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7年12月份，我国已经步入了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参加高考落第，回到了村里。
回村的当天晚上，我去了时任村大队长的干伯家，说明了情况。干伯听了，因为准备让我在村合作医疗站上班，就说让我去下张润明家，张润明是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主任兼站长，是个退伍军人。我去了，他告诉我说，你的情况大队已经研究了，明天（就去合作医疗站）上班吧！
村合作医疗站设在本村中心街路南、原来的大地主阎家老宅子临街的那排房子里，是他家原来的店铺。房子中间开门，右侧的连二是药房，左侧的两间为门诊和治疗室。岔河集，是本公社最大的村，合作医疗站设有站长一人，司药四人，会计一人，兽医三人，赤脚医生三人，我去了就变成了四人。
第二天早晨，我吃过早饭后就去村合作医疗站上班了，张站长专门为我组织召开了短会，向大家介绍了我的情况。
“大伙不用我介绍也认识。”张站长介绍说，“王英呢，头年高中毕的业，在中学就学了半年的赤脚医生，接着又在全县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了半年，结业后又留在县医院内科、外科实习了半年，也算是学成了回来了。王英的姥爷就是新城有名的老中医，他姑姑跟姑夫是县医院有名的医生，一辈儿出一个医生，现在传到他这一辈儿了，也算是接了班。打今儿个起，就顶门诊。王英呀。”
“哎！”我答应道。
“现在咱合作医疗站连你十三个人，要多跟杜大夫、徐大夫和武大夫学习请教啊！”
我点点头。
张站长说的杜大夫叫杜英，那年他31岁，是个退伍军人，在安徽当了10年兵，退伍前是部队的卫生员，专搞外科和手术室。徐大夫叫徐敬贤，是个老中医，当时已经81岁高龄了，身体很好，还照常上班。武大夫叫武书田，43岁，解放前跟着国民党一个叫李宏林的少校学徒。1958年武跟着李去了天津小站的一个乡镇医院上班。“文革”开始后，他被遣送回家，后来，在村里开诊所。1980年，他又被落实政策，通知他回原单位上班。他精通西医内科，医术高明，我很敬仰他。
在村合作医疗站，我跟着三位老师学了不少医学知识。跟着杜英大夫我学会了针灸；也没少跟徐敬贤老先生学中医中药常识。尤其是武大夫教会我相邻病症的区别与确诊。我们村有个叫程少贤的，满族人，是个瓦匠，有一天突然昏迷不醒了，一量血压220/110mmHg，当时没有CT设备，究竟是脑溢血还是脑血栓呢？要先确诊然后才可以对症下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武大夫告诉我，这就要看病人的瞳孔了。如果病人的瞳孔一大一小，出血一侧瞳孔小，病症就是脑溢血；如果病人的瞳孔等大等圆，再看提睾对病人有无反射，有反射的则是病人患了脑溢血，无反射的是脑血栓。就诊断，确诊为脑溢血，对症下药后，病人很快康复。
冬春季节，是农村婴幼儿流行性脑膜炎的多发期。流行性脑膜炎简称“流脑”，武大夫告诉我，身体发烧、颈项强直，常伴有喷射式呕吐，是此类病患婴幼儿的症状。老一辈医生的言传身教，丰富了我的医术，提高了我的治病本领。村里年近五旬的宋文汉，有个老闺女，那年16岁，突然患病，把我叫去诊治，听了老两口诉说女儿的病情，属于阵发性上腹部绞痛，发作时出虚汗，面色苍白。我根据在县医院学习期间所掌握的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初步确诊为病人身患胆道蛔虫病。按医疗规矩，任何病症的确诊都是要经过复诊的，为了稳妥起见，本着对病人负责的态度，我又叫宋老汉找来了武大夫复查，经过会诊，一致确诊为胆道蛔虫病症。对症下药后，病人康复。
我在村当赤脚医生时，还在放映电影《春苗》和《红雨》两部反映农村赤脚医生如何为农村社员群众防病治病事迹的故事片，为此，我就把红雨这个农村赤脚医生形象作为自己心中的偶像和学习的目标。我又时常想起褚莲说的那句话，说我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医生的！心里就想，虽然我现在回到了村里，你看着吧，褚莲！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一定要做一个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好赤脚医生！当时，我在村合作医疗站时，几乎天天都要出诊。骑着家里那辆自己组装的有些破旧了的自行车，驮着那个印有红十字标志的药箱，奔走于全村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1977年冬天，村里有不少婴幼儿患上了小儿肺炎，在我们医疗站，按年龄数我最年轻，每次出诊我自然要抢着去。当时，站里的青霉素针剂很少，每次去县药材公司提药，我都去，但发的药量也显得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庆大霉素替代，给病患婴幼儿打针，每个婴幼儿要隔6小时就得打一次，加上患病得多，几乎是一夜睡不了多少觉。腊月天气，北风呼啸，我照常坚守岗位。夜静更深，肚子饿了，就在炉子上烤块从家里带来的熘山芋，吃下后再从炉子上烧着的铁壶里倒出杯白开水灌进肚子里，就顶了一顿“夜宵”。生活虽然艰苦，但觉得苦中有甜，乐在其中。因为自己常想，红雨要是来到岔河集给贫下中农看病肯定也会这样做的。
当年年底，年满20岁的我参加了铁道兵兵种的征兵体检，且被接兵的军医看中，但由于当时重成分论的历史影响，我受社会关系影响，加之大队革委会认为，大队出工分刚刚培养出一个赤脚医生来又要去当兵不划算，因而我的第一个从军梦破灭了，留在村里当上一名赤脚医生。从此，我身背红十字药箱，行走于岔河集村的大街小巷，出入于父老乡亲的门槛炕头和生产队的田间地头，望闻问切、救死扶伤，展示着同龄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荣耀与风光……
2
在我的从医之路上，本公社的老中医陈秀是我的第二位恩师。
