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商而起于西方，成为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繁荣鼎盛的王朝。但是由于未承天命之前的周人事迹，上古文献记载甚少，仅见于《诗经》、《尚书》、《史记》、《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书纪年》等书。《史记》所载又多以《诗经》、《尚书》为据，而古本和今本《竹书纪年》尚不能称为信史，所以难以考察商、周文化的渊源以及嬗代前的商、周关系。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陕西中部扶风、岐山境内发现的岐周遗址，为武王伐纣建国之前的西周文化和历史提供了新的证据。其中扶风凤雏村发现的大量甲骨，更为解读殷商关系作了较为可信的注脚。
1977年7～8月，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歧山县凤雏村西南发现了西周早期宫室建筑遗址，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占卜甲骨。这些甲骨出土于该建筑基址内西厢房第二间的一个窖穴里。该窖穴打破了房屋的台基，建筑年代应该晚于房屋。
在窖穴内共出土了甲骨1700多片，其中有文字的卜甲190多片，总字数为600多字，每片字数不一，少则一字，多的达三十字。
在这些卜辞中，有若干条反映了商、周之间的关系。有一条卜辞反映了周人祭祀商王的内容：“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祭成唐。囗鼎祝示及二女。彝血三，豚二，囟有足。”这里的“成唐”是指商王成汤，“帝乙”为帝辛（即商纣王）的父亲。周人在这里祭祀商王帝乙和成汤，用二女、三只羊和两只猪的牺牲，不仅证明此时的周人臣服于殷商，而且对商王很敬重，称其为王。另有一片甲骨卜辞反映了周王受封的情况：“王其佑太甲，周方伯，囗囟足，丕左于受有佑。”“太甲”是商朝早期的王，周王求商朝先王太甲的保佑，同时商人册封周人为西伯，这与传统文献中文王被帝辛封为西伯的记载相符，反映了殷人视周为它的属国。这两片甲骨卜辞综合起来看就是周人奉殷商为宗主国，殷人则册命周王为自己的方伯，二者是宗主和属国关系。还有一片反映田猎的卜辞—“衣王田至于帛”，可作为这个结论的佐证：周人称“殷”为“衣”，所以“衣王”即“殷王”，这片卜辞记载的内容是殷王来到帛这个地方进行田猎活动。惟有周是商的属国，殷王才会来到周地进行田猎。《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王武丁曾猎于河、渭之间，遭雷震死。虽然这片卜辞的内容不一定确指武丁田猎一事，但仍可互证周地已成为殷商的田猎区。
至于周人祭祀殷商先王的记录，则反映了周人不仅臣服于殷，而且将殷人祭祀祖先的神堂也接受过来。因为周是殷商的属国，自然会承袭殷人的宗教信仰，例如周人照搬殷人对上帝的信仰，所以周人求殷先王保佑也在情理之中。周人祭祀的成汤和太甲，前者是商人的开国之君，后者是有名的贤王，有太宗之称，将他们列入祭祀对象可以解释得通。但是，将帝辛的父亲帝乙也列入祭祀范围，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帝乙的功绩自然比不上那些开国贤君，可能这片卜辞是文王时期的卜辞。文王与帝乙同时，很有可能帝辛去世之后，作为商朝属臣的文王曾经祭祀过他。
文王和帝乙时期的殷、周关系颇为密切，《诗经·大雅·大明》记载了文王娶于商的故事：“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丕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女维行，笃生武王。”诗中说文王所娶的女子来自大邑商，后来生下了有赫赫武功的武王。根据史书记载武王的母亲名大姒，是嫁自商朝王畿姒姓萃国的女子。但因诗中说“天之妹”，因此也有人说大姒应该是王族之女，认为《周易》中所说的“帝乙归妹”就是指文王亲迎这件事。很有可能是帝乙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文王，病故后，才又将王畿内莘国之女嫁给文王，生下了武王。或者是依照上古媵从陪嫁的习俗，帝乙的女儿嫁给文王作元妃，莘国女大姒为媵从，生下了武王。不管情况如何，文王娶女于商确为事实，商、周两国乃是甥舅关系。不仅如此，文王的母亲也娶自商：“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祠文王。”可见文王及其父亲王季两代都娶自商。
