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咋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呢
一个人一时不招人待见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招人待见。一个行业一两年不招人待见并不难，难的是几千年来都不招人待见。
中国的商人就是那种一辈子不招人待见的人，中国的商业就是那种几千年来都不招人待见的行业，最起码也是之一。
这是为什么呢？
小孩儿没娘，说来话长，一切还得从中国商人的诞生说起。
从来到人世间的那一天开始，中国的商人就带着一肚子委屈。
据吴晗先生考证，中国商人的渊源，就是周王朝时在洛阳的殷商遗民。这些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为了活下去，只好帮助占有土地的周人互通有无，顺便赚取一点儿差价。以后，中国那些倒买倒卖的人，就被称为 “商人”。
这些殷商遗民干这种倒买倒卖的营生，也算是继承了传统。据说，这些遗民的老祖宗王亥就是倒买倒卖的高手。
作为政治上的落水狗，这些殷商遗民的处境，相当说不过去。虽然周人发扬了适度的费厄泼赖精神，并没有痛打落水狗，但是他们的刀始终架在这些遗民的脖子上，成周八师就驻扎在洛阳附近。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遗民要是还在琢磨着在政治上分一杯羹，那纯粹就是天方夜谭。
可以说，中国商人没有政治地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后来，管仲在齐国主政期间，把人大体上分成了四类：士农工商，商人只能敬陪末座。
到了战国时代，商人的地位非但没有与时俱进地大踏步前进，反而遭受到了更加残酷的压制。商鞅的法令，就人为地给商人增加了不可估量的政治风险。
此后，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始终坚持这一基本国策，就连无为而治的汉初也没有例外，美其名曰：崇本抑末。
商业被看作是细枝末节的“末业”，不少商人拿出自己利润的相当一部分买房子买地，为的就是让子孙摆脱商人的身份，成为地主。一些比较牛的商人还积极向官方靠拢，跟官方结成某种盟友关系。《红楼梦》中的薛家就是一个典型，近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做到了官商勾结的极致。
今人对这种崇本抑末的思想大加挞伐，并且毫不客气地断言，正是这种荒谬的指导思想，造成了中国的落后。他们举出的反例就是欧洲，看人家欧洲一直很重视商业，所以就很牛。
这些指责者没看到，或者说假装没看到一个历史事实，在很长一段历史上，一直重视商业的欧洲，并不比崇本抑末的中国牛。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崇本抑末并没有制造中国的落后。至于近代中国的落后，倒是跟这个崇本抑末沾点儿边。
崇本抑末这么个玩意儿，竟然被中国人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数千年，高明也罢，荒谬也罢，总之，你不能不佩服它那超强的生命力。
哪怕是个王八蛋，如果它能够神气活现地活个几千年，那我们也得先佩服一下它那超强的生命力。佩服完了，再分析一下这个王八蛋为啥能够祸害遗千年。我认为，这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不去追寻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是一味地指责现象本身，除了把自己置于永远正确的位置之上，啥意思也没有。
要是能够把那些高举崇本抑末大旗的人从地下叫醒，让他们来作个深刻检讨的话，我也加入这个指责的大军，把那帮孙子批到臭。可惜，没人能把那帮家伙叫醒，我也就不意淫了。
我试着来分析一下这个崇本抑末背后的原因，并不奢望能够改变什么，只是来说明一个分析历史现象的方法。
在生产力不发达、物质财富不丰富的年代，让肚子吃饱、让身上穿暖是人类的第一需求。那时候，金银珠宝再多也没啥用处，用他们来填肚子是要出人命的，用他们来取暖也基本是不靠谱的。在那种情况下，大力鼓励农业生产，有目的地限制商业活动，避免更多人舍弃本业、追逐利润更高的商业，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物质财富也日益丰富，温饱问题也就逐渐走下了主要矛盾的位子，这就为商业活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商业活动不仅能够为人们的互通有无提供足够的便利，而且还能够为国家的税收作出突出贡献。
据黄仁宇先生考证，十六世纪后期（当时正是中国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期），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每人上缴的税金大概在0.2两白银左右。同时期，以商业为主的威尼斯，每人上缴的税金大约是3.6盎司纯金，两者的差距在200倍至300倍之间。
没多少人愿意跟钱过不去，同样，也没有一个政府不喜欢提高政府的收入。那中国的政府为什么宁愿放弃高收入，而去不折不扣地抑制商业发展呢？
难道我们祖先的道德水准，真的达到了传说中的“君子不言利”的境界？
应该不是。
每当政府的财政出现麻烦的时候，政府会毫不客气地对农民敲骨吸髓，然后在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中让自己关张大吉，正经的“捞油锅里的钱”。
真笨啊，放着好好的商业财源不去开拓，非得去捞油锅里的钱。
这么说来，我们都是笨蛋的后裔。
这个结论，谁愿意承认谁承认，反正我是不承认。
在这个笨蛋主意的表象后面，一直有无数双精明的眼睛在密切注视着我们祖先的生活。
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祖先大多是靠土里刨食过活，土地就是最重要的资源，谁控制了土地，谁就控制了很多人的肚子，也就顺便控制了天下绝大部分人民。
那些控制了土地的人，就是皇帝（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土里刨食的农民要想活下去，就得乖乖听皇帝们的吆喝。要是全天下都是种地的，皇帝们就省心了，两眼盯住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就是了。
老天爷偏偏不让自己的儿子（天子）省心，给他送来了另一批人。这些人并不依附在土地上，他们通过贱买贵卖的差价，就能够过上比在土里刨食更优越的生活，他们就是商人。
即便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时代，人们也没法完全做到自给自足。种茄子的不愿意整年吃茄子，种黄瓜的也不愿意整年吃黄瓜。种茄子的需要用黄瓜来调剂一下生活，种黄瓜的也需要用茄子来给肠胃换个工作对象，这就需要交换。
最简单、最原始的交换，就是物物交换。
假如，我是说假如啊，人们的道德水平高得离谱，谁也不在乎吃亏还是占便宜。一斤茄子换两斤黄瓜也罢，两斤黄瓜换三斤茄子也好，无所谓，纯粹就是图个乐子，改善一下胃口，那就不用麻烦商人出来搅和了。
在共产主义社会还没有到来之前，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商人这个不让皇帝们省心的玩意儿必须出现。
普通人只是为了基本的穿衣吃饭，都在深情呼唤商人的出现，皇帝们要过比普通人高级得多的生活，那就更需要商人的东跑西颠啦。
问题来了，控制了土地的皇帝们突然发现，自己没法从根本上控制那些不靠土地也能过上滋润日子的商人。换句话说，对皇帝们来说，商人就是一股没法有效控制的势力。
不过，那毕竟是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只要能够绝对控制土地，还是能够做到天下我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