身份证再说……”
“请不要误会，我到这里来是工作的需要。我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一个公民，生活美满幸福，为什么要向港英当局申请身份证？”面对挑唆，林超强斩钉截铁地作了回答。
从香港回来的那天晚上，林超强翻来复去不能入睡。当年受到敬爱的周恩来邀请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幸福情景，又展现在他的眼前。
1975年5月，林超强作为知识青年代表到北京开会。9月30日下午，国务院的一位同志来到林超强的住地，送给他一封请帖：周恩来邀请你今晚出席国庆招待会。
捧着请帖林超强心里像有只小鹿在跳，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难道这是真的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下乡知识青年，竟然受到周恩来邀请参加国宴，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啊！林超强的眼睛湿润了。他想：周恩来日理万机，还无微不至关怀我们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我们知识青年一定奋发努力，不负总理的期望和嘱托。
林超强怀着把边防村寨建设得更加美好的崇高理想，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以永不歇脚的战斗步伐，为边防农村早日实现四化不断做出新的贡献，把祖国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西安知青戈卫决心当农民
1968年12月26日，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高中毕业生戈卫，在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同西安的29位知青一起，满腔热血，怀揣理想来到了宝鸡县码头村插队落户。
戈卫生于西安一个书香门第。戈卫的父母都是医大的知名教授，父亲是我国最早的为数不多的脑神经外科的专家。母亲为医大的妇产科专家。
戈卫的父母对儿女的要求不是你应不应该做什么，而是不管你做什么都要认真去做。当戈卫决定留在码头村当一辈子农民时，父母只是说：“你考虑好，一旦选好这条路，就要走下去。”
1972年，戈卫当上了码头村村干部。上任后，他和魏文杰一起，带领村民历时3年修成了引水渠，引来织女河水用以灌溉，改变了村民耕作靠天吃饭的状况。
在当时，码头村与绝大部分农村一样，在粮食种植上一直徘徊在老品种、老作物、老产量的路子上，2800多亩耕地产量一直保持在40万斤的水平，最低的年份只有36万斤，亩产不足130斤。
戈卫认为，改变低产面貌的途径首先是在粮食品种上下功夫，于是，由他负责的科研室于1971年用河南博爱农场和西北农学院的良种育了10亩种子田、70亩试验田。
从整地、下种、施肥、作物到收获的全过程，戈卫都建立了档案记录，详细观察发芽、出土、生叶、锄草、防虫、雨量、光照等生长规律。
1972年，戈卫又主持繁育了“陕玉六六一”玉米良种7000多斤，“晋杂五号”高粱良种1000多斤，20亩玉米试验田连续亩产超1000斤。
到1974年，科学种田之花终于结出了大面积的丰收之果，全大队粮食总产比上年增长52％，戈卫所在的第三生产队更是增长69％，创造了亩产率先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数量的纪录。到80年代初，在粮食生产面积由于发展林果业而减少到1600亩的情况下，总产一举突破百万斤大关。
为了增长粮食产量，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工程中，戈卫在技术性工作上下了很大功夫。他买来水平仪，与一名木工一起白天测量，晚上计算哪块地下挖多少，哪块地上垫多少，直熬到半夜。当时许多村平地无经验而且图省事，把熟土垫到了下边，生土留在了上边，导致连续几年减产。码头村却刚好相反，他们学习外地经验，不仅把一层一层的梯田修整得如柜子的隔板一样平，而且由于“倒土平地”而年年增产，受到了县委通报表扬。
戈卫为码头村的生产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他试种了当地从未种过的黑小麦，并且试种成功。于是，戈卫喜滋滋地拿着用这种面粉蒸的馒头挨家挨户请农民品尝。
1978年，在戈卫的带领下，村里又建成了一座30千瓦的小水电站，结束了码头村无电的历史。
面对着贫穷落后的村庄，戈卫把自己融入到码头村，在这里扎根奉献几十年如一日。
