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天下人普遍好饮茶，尚茶成风，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茶文化。饮茶之习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茶叶还通过海陆交通流至国外，香飘万里，充当了中国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使者。作为茶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唐代出现了茶圣陆羽和中国第一部关于茶的著述——《茶经》。《茶经》奠定了茶文化著述的典范，而其中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茶道文化更是流传海内外，历久而弥醇。
遍植南北，名品益出
中国饮茶历史悠久，《神农本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其事在四五千年以前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关于茶的记载，遍见于当时史书和文学作品。人们对于茶的称呼也较多，诸如：茗、过罗、皋芦等。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社会生产力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充裕，经济、文化等均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盛况。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饮茶习俗也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革，逐渐演变为一种人们热衷的文化现象。唐代饮茶风习盛行，茶叶消费量猛增，因此强烈地刺激了茶树园圃业的大发展，茶树种植区域扩大，种植面积增加，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栽培技术显著提高。根据陆羽的《茶经》、李肇的《唐国史补》以及《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当时产茶地区主要有“山南、淮南、浙西、浙东、剑南”5大区域，共计42州。这些地方覆盖了相当于今天的四川、贵州、云南、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陕西等省区，西北到陕西汉中、安康，西南到云贵高原的西双版纳，东南到福建的建瓯、闽溪，南达五岭两广。据记载，蜀地新安茶“自谷雨以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
这时“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出”，出现了许多人们公认的色、香、味俱佳的名茶，诸如剑南的蒙顶石花茶，湖州顾渚紫笋茶，东川的神泉小团、昌明茶、兽目茶，峡州的碧涧明月、芳蕊，福州方山的露芽茶等，皆为名茶之佼佼者。其中首推蒙顶石花茶品质绝佳；顾诸紫笋茶和常州阳羡茶，被选为贡品，质量可与蒙顶石花茶相媲美。
茶树种植的扩大和制茶业的兴起，使江南广袤的穷乡僻壤得到大力开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茶叶通过大运河水系和丝绸之路，舟车相继，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和西域。“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政治失常，民生凋敝，国库空虚，财政困窘，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当时人的说法是“通津达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德宗时，判度支侍郎赵赞以“常赋不足”为藉口，自建中元年（780）开征茶、漆、竹、木税，税率从价征10%。继而，又征收单一税种的茶税。穆宗时茶税增加50%，对茶农进行横征暴敛。大和九年（835）唐政府进一步实行“榷茶”制，由政府垄断茶叶生产和贸易。政府通过低价向农民收购，高价向商人售出的手法，一买一卖，转手之间，除税额以外，还取得了惊人的差额。
尚茶成风
茶文化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精神艺术享受，满足了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追求。盛唐伊始，饮茶风习日益兴盛。饮茶风俗渗透了思想意识形态、典章制度、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内容，茶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引人酷爱。“天下普遍好饮茶，其后尚茶成风”，“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朝野上下，寺观僧道，饮茶成风，盛极一时。饮茶成为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僧侣道士等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他们追求闲情逸趣，抒发情怀的手段。
