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外部的压力虽然暂时消失，但内部的分歧出现了，而这种内耗往往是人们最不愿看到但却最致命的。
这次组建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虽较之统一建国同志会组织纪律严明、系统完备，但由于各民主党派之间利益、原则的差别，所以合作的程度有限，在同盟的指导思想、根本原则方面就存在很大分歧，必然会导致祸起萧墙的悲剧。
就拿身为同盟主席的黄炎培来说，他为人老成持重，因而就倾于本位主义和保守，既想成立第三者的同盟发表独立的主张又不敢得罪国民党。本来，在黄炎培的亲自主持下，同盟会已通过了十二条纲领，但临到集会签名时，黄突然通知推迟会期，而改约张、梁等少数人细谈。他提出十二条纲领应先后分别发表，个别重要条款应该暂时保留，以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反感和破坏。他的提议当时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梁漱溟、李璜等率直的人干脆直接指责黄的懦弱怕事，“欲顾全自己包袱，即不必作政治运动；欲作政治运动，即不能顾全包袱。”最后，与会者还是达成了妥协，决定纳领暂时搁置，待时机成熟再发表。
同时，在创办同盟会的机关报《光明报》时，也发生了许多争执与不快。按照原定计划，本来委托宣传部长罗隆基主持办报，但罗却改变主意不愿意办理此事。梁漱溟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前往香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梁3月离开重庆，直到5月20日才抵达香港。梁在香港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张君劢、罗隆基等人到来，只好与当时在港的民盟人士协商办报事宜。值得庆幸的是，他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驻港负责人廖承志和在港的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人的帮助。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光明报》在1941年9月18日正式创刊。
在办报期间，青年党的代表曾琦忽然向梁漱溟推荐陆荣光为副经理。因为编制已满，实在无法安排，梁漱溟便拒绝了。结果有一天曾、陆邀梁漱溟去茶楼谈判，对梁软磨硬施，百般要挟。曾琦竟然声称：你如此坚持，拒不接受，我们便不再是盟友，我们将以敌人对待你。但梁漱溟还是顶住了压力，始终没有任用陆荣光。
像曾琦这样的威胁还可以应付，但另一件事却使梁漱溟简直无法忍受。报纸出版后，经费仍然十分紧张，梁决定亲自前往新加坡一带向华侨募捐。不曾想在路上碰上了国家社会党《国家社会报》社会长徐傅霖。两人也算是同盟会的同志，因此见面十分客气。梁漱溟为路上遇到熟人而十分高兴，于是说明了此行的目的。谁知徐当时面色一变，立即怒目相向，毫不客气地对梁说：国社党是同盟的成员之一，你我同去募捐，你代表的是同盟《光明报》，我代表的是国社党《国家社会报》，那么一切乐助者肯定将捐款只给你，而不会给我；你去了，我就募不到了。所以，你要去，我就不去，如果我去，你就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只有决裂。徐态度十分强硬，任凭梁漱溟怎么劝说也不通。结果梁漱溟念其古稀之年，又不愿引起与国社党的争执，只好相让，自认倒霉。
在香港办报的这段日子，梁漱溟为了同盟会的利益，不计个人得失，委屈求全。却得不到他人、尤其是自己往日朋友和同志的理解支持，不由感到十分寒心。但值得庆幸的是，同盟终于成立而《光明刊》也终于创刊，这对于他或许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