周族世代与姜姓通婚，为什么到了王季和文王时，却又与殷商联姻呢？史学家认为当时商王已感到日益受周人的威胁，所以采用联姻政策来缓和关系，就像后来的汉匈和亲政策一样。但是，汉匈和亲政策是汉朝的被动防卫政策，而商周联姻，则是因为周自武丁时期臣服于商以后一直勤勉地服侍殷王，为殷商解除西边戎狄的侵扰，成为商的倚重大国。周人的强大引起了商朝的注意，但是商人认为心腹大患不在于周而在于叛乱的东夷，所以当文王讨伐作为商朝经济重心的国时，周人的势力已经入了商王的田猎区，商王却仍不为所动。当周人灭掉耆国之后，殷臣祖伊奔告于帝辛纣王，而纣王却说：“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可知当时纣王并不认为崛起的周族是自己最强大的敌人，这与商、周的联姻关系是有一定关系的。
周原出土的甲骨卜辞主要反映了文王时期的商周关系，至于文王之前及其以后的关系，还得从其他文献和考古材料来考察。殷墟卜辞中屡有地名为“周”的记载，日本学者岛邦男所编的《殷墟卜辞综类》收录有“周”的卜辞共82片，可见殷商与周地关系密切。那么此“周”是否就是后来代商而起的西周呢？目前学界仍未形成定论，但基本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此“周”即是夏、商、周的周，一说则认为是一个与商朝铸铜业密切相关的一个铜矿盛产地，与姬姓周国风马牛不相及。
持前说者认为卜辞中的“周”在殷商的西方，与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符。根据岛邦男对武丁时期甲骨文的分析，认定这一时期的周人位置在“蒲县与秦州交界一带”，周方国即以岐山为中心。周人在古公父迁到周原之后才改国名为“周”，上古民族一般以居住地为国名，也即是说周人在迁到周原之前并未叫“周”。那么武丁时期的周方国首领是先父迁来之前的原住居民首领还是古公父，至今仍是一个疑问。从殷墟卜辞来看，武丁之时曾经多次对周人用兵，如：“已卯卜，允贞，令多子族从犬侯周，古王事，五月”；“贞，令多子族暨犬侯周，古王事”。这里的意为讨伐，即商王有时令诸多子族，有时令别的氏族征伐周。除了战事之外，武丁时期的卜辞也有商王占卜周人将士及周人田猎的内容。可能是武丁时曾对周用兵，周臣服之后接受了商王的统治，商王也就时而卜问周人的有关情况。但是，周人虽然接受封号，似乎又不在商国的核心区域内。
周人没有朝见商王，也不为商王准备卜甲；而商王也未曾在周人区域占卜出行或召集军队，未曾指挥周人的兵卒军队，可见周人是构成商朝的一个遥远的群体之一。
持后说者从考察文字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殷墟卜辞里的“周”与姬姓周族没有任何关系。甲骨文屡有的字，开始都误读为“卤”，解释为“鲁”。清人孙贻让、吴大徵等经过甲骨文、金文的比较研究，始释为“周”字，诸家皆从，遂成定论。但是对该字的本义和读音起源仍不甚明了。甲骨文中的“周”字与舟船有联系，“周”字所从的偏旁即为“桴”，也就是舟。而且古代文献里的周与舟谐音通用，例如《诗经·大东》：“舟人之子，熊罴是裘。”郑笺为：“舟当作周。”《考工记》：“车行以陆，作周以行水。”郑注：“故书舟作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的“舟”写作“周”。《左传》宣公十四年的“申舟”，高诱在《吕览·行论》的注写为“申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的“华周”，《说苑·立节》作为“华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足以证古代“周”、“舟”通用，“周”的本义确实为“桴”—小舟。既然甲骨文的“周”字偏旁从“桴”，本义为舟，那么它所从的4个点表示什么意思呢？在甲骨文里的点形，除了个别指示作用如“叉”字外，大多指散状物，如“雨”字中的点表示水滴，“稻”、“黍”里的点表示粮食，以此类推，那么甲骨文的字里的点就应该是桴（舟）上承载的货物。那么又是什么货物呢？根据所载的工具为桴，可知这种货物比较笨重且不怕水浸。商朝有灿烂的青铜文明，青铜铸造业鼎盛于时，殷墟甲骨文里经常所讲的“周”，当为青铜铸造需要的铜矿石或其他玉石制品。
这种猜测也不无道理，根据《安阳县志》记载，在安阳西北40公里处有铜山，曾经盛产过铜，至今在安阳以西的水冶，以南的汤阴、高桥一带还在产铜。殷代铸铜作坊在今安阳后岗西南不远的铁路苗圃北，距洹河不远。在洹河南岸近处还发现了数处铸铜遗址，可见商代铸铜业的发达，且其作坊离河道不远。据文献记载和卜辞发现，殷代的航运业也十分发达，《尚书·盘庚》记载盘庚迁殷时曾涉大河，并以“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来比喻群臣如果不迁徙新都，就像舟在水中漂流而不摆渡，使得船上的货物被水浸湿而腐败一样坐观国家的衰败。殷代的铸铜业发达，在殷墟周围开采铜矿，然后再用桴等工具沿洹河运送到铸铜作坊是完全可能的。