戈卫作为12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之一，为了坚守那块心灵的净土，和自己的诺言，他放弃了招工、回城、转干等机会，甚至放弃了团市委书记的职务，而默默奉献，坚守在这片他深爱的码头村。
戈卫已用自己60岁的生命历程并将继续用未知的全部生涯向世人昭示：自己是一个一言九鼎的老知青、新农民。
后来，当有人问戈卫，当初为什么要留下来时，戈卫说：“我不是救世主，但我愿意以这种最贴近农民的方式来感受、推动农村进步。”
问他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时，戈卫说：“我从未后悔过，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人活着就得干点事情，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情，能按我自己的意愿活着。这种超脱让我的精神世界无比充实。”
戈卫还说：“幸福其实就是奋斗过程中的一种美好感觉，就是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擅长做的事，做既能造福社会又能实现自身价值的事……”
郑州知青薛喜梅的农民情结
薛喜梅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她从小就养成了爱劳动的习惯。学习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名，但是，她从不骄傲，还爱帮助学习差的同学。
1968年8月24日，薛喜梅和她的伙伴们，响应党的号召，告别了郑州，来到了郊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在板厂大队落了户。
薛喜梅和同学们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欢迎，同时，他们也决心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一个美好的新板厂。
薛喜梅他们经过实地考查，大胆地向生产队长提出建议：填平那些沟沟洼洼，扩大耕地面积，改变人多地少的局面。合理化建议很快得到了干部和社员的赞同。
当年冬天，板厂大队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几耙下去，只在冻土上留下几道白印，一锨下去，冻土飞溅，虎口欲裂。薛喜梅的手背手心，迸开一道道的裂纹，淌出血迹……
薛喜梅和板厂的社员、知识青年们付出了4个冬春的辛勤劳动，终于填平了两条大沟和许多洼坑，扩大耕地面积40亩。全部耕地又平整一遍，还打了机井，旱地变成了水浇田，粮食产量开始逐年上升。到了1979年，已经由原来的亩产300多斤提高到1400斤。
1969年春天，根据队里的规划，薛喜梅又带领全组青年和社员们一道开始了改造汝河滩的战斗。“汝河滩，汝河滩，砂石遍地不见边”。他们冒着席卷砂石的寒风，掀石挖坑，硬是在沉睡千年的汝河滩上，栽起了30多亩桃树，60多亩苹果树和100多亩杨、柳树组成的林园。
薛喜梅从担任知青小组长、妇女队长，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无论职务有什么变化，她总是严求诸己，处处以身作则。在她的带领下，公社不仅粮食产量稳步上升，还办起了机械厂、面粉厂、造纸厂等。广开门路，多种经营。社员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
薛喜梅到农村后，她学会了犁、搂、耙、锄、扬场等一套农活，挖渠、打井、拉车、挑担样样在行。这对一个城市姑娘来说，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喜梅都闯过来了，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赞扬。人们称她是一个有毅力、能吃苦的犟姑娘。
在薛喜梅刚下乡的秋天，她和社员们一道拉着架子车往县城送公粮。当经过一段下坡路时，车子突然向前猛滑，薛喜梅连忙使劲扶住车把，但是，因坡势太陡，没有刹住，车翻了，车把砸在薛喜梅的左腿上。
社员们赶忙抬起车子，把薛喜梅扶起来，关切地问她砸伤腿没有，但她却一撩头发，一点也不在乎地笑着对社员们说：“没事，走吧，我又不是纸糊的。”说罢，拉起架子车就走。当把公粮送到县粮站时，薛喜梅却一下子坐到了台阶上。额头上汗珠直往外冒，人们发现她的小腿又红又肿。把她送到医院一检查，是小腿骨折了。大家无不惊讶、感动。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姑娘，受这样重的伤，竟能拉600多斤的车子，坚持走4公里，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