据记载，德宗李适“好煎茶”，煎煮时于茶中加入“苏椒之类”，宰相李泌作诗赞它“旋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作琉璃眼。”宣宗大中三年（849），洛阳有个和尚年龄130岁，宣宗问他吃什么仙丹妙药，和尚回答说：“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惟嗜茶，凡履处惟茶是求，或过百碗，不以为厌。”皇上又问：“生病否？”和尚回答说：“何需魏帝一丸药，只需卢仝七碗茶。”牛李党争时著名的宰相李德裕，著名诗人卢仝、白居易等，均为饮茶、评茶的魁首。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惠寄新茶》诗曰：“……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玉川子是卢仝自号。这就是“卢仝七碗茶”的历史典故，卢仝也因此而被称为“茶仙”。白居易也作了许多著名的咏茶诗，如《食后》：“食后一觉睡，起来两瓯茶”，“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
文人雅士以馈赠茶叶联络感情，表示友谊。陆赘当凤翔郑县县尉，回江南探亲，路过寿春。寿州刺史张镒也是名士，陆赘前去探访，两人相谈极其融洽。临别时，张镒赠钱百万给陆赘赡养老母，陆赘不受，只收下“新茶一串”，说：“敢不承君厚意。”诗人薛能《谢刘相寄天柱山茶》：“两串春团敌夜光，名题天柱印维扬。偷嫌曼倩桃无味，捣觉嫦娥药不香。惜恐被分嫌利市，尽应难觅为供堂。粗官寄与真抛却，赖有诗情合得尝。”诗人赞誉天柱山茶之醇美，连仙桃、灵药在它面前都失去了香味，认为只有诗友之间最真挚、最高雅的友谊才消受得起。不少诗人则沉浸于茶的高洁品性中，以其陶冶情操。皮日休诗云：“生于顾渚山，老在漫石坞。语气为茶，衣香是烟雾。”陆龟蒙则赞誉茶人“天赋识灵草，自然钟野姿”。
除此以外，民间饮茶风习也非常普及。“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严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师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茶，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饮茶风习还远及边陲，传播范围之广，也属空前。德宗初年，“常鲁使西番，烹茶帐中。蕃使赞普问曰：‘此何物也？’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可见中土名茶远销边陲，名品应有尽有。
相应于饮茶风俗的大发展，饮茶器具也全面地发展起来。以金银、陶瓷等材料制作的茶笼子、茶碾、茶钵、茶罗、风炉等制茶工具及注子、扁提（即茶壶）、茶盏、茶托等饮用器皿，使烹茶、饮茶更加精进完善，更加富有情趣，使大发展中的茶文化锦上添花，越发多姿多彩。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秘色瓷、金银平脱瓷、玻璃茶具，基本完整地展现了唐代后期制茶、烹茶、饮茶的“庐山真面目”。
精工细作
唐代人们制茶叶的方法约有4种：粗茶、散茶、末茶、饼茶。粗茶、散茶两种，分别是将采收的茶叶，用刀切碎，置于釜中煮饮；或将新采茶芽，直接放进釜中煎煮，取汁饮用。这是汉魏以来传统饮茶方法的继承发展，沿用至今，北方人俗称“罐罐茶”。末茶与饼茶是唐代制茶工艺技术与饮用艺术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又是技术与艺术有机的结合。末茶是将采摘的茶叶经焙烘，碾研成末，煎煮饮用。饼茶则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制茶、烹茶、饮茶方法，它是将采摘的茶叶经“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等工序，加工制作，再供饮用。所谓“蒸之”，是将新茶放进釜甑中加热蒸焙；“捣之”是搓捻、捣碎；“拍之”是将茶末用模具拍压成饼，饼有圆形、方形，还有美观的花形、鸟形，仿玉器的圭、璧等形状；“焙之”是进一步焙烘，使茶饼脱水干燥；“穿之”与“封之”便是最后整形、穿缀贯联以及包装贮藏了。有的包装是十分讲究的，用丝织品包裹或用玉盒盛装。诗人皮日休在《茶舍》诗中指出：“阳崖枕白屋，几口嬉嬉活。棚上汲红泉，焙前蒸紫蕨。乃翁研茗后，中妇拍茶歇。相向掩柴扉，茶香满山月”是对这一过程的生动描述。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其中的“蒸之”工艺，以热蒸杀青，抑制茶芽中酸素的作用，可以及时地破坏酶的活性，控制发酵，提高茶的浓绿色泽，保持茶叶的鲜嫩品质，有效地溢发鲜香美味。由蒸青法制成的饼茶，使唐代饮茶及茶文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对世界制茶技术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代具有代表性的饮茶方法是“煎茶”。煎茶所用的茶料，是精工细作的饼茶。煎茶前，先将茶饼炙烤，再用茶碾或研钵粉碎，细罗筛选，茶末的色泽与细度犹如“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再将茶末放进沸水中煎煮，方可饮用。同时，人们对煎茶的水质、汤水煮沸温度、茶末与水的比例、煎茶工具、饮茶器皿、煎茶操作技艺等等，均提出了细致入微的要求，进行了认真详尽的科学总结。这些经验在“茶圣”陆羽所著《茶经》中均有详细记载。
茶香飘万里