那是我回到岔河集村当上赤脚医生不久的一天，便慕名前去本公社的曹庄村求教了这个特殊的老中医。说所起特殊，是因为当时的陈秀老先生还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陈老先生出身地主，由于家庭成分高，老先生于“文革”期间便被从原宅中“扫地出门”，而栖身于两间用破砖搭盖的摇摇欲坠的房子中。当时，陈老先生已是73岁高龄的老人了，早晨扫大街，白天干活。在一次邻居接他看病时，我结识了他，便偷着利用中午和晚上时间到曹庄村登门求教。夏天，农村有睡晌觉的习惯，我便带上些家里仅有的芝麻、黄豆、鸡蛋什么的，前去登门求教。开始，老先生被运动整怕了，张开两手推辞道，我那都是些“封资修”的流毒，可不敢拿那些东西毒害你们赤脚医生，中了毒那还了得？一次不行，我就第二次再去，我相信心诚则灵。
第三次，老先生见我诚心学医，孺子可教，便开始教授。夏日的午间，天上下着淅沥沥的小雨，陈秀老先生在自己破旧漏雨的矮房子里，把书本一合，就给我侃侃而谈起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一天晚上，天气闷热得很，我在老先生点着油灯且以玉米缨子拧成的火绳驱蚊的陋室中，全神贯注地听着老人深入浅出地讲授《黄帝内经》。我被同自己促膝而谈两部医学传世经典的陈老先生惊人的记忆力所折服。老人的讲授，从不看书，可谓倒背如流。从阴阳学说到风湿、类风湿病理；从医学理论到临床经验，老先生讲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我当时听得可谓物我两忘，如醉如痴。我由此了解了风湿，知道了风湿病为西医术语，中医称之为痹症。懂得痹症为疑难杂症，并进而从老先生对《黄帝内经》痹论篇地讲授中，掌握了“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的要义。尽管老先生在那个年代择其精要且因基础而施教讲授《伤寒杂病论》和《黄帝内经》，但为期半年共计120课时的传医授道，使我得以现趸现卖，受益匪浅，且在行医中显现出奇能。
我们村里有个叫肖长海的后生，1977年那年刚满一周岁，由于肖母下地干活，肖长海饿得直哭，奶奶在哄他时拿过新从地里刨来的带着青秧子的花生，从秧子上摘下几个花生剥开后，把几粒花生仁放进嘴里嚼了嚼喂哺，不想一粒米粒大小的生花生瓣吸进气嗓，憋得小长海直喘。我闻讯赶去，用听诊器一听，听出他的气管里哮鸣音，询问到小长海吃生花生的经过后，诊断为支气管异物。但小长海的母亲和爷爷对病症拿不准，怕耽搁了治疗，便由我陪同到县城一家医院检查，诊断为肺炎，医治不见好转；我又陪同肖家抱孩子到天津一家大医院检查，结论与县城那家医院一致，又转到一家儿童医院，这才确诊，得到了与我同样的结论，经过该医院医生下气管镜用夹子夹出那粒生花生米小颗粒，孩子立刻就不喘了。这事很快传开了，从此，乡亲们信我了，肖家为报答救命之恩，非要让我收肖长海为干儿，肖家还托出村干部作证，就这样，那年20岁的我便成了肖长海的干爹。此后不久，我又治愈了刘锁巨两周岁的大女儿的喘病，老刘在当时全国学习小靳庄赛诗会活动影响下，写出了以“歌颂我村春苗红雨式好医生王英”的顺口溜式的大字报“诗歌”以示感谢和赞扬。
那几年，村里社员来合作医疗站看病只花5分钱诊费，算上拿药的钱也就是块儿八毛的，超过5元钱的药费是要由两个医生签字，病情严重需要输液治疗是要由站长签字的。
1978年2月的一天，站长给大家开会说，大队革委会跟四小队要了二亩半地，准备开春种药材，作为合作医疗站的药材基地自产自用，并把种植药材的任务交给了我。
3
从那天起，我只要有时间就到我们合作医疗站的药材基地去看看，我感到了肩上任务的艰巨和光荣。可是，我没有种过药材，就想起我三姑夫他们村——南孟公社西北岸村种药材，就想到了去他们村取经。
一天，我头顶着那方如洗的蓝天，沐浴着暖春的阳光，迎着和煦的春风，骑上家里那辆旧铅皮管自行车，出了村就一直向北行进起来。
那条位于岔河集和夹河村之间、通向高庄村的河床里，一处处浅水已经冰消雪化，恬静的春水被风吹皱了，泛着粼粼波光。
俯身望去，河堤坡和坡下的田野里，已经开始钻出了星星点点的嫩绿的野菜和青草，偶尔出现的几个来地里挖野菜的孩童似乎也失去了剜菜意义的本身，显得那么悠闲，与其说是在打羊草猪菜，倒不如说是在玩耍之余用打草剜菜来对他们单调玩耍的一种调节，也可以看出他们作为一个幼小的农家子弟，对于自己要通过奔波、寻找打满一筐头草菜又是那么的充满信心和习以为常。
举目远眺，阳春三月的田间，有两三处农夫农妇正在躬耕陇上。也许，他们在早上傍晚，或与饭后睡前，随便为一句漫不经心的话听着不顺耳就可能发生口角，继而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地互相骂出些龌龊的土语脏话，然而此时倒显得一团和气，男人挺胸抬头若无其事地驾驭走在前面，女的在后一本正经地扶耧播种，侧耳过去，仿佛还能听到他们春播的叮叮耧铃……
哦！在不远处一条田间小路边，一位60开外的老汉分明脱去了那身厚重的棉衣，牵着一队羊群徜徉于路旁沟畔，羊们顾不得多想和东张西望，只顾不停的低着头、奔走着，一次次寻找着、摄取着一处处青青的欲望和满足……
西北岸村的药材地已经映入我的眼帘了。
回想起上次我来三姑家，从三姑父的口中知道了，药材地的场长叫刘少坤，副场长叫李什么来着，忘了。在我的视野中，西岸村药材地位于该村的村西500米处田间公路路北，偏东北方向。
远远望去，药材地的那个院落被栽种于房前和左右两侧的杨柳树和房后的榆树环抱着，春风和煦，给那些树的枝头染上了嫩嫩的新绿，用树枝夹成的篱笆的那些树枝也像是睁开了惺忪的睡眼，吐出了新奇的嫩嫩绿芽。房的东西两侧就是种植的大片药材了，东侧主要有板蓝根、紫苏、大青叶，去年刨去了菊花的地块种上了小麦补季，为的是不让土地荒芜和闲置，西侧种的是枸杞子，房屋的后面是一片茂盛的金银花。
我走进药材地那间人们用来派工和休息用的房子，屋内已经没有了在这里从事劳动生产的员工，只有一个年纪在五十岁开外、面色黝黑、矮个子中年男子在炕上佝偻着身躯，正在那里两只手搂着一台收音机像是怕它跑了似的，悠闲地眯缝着一双小眼睛收听这里面播送的什么节目。
我打了招呼，那男子显然是听到屋里的动静，赶忙睁开眼睛，起身下炕，盘问起我的来历。我做了自我介绍，并向他说明了来由。
中年男子告诉我说，场长带着人在房后整枝金银花，我便去了房后。
在那片金银花地里，我望见人们都在给金银花剪枝，便朝他们走去。很显然是因为他们中间不知是谁眼尖看见了我，大概是由于他们看到来了生人，或是由于我的装束不像是农村社员的原因，我身上像是立刻有了磁场一样，除去场长之外，他们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投向了我这里。我走上前去，同他们打了招呼，并问那位是场长。这时，就见一个矮个子、面目和善的中年男人问我有什么事。
听我说明来意，那位场长奥了一声，称“我就是”，随即站起身朝我走来。
