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同的，思维模式也不尽相同，面对同一件事情，有的人认为是A，有的人认为是B，有的人则认为是F，而正因为这些差异，派系才会诞生。相同利益的人结合在一起，为了更多地占有资源而进行斗争……其实，无论什么样的管理者，皇帝皇后也罢、老板老总也罢，甚至一个部门领导，都需要在派系斗争的缝隙里寻找平衡。领导者的任务不是消除矛盾，让形势一片大好，而是通过对各派别之间因资源的占有分配而产生的矛盾的合理驾驭，让整个组织有效运转。
因此，要看一个团队、一个部门、一个公司，甚至一个王朝能不能发展下去，就要看其中的派别斗争之间的“合力”是否能让整个组织有效前进，而不是内耗性、衰亡性地蜕变——组织就像人的身体，病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坏分子地侵入，而是由于某些平衡被打破，新陈代谢的内耗，严重的甚至会死亡。
开国先主李昪的发迹，多亏了江南土著谋士宋齐丘。登台以后，除了安定民心发展生产以外，他还招贤纳士广开门路。很多从北方来避祸的士子都投奔到了他的麾下；还有一些抱着光复大唐宏愿的遗老们，也投奔而来，希图有一天施展抱负，统一天下。但是，宋齐丘们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老臣，也是投机性的游士，跟北方那些儒家士子们的理念不合、思维不同，利益更加不一样。他们是乱世求生的精英分子，投机是他们的本质，以权谋私是他们的本性，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为了扩大对南唐资源的占有，自然会结成一派。宋党势力坐大，不屑投靠的自然也有，于是，党争产生。
这个时候，考验领导者的机会来了：宋齐丘是老臣，立下汗马功劳，又结党弄权，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似乎千古以来一直存在着，无论是打下江山的皇帝们，还是一起创业成功的老板们，都面临着“老臣”的问题。
这些老臣们有感情、有面子、有势力、有能力，可是这也同时意味着他能超出权力之外，未必能听你指挥。一旦处理不好，就会成为你的致命伤——很多人选择了斩草除根，如刘邦、朱元璋，干脆一刀砍了；也有人选择了巧妙的方法，如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给你钱夺你权，把你踢出权力体制，但是善待你的生活，有面子不伤感情，算是个好法子；但是更多人选择让老臣继续在组织里发芽。他们不忍心，或者他们意识不到，这些老臣因为势力根深而能超越制度，终有一天会成为这个组织的致命肿瘤。
因为按照科学的管理理念，“在权力系统的运行上，必须要保证权力结构内的每一个人都是可替代可调整的。”我们都知道人治不如法治，在制度面前，排除掉一切不确定的人性因素，会让这个集体更顺利有效地运转。这不仅是现代管理的理念，估计也是一切管理的一种有效模式——只要人性存在，确定的规则就比人性管理更加有效。只是，既然确定了规则，就必须保证每个人都要遵守规则，不能有超越规则的空间存在，这样规则才能保证自身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才能“以德服人”（规则严格执行之德）。
在现代，一个老板创业到一定时候，可以以身作则退居董事长的位置，让经理人来管理；但是在古代，皇帝是没有退位的，尤其是那些刚打下天下的皇帝。因此，这个规则理念就变成除了皇帝一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必须是可以代替的。只有可以代替，它才不会威胁到皇位，它才不会超越了制度——古今中外，天下英主都明白这个道理。李世民、朱元璋、康熙们，要搁现在，那也是顶级职业经理人啊。
而老臣，则是这个规则体系里最相反的因素。按照李昪的性格，除掉老臣的可能性不大，最有可能的，只能是控制，让宋党和其他的反对派处在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在平衡之中求得南唐整体的发展。当然，这也不是因为李昪心软——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心软是大忌。如果李昪真心软，他早被乱世淘汰了，皇位也轮不着他来坐；主要还是因为宋齐丘是文人，他不可能像武将们一样掌握军权，养一批心腹士兵跟着他出生入死，从而威胁南唐政权——他威胁不了皇位。
此外，一个领导者是需要斗争的——下属间的斗争。“如果一个组织内的领袖与下属间的层态过于鲜明，如果领袖之外的下属间一点纷争都没有，那么，这时候领袖存在的合法性和权威就会遭受威胁！所以，一个聪明的领袖，必须要善于让下属间出现适当的角力和博弈，这样，领袖的角色才能在组织中牢靠地扮演下去，因为下属间的博弈需要权威的调和者与仲裁者。”（《领袖型管理架构中的驭人研究》）
因此李昪留下了老臣们，留下了宋齐丘，因为感情也因为功劳，因为才干也因为姑息。
但是很快，这份姑息在其儿子身上发展成了“癌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