茶文化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茶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外茶叶贸易欣欣向荣。北方地区的今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省虽不产茶叶，但“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也直接促进了中国茶叶贸易和南方特别是太湖地区茶叶生产的发展。据《新唐书》记载，裴休到江南采购茶叶，通过长江、大运河贩运至北方，并在途中转运处设置货栈，可见经营贩运之盛况。茶叶的产、销已形成较固定的营运渠道和稳定的交易市场，蜀地新安的茶叶“散落东下”，“南走百粤，北临五湖”。江西浮梁（今景德镇）茶，运销“关西、山东”一带。湖北蕲州、鄂州所产茶叶，运销“陈、蔡以北，幽、并以南”，即今河北、河南、山西等地。湖南衡山茶，则“自潇湘达于五岭”、“交（今越南）之人，亦常食之”。安徽婺州、祁门、婺源等地所产茶叶，也为“梁、宁、幽、并间人”所酷好。
中国西北、西南、北方等地区少数民族，历来嗜茶，亦成风习，茶叶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须品。藏族俗语说：“三日可无奶，一日不可无茶。”江南茶叶运销边陲，用来交换突厥、回纥、吐蕃的马、骡、骆驼等牲畜，历史上称为“茶马互市”。据《册府元龟》记载，唐代多次以茶、丝万计易马万匹，可见交易规模之宏大。《新唐书·陆羽传》说：“天下普遍好饮茶，其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骡马市茶。”
茶叶伴随着丝绸、陶瓷等大宗商品，远销西域及欧洲，东至朝鲜、日本，西南至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公元8世纪，唐代茶叶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人所著《印度中国航海记》说，宣宗大中五年（851），“（中国）有一种冲入热水以为饮品的植物……中国各都邑皆有贩卖……，此植物有苦味”。日本遣唐使和入唐学问僧带回了中国的茶叶以及种茶、制茶技术，他们将茶树栽植在比睿山的坂本地区，同时学习蒸青法、釜蒸法，制成了多种精美的绿茶。前苏联引进中国蒸青法，制成绿茶，产生了当地的“玉绿茶”。
茶圣陆羽与《茶经》
陆羽（？～804）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陆羽生下不久，就被竟陵龙盖寺的智积禅师从河边捡到，把他收养在寺中，后来成为智积的弟子。陆羽自此生活在龙盖寺，稍长便开始读书作文，研习佛法，学做佛事，包括煮茶等，后隐居于苕溪（今浙江湖州附近）。
《茶经》是陆羽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的第一部茶叶专著。它的问世，标志着茶事在中国已成为一门科学。《茶经》分为上、中、下3卷10个类目，内容涉及茶的起源、种类、产地、特性、茶叶的采制、加工焙制方法以及饮茶习俗和饮茶方式等。其观点和方法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具有科学意义的。比如：他认为种茶要选择好土壤，掌握好栽培技术，否则茶树会长不好。他在《茶经》“一之源”中指出：“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这一段论述，对于推广种茶技术，指导人们择地栽培，具有重要意义。再如，他认为茶叶的采摘要及时，造制要精细，否则饮了会生病。茶叶固然“可与醍醐、甘露抗衡”，但如果“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正确的采制方法是“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此外，所用茶器具既要美观，又要实用，不能过于侈丽。《茶经》“二之具”和“四之器”，分别讲了采茶、制茶的工具和煮茶、饮茶的器具，共有38种之多，对其形状、性能、质地、用法等详加论述。煮茶时要掌握火候，用水要注意清洁。《茶经》“五之煮”就主要讲如何煮茶。陆羽认为煮茶最好用木炭，其次是火力旺的柴料，不要用腐朽有污染的木器，因为有怪味，会影响茶质。煮茶煮到一沸、二沸、三沸，不能再煮了，再煮水老，就不宜饮用，也就是“千滚水不能喝”。陆羽对用水非常讲究，认为“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
最重要的是，陆羽把饮茶与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提高了饮茶的文化品味。他在《茶经》“一之源”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经》“六之饮”说：“至若救渴，饮之以浆；蠲忧忿，饮之以酒；荡昏寐，饮之以茶。”所谓“荡昏寐”，不仅仅是荡涤昏昏欲睡，还有振奋精神的含义。陆羽把饮茶赋予精神文明的内涵，饮茶既是人们的物质享受，又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茶经》一经问世，即为历代同好者所喜爱，后人的百余种茶书皆源于此。宋人陈师道在《茶经序》中称：“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北宋另一诗人梅尧臣说：“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陆羽及其《茶经》，起着承前启后，继承创新的作用，而以其“精行俭德”的精神，贯穿始终。
陆羽之后，茶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封氏闻见记》就说：“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兴。”从宫廷到寺观，从朝臣到百姓，特别是文人学子、名僧高士，无不以饮茶为乐，以饮茶为雅，以饮茶健身，以饮茶修性。客来敬茶、相互赠茶的风气也更加流行，历经千百年而不衰。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陆羽及其《茶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