刘场长带着我参观，每到一处，都给我讲解所种药材的种植及管理常识，我一边听着，一边参观着长势喜人的各种药材。只见：金银花紫红色的藤条被修剪后变得井井条条泛着春绿；枸杞子绿叶之间绽开了洁白的花蕊；大青叶通体青绿欲滴；繁茂的紫苏在徐徐春风中摇曳着喜人的肢体，还有白芍、红花、板蓝根也都被人为的聚集在这里默默诉说着各自对春光的企盼和渴望……
西岸药材地之行实在是受益匪浅，我满载而归，也带着希望和充实回到了村和作医疗站，向站长作了汇报，药材基地的准备工作又开始了进一步的运作。村里九个小队各自送了两车粗肥，对撒了肥的地块进行了统一耕种；随后，我同各小队派来种植药材的社员一起，在田间挥舞着锨筢起埂种下了黄芩、白芍、生地、金银花。
几天后，各种药材开始了发芽、生根、开花……一个月后，各种药材绿油油的长势喜人，村医疗站站长知道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需要出诊，再把对药材田间管理的任务全部放在我肩上有些吃不消，就利用一早一晚的时间组织大家一起扛着锄头到药材基地来锄草。于是，每当东方的天空泛起灿烂的朝霞和夕阳西下敛去最后一抹余辉之时，我们都有说有笑地前来给药材除草、整枝。当然，我主要负责对药材基地种植药材的管理，从那以后，就把大量心思放在了药材基地作物的管理上，农活忙不来，站上的人们抽不出人来干活，我就去向站长汇报情况，并经过村干部找有关小队队长派人来支援帮工。一个雨夜，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我忽然从睡梦中醒来，想起了药材基地里很有可能会存上积水，这大雨下个不停，如果等到明天或是雨停了再去放水，就会把长势良好的药材给淹了，那时一年的收成就会化作乌有，于是，我翻身下炕，戴上草帽，穿好雨鞋，披了塑料雨衣走到院子里，找到一把铁锨，出了自家的家门，直奔药材基地那个地块而去。到那后，借着电闪的光亮，我发现，田里果然积存了大量排不走的雨水，那些长势喜人的药材苗已经开始在漫过起埂的雨水中挣扎着，我赶忙挥锨挖沟放水干了起来……
春种秋收，一份耕耘换来了一份收获。村里的药材基地获得了丰收，这些药材产品丰富了村和作医疗站的药厨，在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中发挥了作用。
一天上午，四小队副队长李双虎斜着身子猫着腰走进了村合作医疗站，当时我正在门诊室值班。
“怎么没下地？”
“下什么地！好长时间干不了活了，腰腿疼，这不贴着膏药也不管用！”
看他那难以言状的痛苦模样，我就知道他的腰腿疼病又犯了，他一进门没等我让坐，就一屁股坐在了我前面那个专为病人准备的凳子上，说，快给看看吧！我一边询问有关情况，一边给他检查着。
4
李双虎那年33岁，还是孑然一身。李双虎的爷爷早期经商，家里有100亩土地。李双虎的父亲哥儿四个，分家后不久，村里就开始了划分阶级成分，李双虎的父亲被化为下中农。李双虎有一姐一哥二妹一弟，排行老三，姐姐出嫁到邻村的摆渡口，哥哥给二伯过继，妹妹给哥换的亲，双虎呢，上过小学，因为有病就不上了，也是由于家庭贫困的原因，一直没有说上对象，都30多了还打着光棍，村里照顾他，让他当了副队长。他的病曾去文安、雄县等邻县找当地的老中医看过没好。四年前，县里挖地道，各公社都从村里抽人，他被抽去挖地道，快要竣工时，他由于在地道里睡觉受寒导致旧病复发，从那时起一直没好。
李双虎称，腰腿疼起来动不得，蹲起困难。我给他检查的结果是，腰僵直，腰背部屈伸功能受限，且踝膝关节肿胀有积液，用手接触有波动感。
我开始给他做检查。
“抬腿。”我说。接着试着轻轻抬动他的左腿，刚往上一抬，他就发出一阵痛苦的吆喝声；又抬动他的右腿，他又吆喝着喊疼。
“嗯！有炎症，风湿引起的。”我心里想到，并思考着治疗方案，很快就成竹在胸。
“你回家准备半斤香油、4斤蜂蜜，别的就甭管了。”
李双虎答应着，带着信任和对康复的渴望走了。
我从家里弄来一个柴油炉子，在当时村合作医疗站老药工周宪臣的指导下，开始配伍药丸了。我取过来药房里那杆专用小称，按一定配伍比例称出来需用的几样药材：马钱子、土鳖虫、牛膝、全蝎、羌活、威灵仙。
我点燃了炉子，在盛有适量清水的器皿中放入马钱子，用沸水煮8小时……
我开始看手表，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
……时间到。我将马钱子捞出，用清水浸泡，而后捞出，去皮毛，稍加晾晒后，切成薄片；随后，在锅里加入少许麻油烧热后放入马钱子，炒至微黄颜色，最后，用药碾子将其碾碎。其它药材在热锅里焙制……在对所有药材进行处理后，将其炼蜜为丸，全部药材及其佐料只用了5元钱的成本。
六天后，我配制出药丸，于一天晚上，估摸着李双虎已经收工回家，便登门送药来到了李双虎家中。当时已是暮秋时节，生产队的种麦任务已经完成，社员们度过“三秋”大忙季节转入了冬闲。
李双虎与他母亲住在一起，我拿出药丸地给他，母子俩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告诉了他药丸的用法和服用后将会出现的药物反应情况。
“每次先服用一丸的四分之一，有疗效也会带来毒副作用，会出现出汗和抽搐症状，没关系，别胆小。第一次服用四分之一，第二次服用半丸，第三次服用四分之三丸，第四次服用一丸，第五次服用一丸半；以后就每次服用一丸半服用。”
李双虎按照我说的用量开始了服用，几天后，我登门巡诊询问病情。李双虎称，头一回服药的那天晚上，感觉到口干；第二次服用半丸时，全身出汗；第三次服用四分之三丸时，手脚间歇性抽动；增到一丸时，全身抽搐；增到一丸半时，抽搐得更加厉害了，角弓反张，还出现了咬舌，有一次把舌头都咬破了。之后，每次服用一丸半持续了半个月，李双虎变得骨瘦如柴了，儿子是娘的心头肉，其母找到我说明病情，我告诉老人家没有关系，那是正常的药物反应。
就这样，我又让李双虎按每次一丸半剂量服用了半个月，药物反应依旧，疗效也开始发生着明显变化。当李双虎可以在室内扶墙走路时，便让其减量，每晚服半丸，直到当年腊月23日这天，我让李双虎停止了服药。并让其开始吃鸡蛋补充营养恢复体力，当时在农村及但是紧缺食品，好在他家里养着鸡，吃鸡蛋还是很方便的。
第二年春季清明节前后，生产队里又出现李双虎的身影，全村社员都感到很惊讶，原先那个病兮兮的李双虎简直就像是变了个人儿！李双虎变得体壮如牛了，他的腰腿疼病（现在叫强直性脊柱炎）宣告治愈，从此再也没有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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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虎是我诊治的第一例疑难杂症，在全村父老乡亲中引起了积极反响。就在那个万物复苏的春天，从李双虎那如同枯木逢春的神情、从村里人听李双虎讲述我如何给他治愈腰腿疼病的经过中、从人们投给我的赞许的眼神中，我感觉到父老乡亲对他们的赤脚医生——我的医术水平的认同与信赖，我的赤脚医生生活也由此充满了阳光。
