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类似乎进入一个怪圈，任何河流都在经历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莱茵河发源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流经法国、德国等9个国家,最后由荷兰汇入北海。莱茵河两岸生活的人口约5000万,其中2000万人的饮用水取自莱茵河。在德国,莱茵河不仅是饮用水源，还作为航运、发电、灌溉和工业用水，被誉为欧洲的母亲河。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莱茵河的水质遭受污染。莱茵河下游恰好从鲁尔区中心通过，鲁尔是曾经西德钢铁，煤炭、机械、军事等重要工业最集中的地区，工厂林立、城市拥塞，大量工业废水、污物倾入河内。莱茵河上的货运量很大，早在20世纪中期河上行驶的轮船即达16000艘。船舶引擎的废油，加剧了污染。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美丽的莱茵河竟变成了“欧洲最大的下水道”。部分河道鱼虾绝迹，一片死水。
因为莱茵河的污染，欧洲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及沿河各国协同作战，沿河各国耗费了近千亿欧元，终于使莱茵河生态功能得到恢复，水体微生物种群上升到正常水平。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英国的母亲河泰晤士河身上，被英国政治家约翰·伯恩斯喻为“一部流动历史”的泰晤士河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臭名昭著”。
1878年，一艘名为“爱丽丝公子”号的游轮在泰晤士河上不幸沉没，结果造成640人死亡，按理说并不宽阔的泰晤士河不足以造成这样大的惨剧，事后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遇难者并不是死于溺水，而是死于有毒的河水。
而早在1858年，当时英国国王维多丽亚夫妇准备到泰晤士河上浪漫一番，他们却只坚持了几分钟，便被河中散发的惊人恶臭给熏走了。
美丽的泰晤士河在大量污染物堆积下变成一条死河，肮脏的河水还成为沿岸疾病流行的祸首。1849年到1854年，濒河地区约25000人死于霍乱。
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人深深地意识到保护英国母亲河的重要性，经过20多年艰苦的整治，如今泰晤士河已经由一条臭河、死河变成世界上最洁净的城市水道之一，已有115种鱼和350种无脊椎动物重返这里进行繁衍，泰晤士河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印度的恒河、中国的众多河流同样都面临着严重的污染。
在煤炭、石油仍占据人类能源主要途径的情况下，我们最大的任务仍是减少煤炭、石油带给环境的污染。
煤炭的燃烧、石油化工都可能产生废气、废渣，酸雨、煤炭开采后形成的塌陷区等，都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发达国家在城市污染治理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有雄厚的技术积累。治理河流的污染，海洋的污染，是人类更为现实和急迫的，他们现在却在忽悠碳减排，只为自己的私利，不讲任何的国际道义。
发展中国家环境非常脆弱，为了发展经济只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当一个地区守着一座丰饶的矿山，如果严格按照环保的要求，可能这座矿产就没有任何的开采价值了，而为了使该地区摆脱贫困，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我们用道德去要求他们，显然有些勉为其难。
也不是发展中国家没有环保意识，而是环保将有更多的投入，如欧洲莱茵河的治理花了上千亿欧元，发展中国家资金及技术都较为缺乏，面临更大的困难。
除了污染之外，人类最大敌人仍是贫困，世界的赤贫人口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甚至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
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仍是发展经济，解决温饱问题，如果这个时候将碳减排作为重点，将扼杀他们难得的发展机会。
哥本哈根大会欧盟信誓旦旦要进行强制性的减排，这好像是欧美发达国家要画一根线，20年或30年内不能完成全面工业化的，还是早点洗洗睡了吧，这也就是地球上工业化的末班车了。
美国为什么富得流油，而很多穷国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呢？是贫困地区或国家的人们不够勤劳吗？如果有这样的疑问可能会被唾沫星子给淹没了。
人类经济活动，表面上看是货币的流动，如果去掉货币这件外衣，我们就会发现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是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单位时间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人们才可能享受到更富足的物质生活，才有机会和时间进行文化、教育等活动。
如果生产一台电视机要一个工人工作两年时间，那么这个工人只有两年时间不吃不喝才能购买到一台电视机，在正常条件下，他可能要积攒较久的时间才能拥有一台电视机，这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的记忆是较为深刻的。