别看薛喜梅对工作、对困难有股犟劲，可对社员胸中却像荡漾着的一池春水，深情满怀。
1971年秋天，老农王栓死于胃癌，家里只剩下一个70多岁的妈妈。这位老人的丈夫、孩子都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生活不便，老人痛苦极了。
薛喜梅对王奶奶的身世十分了解，深感同情，为了使这个不幸的老人晚年过得幸福一些，就在为王栓办完丧事的当天晚上，薛喜梅搬进了王奶奶的家。
从此，薛喜梅给老人烧火做饭、洗衣服、梳头，病了给帮助看病煎药，端屎端尿。整整4年，薛喜梅天天如此。王奶奶常常感动地说：“喜梅呀，我这一辈子没有孙女，可我觉得你比孙女还亲”。
薛喜梅在农村，用她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忘我工作的行动，获得了广大群众对她的热烈赞扬和信任，并在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间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知识青年的学习榜样。
北京知青蔡立坚自愿落户
1968年3月21日，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学生蔡立坚毅然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正式成为杜家山的一名新社员。
蔡立坚原名蔡玉琴，在学校，她是老师非常喜欢的很刻苦和坚韧的好学生。蔡玉琴甘心情愿为班集体扫地、打开水、生炉子；一次能辅导几个甚至十几个后进生；体育成绩也很出色。
初中毕业时，蔡玉琴就曾经赤诚地交过上山下乡的申请书，但学校没有批准；升入高中后，蔡玉琴担任班团支部书记。
1966年，蔡玉琴给自己改名为立场坚定的“立坚”。蔡立坚觉得应该学习毛泽东主席青年时代徒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样子，进行徒步考察学习，于是她和同学们组成了考察队。
1966年底，蔡玉琴考察队的同学们在天寒地冻中吃窝头就咸菜，晚上就打开背包睡地铺，走过大沙河、滹沱河、娘子关，他们一直坚定地进了太行山区，还专程参观了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
这天，长征队急行军到傍晚才停住脚步，可那里的接待站没有下锅的粮食，只能再继续前进17里地才有村庄。
在夜里，他们走着走着迷路了。面对怪吼的山风，扎手的荆棘，陡峭的山路，他们一边开路一边大声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儿壮胆……
在半夜里，长征队来到一个小山村山西省榆次县最边远的杜家山。这个小村一共只有5户17人的，由于交通不便，很少与外界接触。村里人见到北京来的客人，个个热情而好奇，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
同学们在此小憩一夜便上路了，可蔡立坚却总觉得应该回去。她看到那里山地很多，大都没有开发，可是农民过的日子却很艰苦，她觉得这是发挥知识青年作用的好地方。因此，在路上，蔡立坚反复琢磨着自己该不该留下来在这里插队。
1966年12月29日，在刘胡兰烈士墓前，蔡立坚泪如泉涌，心想：刘胡兰当时也只是一个只有15岁的小姑娘，一个比自己更年轻、更稚嫩的生命啊！
蔡立坚敬仰刘胡兰，要学习她，就要勇敢直面升学无路、就业无门的现实。
蔡立坚于是当机立断下了决心：返回去，建设杜家山！
这时长征队已离开杜家山280多里时，蔡立坚毅然告别了同学，只身返回杜家山，向乡亲们表示，要扎根杜家山，同他们一起建设好山区。
1967年，群山环绕的杜家山粮食单产不足百斤，人们住的是小窑洞，吃粮靠人推碾子加工，常年伙食就是小米、窝窝和山药蛋，为了买盐打醋、打酱油要跑10多公里山路。
蔡立坚学着妇女的样子烧柴灶熬小米粥、蒸山药蛋，照着男人的样子学打柴担柴，和男劳力一起到漫坡下破冰担水，到草窑里切草等等。
一个月后，公社书记郑重地告诉蔡立坚，如果想长期在杜家山就得办理迁户口手续。
蔡立坚给家里写信要户口，家里没有回信。她只得返回北京说服亲人，支持她下乡插队。
1967年初春，蔡立坚临回北京办户口的那天早晨，天下起了一尺多厚的大雪。两位乡亲默默地走在前面，用木锨推雪，雪无声地翻卷到两边，中间露出了黄土山路。两位老乡推了整整3.5公里的山路，把蔡立坚从山上送到山坡下。
这情景定格在蔡立坚的心里，是一幅永远不会退色的画。她怎么能不回去呢？即使有千难万难，也要回杜家山。
这一年，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
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