刘玉芳是我村业余评剧团里的一名演员，她的姐姐患有慢性胃炎和神经衰弱症，常去找我看病，后来她每次去，我都无意中发觉在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异样的神采。在一次给她看病过程中，我问她，你公公还常煮羊杂拿到街上去卖吗？她点点头说，是呀，并借机欣喜地问道，你爱吃羊杂吗？我说，爱吃。
刘玉芳姐姐的公公专逢集日才煮羊杂儿，并用车子驮到集上去卖的。一天下午，我从村合作医疗站出来准备去出诊，刘玉芳姐姐的公公像是有意在等我似的，我一出门就在街上遇见了他，他像是知道我喜欢吃羊杂，就跟我说，你不是爱吃羊杂吗？正好我今天煮了，跟我回家去吃吧！开始我想，你怎么知道我爱吃羊杂，后来一想，肯定是听他儿媳妇说的，因为平时跟他家关系就不错，也没有多想，就跟他来到他家。
他放下车子，把我让进了他家里屋，他儿媳妇闻声笑呵呵地走了出来，我背着药箱走进他家里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在屋里，就问道：
“家里来客了？”
“不是客，这是我妹妹，玉芳，在村剧团里。”
刘玉芳长相俊俏，有一个典型的李铁梅的身段，一根大辫子长长的垂在胸前，全身上下透露出一种只有农村女青年才有的那种充满着青春健美的气息。
“你天天都得出诊吗？”刘玉芳问。
“嗯！这阵子村里病人多。”
“你在咱村剧团，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你是咱村里的‘红雨’，大忙人儿，那看得见我？”她说着，闪动了一下她那美丽的眼睛瞅了我一眼，就赶忙低下头，两手摆弄起垂在她隆起的胸前的那颗大长辫子来。
“姐！”刘玉芳叫了一声，走了出去。
我这才发现，刘玉芳的姐姐没在屋，她姐姐的公公也躲了出去，今天哪是让我来吃什么羊杂，分明是掉进了他们事先设好的“相亲陷阱”里了，同时，自己又想起了褚莲，她现在干什么呢？
打那以后，我不由得就开始注意起同在一个院子里办公的村业余评剧团来了，一有空就过去看看他们排戏，我当时的思想是矛盾的，不知是去看排戏的，还是去看排戏的人，不知怎么一见到刘玉芳，就不由得想到了褚莲。我每次去，刘玉芳见我来了，就过来打个招呼，说，来了，随后，就回去接着排她的戏，村里这个剧团在文革期间只排些小节目，那会儿据说在排评剧《秦香莲》，刘玉芳在戏里扮演皇姑。几天后，刘家托人上门提亲，母亲不同意这门亲事，理由是嫌她没有父亲、家里也穷。在这个问题上，我表现得不积极不反对，说良心话，刘玉芳长得不丑，可总觉得跟褚莲比缺少点什么，缺少点什么呢？我自己当时也说不清楚。
后来，村里一家姓周的街坊家的姑娘闯入了我的感情生活。
姑娘的父亲13岁上，就由杜岗村搬到了我们村里来住，替人家织毛巾、土布，刚入社那会儿给社里织，后来给个人织。他是通过他大嫂来到岔河集村的，他大嫂的娘家是我们岔河集村人，看着不错给介绍的。17岁，跟村里一个徐姓家的姑娘结了婚，徐家只有两姑娘，无儿，可小伙子寻了徐家的姑娘也不算倒插门，小伙子还姓他自己的周姓。这个姓周的小伙子结婚后，几年后便同那个姓徐的姑娘接连生了七个孩子，都是闺女。大女儿在村里当了几年村干部后，被调到公社上班，不久当上公社党委副书记。闯入我感情生活中的这个姑娘排行老二，由于家里姐妹多，没有上过学，老三、老四、老五都是她背大的，姑娘虽说不识字，却很能干，12岁就开始在生产小队里挣分了，地里活什么都干，什么背土整地、背粪种地、拉耧驾辕、夜间浇地，样样能行。刚开始浇地那年她才14岁，那时，队里刚打了第一眼井，七队和三队合着用，尽管她是跟另一位男社员一班，可她毕竟是女孩子，轮到她值班了，就自己照常开堵畦口、查垄沟，她浇地的那块田里有一个坟头，是本村一个姓杜的傻子，她也胆小害怕，可是她照样顶班，父亲那时是生产小队的副队长，查夜到那儿看见了她自己一人在开堵畦口、护垄沟，打心眼里疼苦她，以后逢人便夸她是个吃苦耐劳的好闺女。从此，她的能干在队里村里出了名，再加上她思想好，每次村里共青团员搞义务劳动她都参加，15岁那年就入了团，16岁那年在村里当上了民兵排长，后来又在生产小队里担任起妇女队长。1977年，姑娘被派到县医院护士集训班参加学习，因为她没有上过学，自是学习理论课很吃力，可她心灵手巧，业务实习样样能行，一年后被安排到公社医院上班，成为公社卫生院有史以来第一个经过县级培训的专业护士。
一晃姑娘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们家老房一个姓徐的街坊来到我们家，找到我母亲替姑娘和我保媒提亲，说姑娘人挺能干的，懂里懂表，还孝顺。母亲倒没说别的，只说离着太近，老街旧邻的，以后处不好，出不来进不去的，亲家成了仇家多不好，其实那意思已经明了，只是没有明说不同意罢了。我呢，每次提媒都没有丝毫的庆幸与感激，每当有人上门给我提亲，都会使我想起自己在城里上高中的女同学褚莲，我处于极度矛盾之中，媒人的几次上门提亲，母亲到底是同意了。
那就接触接触吧！我违心地想。
我和姑娘的第一次接触，是在生产队园田看园子的小屋里。那是1978年头麦秋的一天中午，我来园子里把父亲替回去吃饭。开始，自己躺在小屋的炕上，蜷缩着身子在那里想心事，忽然，我觉得，这样会把自己刚换上的这身白衬衣、绿军裤弄出褶子来，就起身站在小屋的窗前，遥望着远处的蓝天白云，扫视了一眼园子里在烈日的炙烤下的那些蔬菜，自己的心态仿佛这些打蔫的西胡、韭菜、土豆秧子一样，从里到外打不起精神来。蓦地，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在中学上赤脚医生课期间，同褚莲一道，漫步在刚刚收割了庄稼的田野了寻找中草药药材的情景，我的心里充满了回忆的快乐和温馨之中……忽然想起毛主席一句诗词来，不禁脱口而出吟咏起来：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挥斥方遒！”
“背书呢？”
我吓了一跳，一个女人的声音！回头一看，姑娘已经站在我的面前。
“你，你怎么来了？”我惊魂未定地问道。
“我到家里找你，说你到园子来了，就来找你了。”
姑娘穿着一件蓝碎花长袖衫、一条绿色裤子，我从那温馨的回忆中回到了现实，坐在了炕沿上。姑娘前来，很显然她是积极主动的，可自己呢？面对着来自家庭和乡情的压力，显得是那么的孤独与无助。
