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继商而起的周王朝，以平王东迁为界，分为东西二周。西周起于公元前11世纪末武王伐纣、建都镐京，止于前771年犬戎破周、平王迁都洛邑，前后共约280年历史。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加灿烂辉煌的成就，它是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亦是华夏民族意识的肇起时期。
周族是活动在中国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部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相传它兴起于“陶唐、虞夏之际”，发迹于今晋东南或陕西泾渭流域之间，始祖为弃，在舜时被封为后稷一职，主管农事。其后人世袭后稷之职，直到不时才失官。夏商鼎革时，周族被迫西迁，与西部的戎狄杂处混居。公刘时期，周族得到较大发展，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了国家阶段。古公父时，周族在父的带领下迁徙到今陕西岐山之下的周原，在那里修建宗庙、城邑，驱逐侵扰的夷狄，由此开创了剪商霸业。此后，周人仅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代人的努力，便推翻商朝，建立了“赫赫宗周”。相较于夏、商而言，周是后起的僻远小国，故史书有“大国商”、“小邦周”之称。然而正是这个蕞尔小国却代商而起，开创了八百年基业，奠定了华夏文化的主体，成就了后人传颂的惊世伟业。
■后稷播百谷
相传周的始祖为弃，是轩辕氏黄帝的后裔。其母为有邰氏女，名姜，传说为黄帝曾孙帝喾高辛氏的元妃。据《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周族始祖弃出生的情况大致是：弃的母亲姜在野外偶然踩在了一个巨人足迹的大拇指上，感而有孕，生下了始祖弃。之所以名弃，是因为他曾3次被其母抛弃。由于姜认为此子无父而生，不吉利，遂将他抛弃。她先把他抛弃到陋巷之中，然而过往的牛羊不但不踩反而过来喂养看护他；于是姜只好把他抱走，抛弃到较为偏远的荒林之中，又恰巧被伐木的工人抱回；最后，姜把他弃置在一片寒冰之上，此时，只见一群飞鸟翩然落下，用它们的羽毛小心翼翼地温暖他。见到这些奇特现象，姜认为必定有神灵在护佑他，于是把他抱回养大。
这种关于远古氏族部落先祖诞生的神话传说自然不足凭信，但是从姜生弃的传说当中，仍可窥见周族起源的蛛丝马迹——弃诞生的过程，正好反映了周人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历史。周人之所以奉弃为始祖，大概是从他开始，周族才建立起独立的父系氏族部落。至于相传姜为帝喾元妃的说法，则反映了弃为始祖的周族与夏的密切关系，而且很有可能周族是有邰氏和高辛氏两个部落繁衍出来的一个支族。
弃生长的母家有邰氏，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由于受到有邰氏农业生活的影响，弃从小就喜欢玩种麻植豆的游戏，长大后便成为耕种庄稼的能手。他不仅掌握了除草、选种等先进的耕作技术，还会根据不同的土质选种适宜的庄稼。在弃的带领之下，有邰氏很快成为著名的农耕部落，他自己曾被尧举荐为“农司”，后来又被舜任命为后稷，专门主管农事。其后代也世享恩泽，累居后稷之官。由于后稷对农业的贡献和他勤于农事而死的精神，被后人尊奉为农神。
■公刘与父
根据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所列周族的世系，从后稷到武王克商的先公时期，共有15位先公，他们是：后稷—不—鞠—公刘—节庆—黄仆—差弗—毁—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父—季历—文王。很显然，这“15”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从周族兴起的虞夏之际到周文王，历经夏、商两个王朝，共1200多年历史，决非15代人能经历完成。若依《史记》记载，后稷之后为不，然不之时正值成汤灭夏之际，与虞夏同时的后稷居然与其子相隔数百年，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史学家认为，由于这些先公的世系都是后人追记的，有可能因时代久远而漏记，也有可能是将某一时代的若干世误认为一世，譬如“后稷”，本是管理农事的职官，传说自弃之后，其子孙累世为后稷之官，直到不时才失去官职，因此，很可能“后稷”是周族历史上的一个时期，而非单指某一个人。惟此解释，方不致有悖常理。在这15个有史可查的先公里，公刘和古公父是周人的两个著名先公。
公刘时期，周族逐渐强大起来，并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迁徙——周人从邰迁到了豳。为什么会有这次重大的迁徙？历来史学界有不同说法，一说以《史记·周本纪》为主，认为周人为了发展农业而主动迁徙；一说以《诗经》毛传为主，认为周人为了躲避戎狄的迫害而被迫迁徙。