1967年10月，10名北京中学生主动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插队落户的消息大大鼓舞了蔡立坚。直到1968年3月18日，北京市知青办等有关部门批准了她的申请。接到批准通知3天后，蔡立坚启程回杜家山了。
1968年3月21日，蔡立坚正式成为杜家山的一名新社员。
蔡立坚是1966年自愿到山西插队落户的第一个中学生，这一年她刚满19岁。
在山里种谷时节，从蔡立坚的母校北京长辛店中学又来了4个知识青年。
4月10日，《新榆次报》专刊报道了蔡立坚的事迹。6月初，《红晋中》报发表“杜家山的新社员”长篇通讯。
7月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语，表彰了蔡立坚的革命精神。山西省的主管部门号召全省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和工作干部学习蔡立坚的高贵品质。
1968年7月4日，大伙儿在锄草歇息时，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忽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发《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的消息。
此后，杜家山不仅飞来无数热情洋溢的信件，也吸引了不少身体力行的年轻人。他们首先恢复了共青团组织建设，像农村青年一样组织了民兵连。
早晨，知青们主动为各农户担水，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学习农业科技书籍。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很红火，不仅能自编自演节目，还能自制幻灯片，翻山越岭为周边的乡亲们演出。
蔡立坚在杜家山一干就是12年。
曾先后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中共榆次县委常委、团地委副书记、团省委常委、晋中行署知青办副主任、省委党校班主任等职。当选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共青团十一大代表。
北京中学生自愿下乡活动，掀起了一个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
天津知青周作龙改造盐碱地
1968年12月2日。隆冬季节，皑皑白雪，覆盖了冀南原野。一辆牛车在风雪平原上缓缓移动，车上坐的是来自天津市的下乡知识青年周作龙还有他的6名青年战友。
这天晚上，河北省南和县郄村大队办公室内灯火通明，欢迎的人们济济一堂，掌声、欢笑声响成一片。党支部书记耿同林给青年们讲述了村里的人民群众跟着共产党翻身闹革命、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战斗历程。
当晚，周作龙躺在床上，心潮澎湃，辗转反侧，思绪万千。他暗暗下了决心：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第二天东方刚刚透出鱼肚白，群星还在云缝中眨眼，周作龙就背起粪筐出村了，在大有作为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在劳动中，周作龙把行李搬进了饲养棚，同脚上有牛屎的饲养员头挨头、身靠身地睡在一个炕上，经常深更半夜起来，帮助饲养员喂牲口。周作龙暗暗激励自己：争取利用一切机会，同农民接近，学习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
这年春节，周作龙没有回天津，在农村和社员一起欢度了新春佳节。从这以后，他6个春节都是在郄村过的。
这年春节前夕，周作龙收到父母的来信，说：“你已是5个春节不回家了，今年春节盼你同家人团聚。”
周作龙挥笔疾书，给父母写了回信：“腊月二十八、二十九这两天，我们科研小组第一次试种良种小麦。除夕下午，我要帮李奶奶搞大扫除，和李奶奶一块包饺子，一块吃饺子。春节期间拟不回去，请父母原谅。”
就这样，周作龙和社员群众一起在农村欢度了第6个春节。
担任大队农业技术员的周作龙从外地参观回来，怀着“改变那村面貌”的雄心壮志，和大队干部、老农代表一起进行土壤调查，他们走遍了全村3200亩盐碱地，开了40多次座谈会，绘制出“奋战三年改造盐碱地”的蓝图。
1974年10月21日，平地治碱的战斗打响了。青年们组成了突击队，周作龙担任第四排突击排长，带领50多名下乡青年和全村青年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北风呼啸，大雪纷飞，青年们奋力座战。钢钎打断了一根又一相，手上血泡磨起了一个又一个。周作龙边干、边指挥、边鼓动，成了工地上最忙的人。