“你对给咱俩提媒的事情有什么想法？”
“我，我没有想法，我听老人的。”
静谧。一阵难耐的静谧。姑娘已在靠近门口的门框处，低着头，只顾瞅着自己那双显然是刚换上的乳白色的塑料凉鞋。我坐在炕沿上，翘着二郎腿，脚尖不停地摇动着，我平时就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总愿意摆出一种知识青年的样子，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沉默。一阵难耐的沉默。姑娘似乎在思考着自己今天该不该来，该不该先来找他，会不会给他一种我上赶着他的感觉。我们彼此都再也没有说话，还说什么呢？觉得无话可说。我呢，心里想，我们之间的差异太大了呀！她没有文化，尽管她很能干，也很孝顺，可终归以后我们得共同生活呀！我能接纳她吗？无论文化素质还是生活阅历、社会知识，我们都不能够相提并论同日而语。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呀！如果要是换了褚莲……唉！我怎么又想起她了。
我忽而抬头望望窗外，只见在烈日的蒸烤下的蓝天白云静止着，像是在默默关注着我们这场婚姻的结局；园子里那一架架的豆角、黄瓜、一个个低垂的茄子、一畦畦蔫蔫的葱蒜也在静静地等待着，等待我给它们关于我们这场婚姻的答复，它们在烈日的蒸烤下纹丝不动，似乎只要一动就会误了听我将要说出的结果。我能说什么呢？我无言以对，只有沉默，尽管我此时的沉默决不是由衷的同意。
蓦地，姑娘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动静，抬起头，把眼睛移向窗外；我也听到了屋外的动静，是有人来的走动声响。从来人的咳嗽声中，我知道是父亲吃饭回来了。姑娘同父亲打了招呼，父亲也流露出一种爱怜的表情同姑娘打了招呼。
“回去吧！”父亲对我说。
我终于逃也似地离开了那个小屋，离开了那一屋子的难耐的尴尬与静谧。
可是我能够永远地逃避掉那将来令人尴尬难耐的生活命运吗？我骑上家里那辆自己组装的旧了的类似飞鸽的自行车往家里行进着。从生产队的园子到自家门口不足一里路光景，可我却觉得竟是那么得漫长！几乎是与我骑上车回家的同时，那个身着蓝碎花长袖衫的姑娘也离开了那个生产队的菜园子，我把她远远地抛在了身后。我缓慢地瞪着自行车，心里充满了矛盾，我感到自己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位已被我远远地抛在了身后的“蓝碎花”姑娘就是自己未来的媳妇吗？自己就这么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农村了吗？然后就是同其他人一样，结婚、生儿育女，每天守着自己整天是衣服破旧的妻子和一群孩子、守着这个贫穷的家，终日忙碌着下地干活、回家吃饭，然后再下地干活、回家吃饭、睡觉、干活，由此循环往复直到变得衰老。
猎入我视线里的那转动着的自行车的车轮在骄阳的照射下，把斜斜的影子艰难地在田间的羊肠小路上拖动着，我的驱车的两腿此时也像是灌了铅，心情沉重得如同坠石一般，那条由菜园子通向自家的弯曲小路仅400余米，然而竟显得那么得漫长，本来只要20分钟就可以走完的路我却感觉到好像走了半个世纪！前面的路是通向我现在的家吗？也是通向我将来的家吗？我感到困惑、感到迷惘，如果是的话，我宁可不回，我就如此地了此一生？我能否由此拐向步入我人生辉煌的另一条路？这条路能否让我去深造、步入大学那令人神往的殿堂，能否让我由此跻身解放军那所大学校去锻炼成才？此刻的我只给了自己以问题，却不能给自己答案。于一阵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我感到了无奈，唉！一切都是那么得无奈！炎炎烈日、湛湛晴空、白白云朵在它们静静的一成不变之中重复着无奈的旋律；村前伫立的杨柳、错落的屋舍以及路旁两侧田间的玉米秆儿和豆秧、棉苗无声无息无助地接受着烈日的蒸烤……你们缘何如此？你们作出此番态势会于我将来的那个无奈婚姻结局有补吗？倏然，我皱起的眉头对着周围的一切释放出怀疑的目光，又过了一会儿，忽然从我的心底发出了另外一种声音，不！我不认命、不甘心！我不能接受上苍给我的这样的人生命运结局！此刻，我忽而从心底又萌生出了另外一种人生命运的理想目标，我坚信它一定能够实现！
猛地，我不知从哪儿来了那么一股子劲头，从我的身心和我的脚下忽然有了一种如虎添翼般的感觉，原本感觉沉重的身躯忽然变得插翅般的轻飘起来，于一阵脚下的猛蹬车轮的动作之后，那架笨重的自行车竟然急驶如飞了。我要从这条小路飞回家去，继而飞出岔河集，飞出霸县，去创造出辉煌的人生，用自己的辉煌去拥抱那必会款款而至的真爱！
自从那次园田小屋的初见之后，我和姑娘的第二次谋面已经是当年的中秋节了。
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村子，可由于我在村合作医疗站上班，她在公社卫生院上班当护士，平时却很少在一起。中秋节到了，村里有接未过门的媳妇到家里吃饭的习惯，其实现在看来，无非是给通过媒妁之言确定了未婚关系的男女提供一个见面接触彼此增加了解的借口。按照这个习俗，我到了姑娘家里，叫她去我家吃饭。见到她，我平静地说，走吧！（家里老人）叫我接你来了。她也没说什么，告诉了她母亲一声，就尾随着我来到了我家，记得那天父亲给她烧了土豆炒肉丝、苜蓿肉、熬肉、熬鱼四个菜招待了她。
饭后我去上班了，她在我家搞卫生、洗衣服忙了一下午，晚上吃的剩饭，饭后她就走了。
我们的第三次见面，是在我头入伍走的那几天里，两家经过商谈给我们过了礼，除去我俩之外，双方老人和主要亲属来我家吃了一顿订婚饭，算是按照当时的村里习俗把我们的婚姻关系确定了下来。
那个姑娘就是已经给我生了两个女儿、与我共同生活了二十余年的妻子——周领君。
6
一个农村青年的入伍参军是要经历一番周折的。