假设一年一个工人可以生产四台电视机，则他除了消费掉一台电视机之外，还可以用生产另外的三台电视机交换到他所需要的产品。
而提高生产效率最核心的一条则是工业化，建更多的工厂，只有工厂才可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农民起早贪黑，一年辛苦下来，也仅有一两千斤粮食，仅能解决温饱问题，如果借助机器，大量的工业品将从流水线下来，这样才可能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
欧美已经武装到牙齿，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连粗活累活都不想干了，而碳减排却是要让广大发展中国家连粗活也不干了。
大量的工厂建立、人口聚集，这便是城市化的进程，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脱离贫困必须经历的道路。
而这里面对能源的消耗也应运而生，电力、石油、煤炭、通讯等将逐渐成为经济的支柱。
人类更重要的是工业化，更有效率地利用能源，一吨煤可以生产更多的电力，可以制造更多的煤化工产品，带来更少的污染。
不确定的未来
哥本哈根大会已经谢幕，但围绕碳的战争正在全面展开。
在哥本哈根大会碰了一鼻子灰的欧盟是非常郁闷的，随即欧盟明显发出对不接受碳减排的国家征收“碳关税”的信号。我们可以将这理解为欧盟欲用“碳关税”作为条件，把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拉回谈判桌，但这也不排除，欧美在谈崩的情况下，贸然实施“碳关税”的可能。
2010年1月1日，法国的“宪法法院”（constitutional court）拒绝了法国政府的二氧化碳税提案。拒绝的原因是因为这项法案违反了“纳税平等”的原则。这项对每吨二氧化碳征收24美元的税，对93％的法国工业产出都不适用，该法案最终缴税的主要是零售业还有开车的家庭。
这个法案是法国的国内税，目前只适用于法国内，但它可以逐步过渡到欧盟的普遍税，过渡到对外来产品的“碳关税”。
法国在欧盟先行一步，充分体现了法国想通过“碳关税”扳回一局。虽然此次萨科奇的法案被宪法法院驳回，但它却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很可能设置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将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同国际贸易关联。
城门失火，央及池鱼。
欧盟的小算盘是“不合理”的，对欧盟利益造成巨大伤害的气候谈判体制进行重新修正也将提上议事日程，彻底改革CDM机制，将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也纳入到减排义务中成为CDM买家，让更多的国家为二氧化碳买单，甚至让新近有了减排任务的美国加入CDM机制，壮大买家队伍。
在欧盟受挫的情况下，中国风电CDM申请受阻将是长期性的，免费的午餐将不再有了。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由中国和东盟10国共同组成，共拥有19亿消费者、近6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4.5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是继欧洲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最大亮点还是它全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区，它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找到了一条可能的路径。
自由贸易区机制是在WTO承诺的基础上，相互逐步取消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开放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实现贸易、投资的自由化。自由贸易区域内的国家通过相互开放市场，建立密切关系，扩大相互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
与WTO的多边机制不同，自由贸易区是双边的，只要双方谈妥了就好办，很多事情可以在内部解决。就一个协议而言，如果有几方甚至几十方，那最终达成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协议的难度肯定是非常大的。
乌拉圭多哈回合谈判正在进入死胡同，欧盟内部的农业补贴，美国巨额的补贴都是国际贸易体制的毒瘤，不切除便不可能有顺畅的发展。
发达国家强行启动贸易战的可能性已经大增，“碳关税”将是一个可能的选项，这将对现行世界贸易体系产生重要的冲击。
就目前“碳关税”而言，可能有两个结果，一是发展中国家妥协，全面实施碳减排，二是欧美妥协，放弃“碳关税”，任世界格局像一只小船在湍急的河流中自由漂荡。显然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大。
如果2010年的墨西哥城还谈不拢，全球贸易战便可能出现，人类又将回到双边贸易格局中。未来贸易极有可能再次走向严重的衰退，人类仍要与贸易保护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既缺乏资金，又缺乏技术，他们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较不利的地位。如果众多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