人们看到：自动工以来，他总提前赶到工地，早拉一车；中间休息了，他还要拉一趟；晚上收工后，他后走一会，再拉一趟。他就是这样，抢时间多做工作。
周作龙在治理盐碱地的4个冬春，回家吃饭经常先喝汤，走在路上吃干粮。白天干完一天活，夜晚他又提马灯赶到工地铺土垫路，为第二天的工作创造条件。数九寒天，他穿着单薄的衣裳，干得汗流满面，人们都称他是铁汉子。
一次打井，打到了流沙层，需要立即接钻杆，周作龙主动承担这个危险的任务。突然机器滑挡，靠在钻杆上的长把铁锹猛地向他左腿飞打过去，人被打倒了，殷红的鲜血从一寸多长的口子里流出来。人们要他回去休息，他坚持不休息，人们只好硬是把他搀回去。可是过不一会儿，他又一拐一拐地出现在打井工地上。
这天晚上，周作龙在日记中写道：
艰苦，能磨炼人的意志，勤奋，能使人有双倍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我们的事业却无限长久。只要我们像雷锋那样，把自己的劳动同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就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周作龙同干部社员一起，经过几个冬春的艰苦奋战，改造盐碱地3200亩，搬走了16个大碱岗，填平了5条废沟和大小600百多个土坑，修筑了长达20里的水渠和70里的田间道路，共动土96万多立方米。此外，还打机井44眼，植树26万株。从而使部村大队的生产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就在平地治碱战斗打响的时候，周作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5年春天，周作龙看到报纸上刊登农村大办沼气的报道，兴奋极了。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在他的建议下，村里建起了第一个沼气池。为摸清沼气池产气的规律，尽快推广，周作龙不怕粪便沾身，不顾个人安危，多次跳入用粪尿灌注的沼气池中。
他在日记中写道：
每次跳入水池，还要在深水中检漏、刷浆，有时冻得浑身打哆嗦，可一想到这是搞肥料、燃料的革命，什么脏、臭、冷，都不在话下了。
这年的7月9日，天空乌云密布，雨下个不停。天还没亮，周作龙就推开屋门，挑起水桶，一步一滑地为五保户的水缸担满了水。接着，他又找一个新来的知识青年谈心，勉励战友说：
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千百倍，在农村才能大有作为。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千百倍，”这就是英雄生命最后一瞬间发出的誓言。就在这一天，周作龙为了排除沼气池的障碍，潜入池底，不幸呛水，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噩耗震碎了社员群众的心。双目失明的五保户郄大爷柱着棍赶来了，雨水伴着泪水，心疼地说：“作龙啊，这些年来你给大爷担水、磨面，就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大爷看不见你的模样，可看得见你的心啊！”
李贤菊老大娘，手里拿着药瓶，边看边哭；“作龙啊，俺的好孩子，为给大娘买药治病，你跑遍了远近的药店，俺的病好了，你却不在了。”
知识青年们摸着周作龙使用过的闪闪发亮的铁锹，看看用他节省下来的60元钱给“青年之家”买的两口小猪，瞧着他给患病知青买的糖块、糕点，更是热泪盈眶，难过万分。
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整理英雄的遗物。周作龙有3只箱子，其中两只箱子放的是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其他书籍，还有他自己写下的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打开经典著作，每篇都有他阅读时标记的圈圈点点。
7年来，周作龙10多次出席省、地、县召开的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先后5次荣获地、县“根治海河劳动模范”的称号，并被共青团南和县委命名为模范共青团员。
周作龙生前亲自规划、亲自参加栽培的一排排白杨树，沿着宽广的机耕路伸向远方，在阳光下生机勃勃，茁壮成长。人们望见这一棵棵挺拔的白杨树，就像是看到周作龙。那年青的身影，朝气蓬勃地继续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