尽管我高中毕业后，上赤脚医生培训班、留在县医院实习、又进了村合作医疗站，足以令村里的同龄人羡慕不已，但我还是希望参军入伍，到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去锻炼自己，实现自己上军校、当一个军人医学专家的远大抱负。那时在农村青年中，对于当兵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竞争是很激烈的，都希望通过参军的途径来使自己从此出人头地，他不管自己的素质如何，只要自己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好，再加上体检合格，就都希望通过当兵来实现他们可以脱离农村风光一生的愿望；尽管他们大多对自己的天赋、素养和才智潜力缺乏充分的估量，却都对参军怀有自己的梦想，尽管后来他们到了部队没有多长时间就觉得自己原来的参军的理想也并不怎么美好了，因而就不习惯和不能继续接受部队这个大熔炉的锻炼了，所以就闹着回家，希望早日复员，此时的他们也大都因为参了军在家里找到了对象，有的甚至已经过了礼或是领了结婚证，就更不愿在部队待了。也正是由于如此，使得那些原本在村里除了家庭成分好，其他个人条件都不如别人的农村青年得到这样一个启示就是，当兵好寻媳妇，那时的社会现实也确实如此，这大概就是参军入伍为什么在当时的农村青年中那么美好的又一个原因吧！甚至有的农村青年根本就没有上过几天学，也不会对于自己的参军入伍有多么明确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可能当时他当兵的目的就是为了好寻媳妇，就是这么简单！这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事情，那就是上海河。毛主席曾经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从此，全国各地有关的农村地区，从县、公社到生产大队每年都要组织农村壮劳力于秋后背上行李卷去挖河，挖河是一项劳动强度非常大的农活，很累人的，但是，凡是上海河的社员是有着不同于一般社员的优越待遇的，比如，工分高，只要你能够上一次海河，从开始一直顶到最后，那么你一回来，你在生产小队里所挣的工分马上就由原来的分值一下子理所当然的长到满分10分，另外，上海河每天的吃粮定量也可以长到当时村里规定的最高斤两；还有就是上海河的人在工地上吃得好，每天可以吃一顿白面，有时还能吃到肉，这对于当时在一年也没有几天可以吃到白面和炒肉的农村现实生活状况来说，上海河同样在当时的农村壮劳力中具有着价值不菲的诱惑力。由此可见，任何一件什么事情或者社会行为，只要它具有非同一般的诱惑力，人们都会对它刮目相看、趋之若鹜。
我第二次当兵那年是1978年，是在那个地净场光秋去冬来的季节。一天，村里那个被高高地架在村党支部、村委会院子里电线杆儿上的大喇叭，又发出一声由于电流突然冲击引起的尖叫，随后便播出了全公社冬季征兵工作开始的消息，这对每一个农村青年来说，又是给他们送来了一年一度的福音和梦想。第二天，除了大喇叭里继续广播征兵的消息之外，村里大街的黑板报里画上了农村青年身着绿军装、胸前佩戴着大红花喜气洋洋内容的粉笔漫画，写上了关于应征入伍的重大意义内容的一段段用各色粉笔书写而成的文字。大街的墙壁上贴出了一条条用五颜六色彩纸写成的诸如“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以及“服兵役是每个适龄青年的光荣义务”等等内容的标语，一时间，参军入伍成了农村街评巷议、茶余饭后的谈资、话题。后来才知道，那年是建国以来全国征兵数量最大的一年，如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一样，那年的征兵是为一个中越争端问题所采取的一场军事行动的前奏。
1978年11月1日，岔河集公社院内，聚集了来自21个生产大队的110名报名应征入伍的青年，尽管他们的面目美丑、肤色黑白、身材高矮、服饰新旧各异，却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理想。
上站体检的项目是量血压和目测，体检是分批进行的，每五人一组，被叫的青年高兴地走进了体检房间。
先是目测，被测试者站在距离视力测试表五米的地方，拿起那个用筷子串起的半个皮球，挡上左眼或右眼，用另外一只没有被挡住的眼睛望着视力表，接受着测试人员的测试。目测合格后进入下一个房间，让医务人员量血压。第一关的目测关，大多数青年能够通过，或许有个别青年视力有问题，下一项的量血压也就用不着测试了，就等于被首次淘汰了。量血压就不像目测那么简单了，大多数青年也能通过，却有一部分人血压测量的结果或高或低，这部人首次测试结束后从房间出来，就会有通过测试的人，凑上来问他的血压测量情况，如果血压高就会告诉他去找点醋喝了再试；血压低的找碗凉水喝下去再去测试。这一部分人经过这样一番“秘密活动”后，除了极个别人在重新测量中都能通过。
那次上站体检刷下来三十人，其余的八十人几天后统一去了县城，在老武装部院里接受了体检。
在县城体检就不那么容易了，体检的项目增加了好多，除了目测和量血压两个项目之外，增加了内科、外科、五官科，以及嗅觉、量体重身高、赤足走路、双手抱头学蛙跳等。记得那天进行体检的最后一个项目是，要接受体检赤裸了身体，排成一行接受主检和另外几名医务人员从上到下的全面测试，五名青年要一起来回走路，双手抱头蛙跳。尽管是冬天，体检的房间又都是两间屋通着的，由于地上铺了苇席，屋里生着一个高大的铁炉子，所以屋里是暖烘烘的，一点也不觉得冷。
我们村有个姓杜的青年跟我岁数一般大，他在接受双手抱头走路的体检项目时，主检见他歪斜着身子就把他叫到里屋，让他脱了衣服再次接受检查。青年脱光了衣服，主检见他是个罗锅儿样的身材，对他说了声：“你有畸形。穿上衣服，回去听信儿吧！”说完，转身走了。这个青年的哥哥听说后，觉得事情不大对劲儿，就去找到主检问情况，一再解释，希望逐渐能够高抬贵手。主检说，你看这结果是大伙检查出来的，白纸黑字已经写下了，我也无能为力，不好再说什么。在那次体检中，前狄村一个有腋臭的青年也被刷了下来。
我的第二次入伍体检也险些在这一关上被卡住的。那次全县入伍青年体检的主检，是县医院一个叫陈兴林的大夫，他的个子不高，圆脸儿，戴着一副近视镜，他非说我心脏有问题，部队来的一个小个子军医，检查的结果和他不一样，也是他看上了我的缘故，军医就去和陈兴林解释，或许是出于医术之争，或许是关乎各自的威信问题，两人在交谈中各持己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后来两人竟吵了起来，再后来，大概是那个陈兴林知道了我姑和姑夫也在县医院工作，并且知道是谁的原因，碍于同事之间的面子，才对我网开一面。
应征入伍青年接受的最后一关是政审。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关，有不少体检样样合格的青年在这一关上被卡住了。在对我的社会关系进行政审过程中，尽管公社武装部长李增义和那个带兵的蒋排长（蒋志同，四川人，后来转业到成都日杂总站）两人都愿意让我走，可公社政审班子看到我的档案社会关系一栏的有关内容时，一看上面写着，外祖父成分是地主，并有严重历史问题时，一时间大家都不说话了。这时侯，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的周荣君说，他家跟他姥姥家早就不走动了，让他去吧。听她这么一说，其他人再也没有说什么，就算是通过了。