关于公刘时期的这次重大迁徙，《诗经·公刘》有详细记载：伟大的公刘率领众人穿过泾水，来到了豳地（在今陕西县西北）。他上山下原，勘察地形，选择高地用来建筑城池、居邑。他来到这里后大力发展农业，亲自勘察水源，将低平肥沃的地方划为田地；又架设浮桥，把河对面的石料运过来制造工具。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繁衍，加上周边人民的陆续归附，连皇涧和过涧的两边都布满了聚居的村落。人们逐渐安定下来，建立起强大的军队，驱逐侵犯的敌人；兴造巍峨的庙宇，祭祀伟大的祖先。
公刘时期是周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史记·周本纪》称“周道之兴自此始”。因为公刘不仅有计划地选定和营建了新的国都，创建了国家机器，而且周族在公刘的带领下，恢复并发展了农业生产，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了国家阶段。所以，公刘是第一个被尊称为“公”的周人先祖，是著名的先公之一。
在关中平原西部，有一片肥美的黄土高原，它东依漆水，西傍河，北枕岍山，南临渭水，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这一块高原就是著名的周原，周人曾赞美道：“周原，堇荼如饴”，意思就是说在这片沃野上长出来的野菜，吃起来也像饴糖一样甜美。这片肥沃的高原，成为周人迅速崛起和繁荣的理想之地，而带领周人在这块宝地上耕作的是周族的另外一位著名先公——古公父。
古公父被周人尊称为“大王”，而周族先公也是自父时才开始称王。古公父之所以赢得后人的如此尊重，主要源于他的两项功绩：一是带领周族从豳地迁到了岐山之下的沃野周原，二是开创了剪商的霸业。
对于父迁岐的经过，《诗经·大雅·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诗云：“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几句指明了父率众迁徙的方向、路线以及目的地。这里的“水”指的是渭水，大概当时古公父率领族众沿着渭河西行，从今天的晋西南迁到了岐山的南面。这次的西迁之举源于周边戎狄的威胁，因为周人所居的豳地，处于戎狄（即后来汉代时所称的“匈奴”）等游牧民族部落的包围之中，他们经常对周人进行掠夺。孟子在《梁惠王下》中记载：古公父继位之后，狄人大举进攻。父向狄人进献皮币珠玉、牛马牲畜，仍然无济于事。所以父便决定率领族人离开豳地，沿着渭水向西而行。不久，父率领周人来到岐山之下的周原，在用龟甲占卜之后，选中周原作为他们新的居所，然后大兴土木，建立了用于居住的室家、办理政事的宫殿，还有恢宏的宗庙和社坛。另外，父在恢复后稷之业，消除戎狄习俗之时，还建立了分别掌管庶务的“五官有司”和强大的武装，逐渐解除了周围混居的少数民族的威胁，并从此奠定了周人迅速崛起的基础。自从父迁岐、营治周原之后，仅经过季历和文王两代人的努力，就使原来的“小邦周”变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强大国家。到武王时，则旌旗一挥，天下诸侯响应，一举灭商。所以父在周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尊为“大王”，其位在“烈祖”之首，史书也称自大王时，“实始剪商”。
■季历与文王
古公父在岐山下建国，开创了剪商霸业。他有3个儿子，分别为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即《史记》所称“虞仲”）及幼子季历。相传大王看到季历的儿子昌有“圣德”的兆象，遂决定把王位传给季历，而太伯和仲雍为了让位给季历而逃亡到“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建立了后来的吴国。后世史学家认为，太伯、仲雍与季历之间的权位谦让之事可能发生过，但肯定与季历的儿子即后来的文王昌的“圣德”无关，而且太伯、仲雍远避荆蛮之地也不单纯只是退让避嫌之举。事实上，在父率族众西迁之时，就对周族的力量进行了部署：一是让太伯继续留守豳地以抵抗戎狄，保持周族原有的影响，后来，出于形势变化和战略考虑，太伯率部分族人从豳地南下，来到今江苏苏州一带建立吴国；二是让次子仲雍西迁之后在岐山西北面的地区开疆拓土，后来建立了国；三是让幼子季历和父一起营建周原，作为周人的大本营。
为什么在父迁岐之时要作兵分三路的部署呢？《诗经·鲁颂·宫》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即父揭开了周人兴盛的序幕，而到了季历、文王之时，周人又把首都向渭水下游的丰、镐一代迁移。这种迁移的趋势与后世秦国为了经营中原而逐步东迁的方略是一致的。父让太伯在东南建吴（也称虞国），北可拓土，南可越过黄河进入洛水流域，东则可窥商朝京畿地区，是周向东方开拓的重要据点。同时，太伯南下建国和仲雍西北拓土形成夹辅之势，辅助居于中间的周原。因此季历在父兄的帮助之下，使周国的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其后，文王的经营又为武王的一举灭商进一步做好了准备。
大王死后，三子季历称王，也称王季。古公父时期，基本解决了周边夷狄的威胁，而季历在太伯的帮助之下，四处开疆拓土。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季历先后为商王朝征讨了鬼方、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和始乎之戎。