从字源分析的角度来看，殷墟卜辞中的“周”字为小舟—桴上运载货物的形状，由桴（舟）得音，所以在古代文献里“周”、“舟”谐音通用；同时“周”又指所载的矿石，即用于铸铜和雕琢的孔雀石。“周”解为矿石，除了字源学的解释，还有卜辞的内容可以佐证。殷墟甲骨卜辞中屡有“已卯卜，允贞，令多子族从犬侯周古王事”和“贞，令多子族暨犬侯周，古王事”等记载。这里的字，前说解释为讨伐，即商王有时令多子族，有时令别的氏族征伐周，同时也可解释为“凿”。例如叶玉森在《殷墟书契前编集释》里将之解释为“凿”，周即为凿周（），意思就是开凿铜矿石。其根据是与“古王事”相连的卜辞，仅以“周”最为多见，其他与“古王事”相关联只有垦田和田猎。如果将解释为征伐，“周”解释为“寇周”，那么与征伐相关的卜辞有数千条，无一与“古王事”相关，可见与古王事关联的周”并非伐周，而是凿周，即开采矿石。
殷墟卜辞里的“周”字除了指铜矿以外，还用作人名、族名或地名，但此“周”也不是姬姓周族。卜辞里经常有“周（）入”若干龟版的记录，根据卜辞所说，贡纳龟版的人一般为王室成员及王妇，从来没有方国进贡的事例，可知“周（）入”的记载不是方国的名称；卜辞里也经常有“周（）以”的记载，即周送人牲或物品给别人，但卜辞中没有称方国送东西为“以”的记载；另外，卜辞中没有称“周（）”为方的记载，可知此“周”当为某握有重权的人名，而非某方国的名称。此外，卜辞中还有关于周地的记载，但此周地的地望在殷墟以西，应当是殷的铜矿产地。在早期的卜辞里，经常有“伐周”的记载，大概在武丁时期曾对此用兵，直到武丁中期才牢固控制了周地。卜辞里经常有关于“方”是否会进犯周（）和周（）地、是否有灾难的记载，可能因为周地为铜矿的盛产地，所以殷人才对周（）地的安危表示关注。至于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周侯”一条，仅限于一片卜辞，而且是残辞。该片卜辞行款杂乱，“周”、“侯”两字分属两行，不能连读并称，因此不能作为殷墟卜辞中有“周侯”称呼的明证。
既然殷墟卜辞里的“周”不是指姬姓周族，那么此时的姬姓周族在哪呢？根据上古居民以地名为国号、族号的惯例，如“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的著名例证以及相关文献记载，可知武丁时期居住在汾水流域的姬姓周族应当称为“汾方”或“汾侯”。周族始称为“周”，应当是在古公父迁到岐山之阳的周原后才改的国号，如《史记·周本纪》张守节的正义所说：“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又因为周原在岐山之阳，所以后世史书多称在周原时期的周族为“岐周”。在古公父迁往周原之前，周族居住在豳地，位于晋境的汾水流域。按照因地命名的习惯，此时周族的国号当为“汾”或与之同音的和“豳”。今本《竹书纪年》也记载：“祖乙十五年，命侯高圉。盘庚十九年，命侯亚圉。祖甲十三年，命侯组绀。武乙元年，迁于岐周。武乙三年，命周公父，赐以岐邑。”由此可知，在父之前，周人一直居住在地，商王朝称之为“侯”。根据商王的世系，殷墟所见的卜辞第一期为武丁时期，而武丁在祖乙、盘庚之后，祖甲、武乙之前，古公父是在武乙时期才迁往岐周，明显可见殷墟卜辞里的周地不是指后来居于岐阳周原的姬姓周族。至于迁岐之后的商周关系，依据周原的甲骨卜辞及文献记载基本可以廓清。
因此可以作一个简短的结论：周在灭商之前确为商的属国，而商、周的关系则因商、周势力的消长而不断发生变化。根据考古发现与传统文献互证，兴起于西隅的周族自成一个政治体系，至高圉时开始与商朝发生关系，被殷王祖乙封为“侯”。在殷王武丁时期，商、周之间曾有不少战事，商朝通过征伐使周人宾服，商、周的关系渐趋密切。商王武乙时期，周王季历因征伐西戎有功而被武乙命为“殷牧师”；但周族的不断强大引起了商王的猜忌，到了商王文丁时，季历被杀害。帝辛时期，周文王继续遵奉殷商为宗主国，服侍殷王，但周人当时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至周武王时则讨伐商纣王，代商而起成为中原霸主。
大体说来，周族自高圉时就已成为商的方国，只因为是僻远小国而与商朝关系并不密切。古公父迁岐之后，周族迅速崛起，商周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起来。到了季历和文王时期，周族与商的关系更为密切，出现了商、周联姻的现象。但是周人的强大也引起了商王的警惕，故商王文丁杀季历、囚文王。最终兴起于西方的小国周一举灭掉了丧失“天命”的大邑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