我的参军入伍到了村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始，村支书樊德对我当兵也有想法，说，刚回来就走，村里这个赤脚医生不就白培养了。后来我在村委会当村长的干伯张德财找了支书两趟，老姑、姑夫天天顶，到县里找这个，回村里找那个，总之，这个找，那个也找，我当兵这事村里才算最后定了下来。
7
那年，我们全公社去县里体检的共有八十人，体检刷下来三十七人，政审又刷下来七人，最后剩下三十六人，我村占五人，我算其中一个。
12月20日，我同其他被批准入伍的农村青年一样，去县武装部领回了入伍通知书和发下来的军装，距离去部队只有四天时间了。这四天，是给我们走亲访友的时间，在这四天里，因为我在村里当赤脚医生为下了不少人，所以，一连四天中午、晚上顿顿有人请，我俨然成了一个即将离村的功臣似的高兴地接受着村里父老乡亲们的宴请。尽管当时，家家给我做的不过是一盘猪粉肠儿、一盘肉炒白菜、一盘炒鸡蛋和一盘小葱拌豆腐，外加一碗面条汤或鸡蛋汤什么的，主食吃的是馒头或烙饼，但对于当时的农村生活条件来说，已经算是美味佳肴了，他们已经倾其所有了。我当时，已经感受到，在那一桌桌既普通又不一般的“四菜一汤”外加馒头、烙饼的与他们临别前的热情款待中，溶进了父老乡亲对我这个他们眼看着长大的娃娃的那份千金难买的浓浓乡情！
那个就要离开故土、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离开自己亲人的依依惜别时刻，到底是在我们的既盼望又难舍的复杂心态中款款而至了。
在12月25日离家的那天早晨，我走进同爷爷一起居住的东屋。那时，83岁高龄的爷爷已经是风烛残年了，那天我忽然发现，他老人家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又显得比平时衰老了许多，连往日的那点精神头儿也没有了，老人坐在炕沿上，两手无力地摊在胸前。老人知道下面将要发生什么事情，默默无声地望着我，望着我穿好那身没有领章的军装、望着我戴好那顶没有帽徽的压出褶子的军帽，望着我背上了那个绿色军用背带横横竖竖捆着绿色棉被和一双胶鞋的背包，我忽然瞥见爷爷的眼神里显得那么无奈和无助。
“老爷，我走了。”我对着爷爷说。
“您别动（别出去送我）了。”见爷爷要起身，我知道老人要送送我，我想说服老人不让他送了，可是我马上就感到了我刚才说的话是没有用的，老人起身，抬起那只像松树皮一样青筋突起、操劳了一辈子的手向前挥挥，那意思是，我送送你。我背过两手向上抬了抬背上的背包，搀扶着老人走出屋门。
这时，父亲、母亲、两个姑姑，还有周领君相继从西屋走出了来，尾随在后像是送着我们祖孙二人，我们走到了当院的门楼处。
“老爷，您以后要多保重自个儿。”我说。
“唉！你一走，我就完了。”爷爷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拄着拐棍的那只手微微颤抖了起来，老人伤心地抬起另一手擦了擦眼泪。
“老爷……”听爷爷这么一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不禁哽咽起来。爷爷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每天都是由我照顾着，我们祖孙二人住在一屋，很显然，我一走，老人觉得失去了靠山似的，没了主心骨儿。
我们爷儿俩这一哭，使得本来就忍着离别自己亲人不让自己哭出声儿来的父亲、母亲、姑们也都忍不住啜泣起来。
8
爷爷站在门口望着他的长孙离他而去。
父亲、母亲、老姑和周领君送我去公社大院里集合，到了街上，我们汇入了同村其他入伍青年、送我们的亲友和父老乡亲们的人流，大伙儿一起朝公社大院走去。
我左顾右盼下并肩而行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入伍伙伴，回头望一眼欢送我们入伍的父老乡亲们，心情既光荣又难舍、既激动又酸楚，岔河集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身背药箱进百家、治百病给父老乡亲送医送药送健康的热土，一下子真的要离开她了，心里真不是滋味。
到公社院里后，我们每个人的胸前都多了一朵大红花。
上午9点，公社召开了送兵大会。
会议由周领君的姐、公社党委副书记周荣君主持。
“同志们！”她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欢送新兵大会。再过一个小时，我公社这36名优秀青年就要带着他们保卫祖国的志愿、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望、带着祖国对他们的召唤奔赴到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大熔炉去了，去完成他们报效祖国、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的光荣使命去了。在此，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接受祖国的挑选、响应祖国的召唤，奔赴边疆、奔赴保卫祖国的光荣岗位致以热情的欢送！”
“哗——！”台上台下立即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新兵同志们！”她继续说道，“你们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去履行一个农村青年保卫祖国的光荣义务，希望你们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磨练自己，努力掌握建设祖国四化的本领，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家乡父老等着你们的立功喜报！下面请公社武装部李部长讲话！”
李部长对我们36名新兵在表示祝贺的同时，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希望。
最后一项内容是新兵代表发言。我代表新兵在表达了我们对公社领导、对家乡父老的感激之情后，表示了我们的决心……