鬼方是殷周之际居于中国西北方的一个方国部落，他们经常骚扰中原，对商王朝边疆形成威胁。商王武乙统治时期，季历奉商王命令讨伐鬼方，力战3年，俘虏了鬼方二十多个部落首领。继征服鬼方之后，季历又于商王文丁时期进一步征讨山西地区的燕京之戎。燕京之戎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今山西静乐周围、汾水两岸直到祁县以西、邬县以北，方圆两百多里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燕京之戎比较强大，季历曾被打得大败而归。由于征伐燕京之戎受挫，季历转而征伐山西地区的余无之戎，并大获全胜。在这之后，季历又分别征伐位于滹沱河流域的始乎之戎和翳徒之戎，都取得了不俗战绩。
在季历继位的初期，由于商王朝必须联合周人对付进犯中原的戎狄，所以商王对周人很倚重。在季历对鬼方用兵取得初步胜利时，商王武乙曾赐给他土地、玉器以及马匹，以示奖励；后来，商王文丁为了嘉奖季历攻克余无之戎的功劳又命他为诸侯的方伯首领。但是，因伐戎而强大起来的周族也就逐渐成为商王的心头之患。“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季历因其势力的不断扩大招致商王的猜忌，最终被文丁杀死了。
季历被商王文丁囚杀之后，其长子昌继位。昌就是被后人尊奉的周文王。文王继位时已届中年，他当时接管的领土范围不过百里，还远不是商王朝的对手。鉴于父亲季历的悲惨结局，文王一方面小心谨慎地侍奉宗主国——商王朝，以减少商王的顾忌和猜疑；另一方面则暗中壮大实力，积极谋划剪商大业。
文王在位的时间很长，据说有50年之久。他内修政事，建立了一套卿士制度，健全了政权机构；并积极选贤任能，广罗人才，如后世熟知的军师姜子牙、弃商纣而事周的大臣辛甲以及众多方国首领如散宜生、鬻子、闳夭、太颠等都被文王所用。此外，文王还“勤于政事，废寝忘食……发展农业生产，关怀小民、照顾鳏寡孤独，使万民咸和”。在文王的贤明统治下，周的国势蒸蒸日上，在方国部落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相传虞、芮两国争讼，久不能决，便入周请求文王调解。当他们进入周国境内以后，只见“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于是惭愧而去。虞、芮争讼的故事传开之后，周文王声名鹊起，据称“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有余”，河东小国纷纷归附到周王旗下。
文王在对外团结诸侯的同时，一直殷勤、恭顺地事奉商王，终于博取了商纣王的信任。纣王册封文王为“西伯”，让他负责征讨叛国事宜。周文王则正好利用这个时机，有计划地用兵西方，解除戎狄对周的威胁。文王先后灭了周以北的犬戎和以西的密须，为东进灭商消除了后顾之忧。犬戎就是古公父迁岐之时就为患不宁的混夷，而密须则是居于今甘肃灵台周围的姓之国，势力颇为强大，经常骚扰周民，所以文王首先征伐这两地。为了达到东进灭商的目的，文王在打败密须之后，把都邑迁到了位于岐山之南、渭水北岸的程，即《逸周书》所说的“周王宅程”，以图向东发展。
文王宅程之后，积极向东推进。他先东渡黄河，进入河内地区，攻伐黎、等国；接着沿渭水东进，拔掉商朝在渭水流域的重要据点崇国。黎又称耆，地处晋东，其地迫近商朝的本土。在灭掉密须的第二年，文王伐黎，《尚书·西伯勘黎》记载了此事。国在黎的南面，位于黄河北岸，应在今天河南沁阳周围，属于商王的田猎范围。黎、两国距离商都朝歌已非常接近，且在山西高地的东边，可俯瞰商朝王畿的平原，直扣商朝的大门，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周人在攻克黎、两国之后，又于第二年攻伐崇。崇位于今河南西部嵩山附近，在殷商末年属于崇虎侯的封地。崇国是周人东进的一个重要障碍，因为崇虎侯是商纣王的亲信，负责在关东监视周人。文王就曾由于此人告密被商纣王囚禁于里，最后在周大臣闳夭进献了美女、良马和奇物之后才被释放回周。但是崇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经过了一场持久的攻坚战之后，周人才征服了崇。伐崇的胜利不仅拔掉了商王朝楔在渭水流域的一颗钉子，扫除了周人东进的一大障碍，同时还让周人拥有了关东的膏腴之地，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诗经·文王有声》记述，在征服崇之后，文王把都城从渭水北岸的程迁到了渭水南岸的丰。丰在地理形势上更适合作国都，从这里出发，调动灭商的大军将更加便捷。史书称文王在这里建有灵台和灵囿，据后世考古发现，这里建有城墙及其相匹配的城沟，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
文王于迁都丰邑后不久去世了。他虽然没有完成剪商大业，但是为武王伐商作好了准备：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周人已经占据了渭水流域和黄河中游一半的土地，还有晋南和江汉地区；而商王只剩下黄河下游以及东边的东夷之地，可以说周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在武王继位不久，就一举灭掉了商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