送兵大会结束后，我们就坐上四轮拖拉机去了县城。
我们又来到县城老武装部那个院子，其他公社的新兵也都陆续到了。下车后，李部长给我们整队，简单讲了几句就宣布自由活动了。
我和周领君去老姑家呆了一会儿，就同老姑、大姑家表妹去照相馆照相，那天去照相馆照相的基本上都是就要离开家乡的入伍新兵，我们等好一阵子才合了影。
中午12点，我们开始吃午饭，半小时后，集合去电影院看电影，放映的是战斗故事影片《英雄儿女》。
下午2点，电影结束，我们以公社为单位整队步行到县工会礼堂，到那一看，已经有18辆贴着用粉纸编了号的大轿子车停在了那里，每辆车的前面还扎着一朵用长长的红绸子布打结而成的大红花。每个公社的新兵各上一辆车，我们岔河集公社的新兵都找到了将要乘坐的那辆大轿子车。
这天上午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阴沉下来，各村的新兵们都在父母或亲友的“护送”下，来到公社大院里集合，霎时间，原来僻静的公社大院变得热闹起来。
这些昨天还是农村青年的新兵穿着肥大的绿军装，有的走路也没了往日的自然，变得有些拘束。他们斜挎着绿书包，听着父亲和亲友说了不知多少遍的辞行的叮嘱话。
“天儿凉了，（要注意）穿暖和点，我知道你怕冷，要不哪年做棉袄续的新棉花都有块砖厚。”
“表哥，到了部队上就写信，我大妗心眼儿小，要不日子长了又该惦记着你了。”
“你放心走吧，家里有我（照顾）呢！（你的）书包有10块钱，是咱过礼时爸妈给我的，我总没舍得花省下来的。”
……
这边的父母围着就要当兵走的儿子叮嘱着，父亲们似乎觉得该说的都说了，再说也是啰嗦，只在一旁抽烟，母亲们却边叮嘱着儿子边一会儿抻抻儿子新军装的衣袖，一会儿抹抹儿子本没有落上尘土的衣肩；那边，有几个父母没有守在儿子身边，是因为儿子的未婚妻也来送行，有意识地给他们躲个空儿，好让人家说会儿话。那些平时挥锨抡镐的小伙子们这会儿有的搞下那顶还带着叠压褶子的帽子拿在手里，有的低着头望着那只穿着黑棉鞋在地上搓来搓去的脚，好像在轻轻地不停地抚摸着对方的心，双双在含情脉脉地说着悄悄话。
大轿子车开了过来，那车打扮得像顶花轿，车前系着一条红绸，红绸上扎一朵大红花，西侧车帮贴着红绿黄彩纸示语，一边写着“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另一边写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后面车帮写着：“加强战备，准备打仗”。
“嘟——！”哨声响了。
“集合！”接着排长走到院前的空场，喊通，“面向我站成一排。”
由于事先经过了训练，新兵们很快按高矮个顺序站成了一排；送行的人们在排长身后围成半个圈儿。
“稍息！立正！向左看——齐！向前——看！报数！”
“一、二、三……”
“点名。念到谁的姓名，喊‘到。’”
点名完毕，接兵连长讲话，向新兵提出要求和注意事项，然后依次上车。这时，送行的人们围拢上来，上了车的新兵们靠在汽车两侧的车帮上，向亲人们说着最简短、主要的告别话。
我一跃上了车，然后转身便看到了父亲那张平静的脸，还有弟弟、妹妹，站在父亲身边向自己不停地挥手，一一嘱咐着“到部队就写信”、“别惦记家”，咦？母亲呢？我这才发现没有母亲的身影。哟！那不是院长吗？还有王大夫、张大夫、孟庆霞、张亚茹夫妇以及经我治过病的社员们，他们什么时候到的，他们都挤了过来，一一同我握手，大家的心情一样的激动，眼睛里流露着祝福、羡慕和留恋的笑。
我此刻思念着母亲，当儿子的知道母亲为什么没来送行。
“父老乡亲们！”人们不约而同地朝车上望去，只见接兵的连长向前来送行的人们说道，“请你们放心！到了部队上，我们会像亲兄弟一样关心他们，让他们生活好、学习好、训练好！我们会帮助他们克服困难，练好本领，他们会比现在长得更高、更胖、更强壮！两年以后，他们会回来看望你们的，到那时，你们会说，他们没白当兵。”
连长的讲话实在、得体，人们没一个说话，不少人在擦眼泪。
我找到座位后坐下，车徐徐开动，我把头和一截身子探出车窗，朝目送着即将离开他们的老姑、大表妹、父亲频频招手示意。
汽车开动了，人们开始跟着车跑，前来为送行的亲友们终于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我发现，父亲那张脸终于消失在车后扬起的尘土里了。
告别了，亲人们！我的视线有些模糊了。
大轿子车缓缓地出了大院一直往东行驶，过了新华书店右拐向南，沿着那条窄窄的公路向南驶去，然后左转向养路工区方向驶去。
车在雪花飞舞的路面上向前行进着，车轮碾着飘忽不定的雪花。
大轿子车开得竟是那么慢，真像只蜗牛在树上慢慢地爬呀，爬！
寒风从窗外吹着尖利的口哨窜了进来，在我们的耳旁悄悄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你们的新军装不顶用，没错，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寒冷在把我们拥抱着。在我们的车上，成都军区军校教导员和接兵排长跟我们在一起，这倒让我们感到了安慰和温暖。
雪，在下着，丝毫没有要停的迹象。我们只知道是去天津，但具体去哪儿谁也不知道。
车在沿路行驶着，从车窗向外望去，我知道，眼前那片屋舍的村落是维民房村，那是我姐姐家。姐，我走了。我心说。
过了一会儿，我蓦地侧目向南一望，县殡仪馆一晃而过，我赶忙顺着那视线望去，看到了我们在霸中上学时曾经劳动过的农场。那排屋舍、田园，一切都在默默地接受着这场漫天大雪的洗礼。忽然，我觉得它在向我招手致意，像是在说：再见了！王英同学。希望你到了部队，要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苦练杀敌本领，为保卫四化和祖国边防立功！我凝视着早已经一闪而过的霸中农场，默默地心说，我会的。
大轿子车仍在向东行驶着，煎茶铺、信安、堂二里……
“就要真的离开了家乡了！”我的心自打刚才大轿子车驶出县工会大院那一刻起，就不由得一阵阵收缩，上午离开的岔河集，下午就要离开霸县了，一阵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油然而生。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风筝，思乡之情就是那根无形的丝一般的线，家乡父老和亲人牵着线的另一头，我们的大轿子车越往前走，我的心就抻的越有一种疼痛的感觉。
真的要离开家乡了呀！我在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