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红岩，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2005级对外汉语一班本科生。
云南在中国的地位很尴尬：自不必说远古的蛮夷之荒，即便到了今天，很多人对云南的印象依旧还是穷乱。这里面或许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但确实也有着现实的诸多无奈。相较于中国那些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的确是太偏僻、太不引人注意了，以至于被遗忘了，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像一个处在深闺的女子，即使倾国倾城，也不为人所知所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云南自然无法奢望有鱼米之乡的丰裕，然而云南却是深沉、博大且美丽的，这里有一百七十万年前远古人类的足迹，这里也有钟灵毓秀的山岳河川，这里还有众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忙碌生活。云南似乎自古就是一个矛盾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云南大学就在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矗立起来了，云南的禀性无一例外地赋予了它。从某种意义上讲，云南大学也是一个矛盾体：云南淳朴的民风赋予了云南大学同样的朴实厚重，不炫耀、不张扬的品格；优美的风光又给云南大学注入了灵秀的风姿。虽然地处偏僻，可它绝不封闭固守；虽实力非凡，可它却韬光养晦。矛盾的云大人，在尴尬的地位下就这样默默地走着、探索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混乱动荡的时代，处在西南的唐继尧对此情状有着深刻的体会：各地战乱迭起，民不聊生。作为一个占据一地的军界政要，作为一个有识有志之士，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自是不容推卸的责任。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创办了私立东陆大学，并且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这一举动或许并不能称之为惊奇，但当我们把思绪转到那个年代，我们就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姑且不论新式以及精英教育的深入人心，单就那个复杂的政治环境，谁又敢把自己的一切押在办教育这个看似荒唐无稽的举动上？普天之下也就只有唐继尧了。在大多数政客看来，他创办大学的目的无外乎以下两个，颇具超前意识：一是培养人才，治国平乱；二是发扬旧文化，吸收新文化。这无疑是一个明智的创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尤其是时至今日，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所在。
兴国之道，在于育才；育才之道，在于立学。《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个明明德，一个亲民，就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都给囊括进去了。而唐本人提出的校训：自尊、致知、正义、力行又恰恰暗含了这一意旨。在此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作为云南大学前身的东陆大学已经奠定了云南大学的精神和文化传统，后继的云大人接过先辈手中的接力棒开始了新的但艰难的征程。
而什么是大学？大学文化又是什么呢？原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此，所谓的大学文化应该是基于大师而形成的兼容并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必然是雍容大度的、深入浅出的。
云南大学不缺大楼，更不缺大师，因而云南大学也就有了作为大学最基本的资本。费孝通、华罗庚、冯友兰、吴晗、严济慈、楚图南、吕叔湘，等等，这些学术界熠熠闪光的名家的先后加入，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的云大文化。但无论哪个大师，哪种文化，最终无一例外地让云大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最后汇聚而成的，就是云大别具一格的文化，这便恰好印证了云大人“会泽百家”的精神。
梅先生还说过：“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研究学术对学校自是毋庸赘言，而真正重要的莫过于造就人才。社会、民族都需要人才，而所谓的人才，必须能担负起救国救民（乱世）、富国强民（治世）的责任。云大不缺人才，因此云南大学的办学目的也就得以落实。我们依然清晰记得，在革命年代里，云南已然成为革命的大后方，大批有识之士从全国各地辗转至此。大学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理所当然地担负起了挽救民族危难的历史使命。也就是在这时，大批大批的云大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仁人志士们一道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把宝贵的青春、生命和拳拳的爱国心献给了神州大地，毫无保留。云大人从此便成了革命时期一支强有力的队伍。这又是多么实在地践行了云大文化中“至公天下”的精神啊。
任何一所大学独特的文化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而是用时间堆积甚至可以说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的。历史愈久，其文化便愈趋深沉和浑厚，这跟酒一样，窖藏的时间愈久，便愈加芳香醇厚，云南大学也不例外……
我们把目光着重投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大，这段时期对云大文化的形成有着重大且特殊的意义，可以说是云大文化完全定型和成熟的阶段。如果说从云大创建至这一时期的所有过程只是云大文化的播种萌芽阶段的话，那这一时期无疑便是云大文化开花结果的阶段。这一时期也便是云大历史上的“熊庆来时期”。
我们说云南大学无论其前身或是历史有多么辉煌，都已成为过去。但时代发展到今天，云大人同样用不争的事实向我们宣告，在祖国不为人注意的西南角落，正崛起一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生力军。云大文化远不是睡在历史中洋洋自得、不思进取的文化，而是继往开来，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文化。云大文化不仅仅是拥有一个辉煌的过去，还应该拥有一个灿烂的未来。这就要求我们在新时代构建新的云大精神，培植新的云大文化：新云大文化应该紧跟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顺应时代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精英教育大众化
长久以来，大学成了人们心中默认的缔造精英的象牙塔，在中国持这种观念和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完全代表了大众意识。而大学造就人才并不只是至少不仅仅是塑造精英阶层，而更多的是塑造一种品格，一个有用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精英，但每个人都能成为对社会、对集体有用的人。大学文化尤其是现在的大学文化里应该少一些盲目和功利，北大出了个卖肉的陆步轩，于是舆论大哗，殊不知，这种现象在欧洲最稀松平常不过了，那些知名学府既不为该校出了多少总统而自命不凡、沾沾自喜，也不为出了多少农民、工人而垂头丧气，自惭形秽。大学之道在育人而非制器，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满腹经纶却眼高手低的“天之骄子”，我们需要的是勤奋诚实、开拓进取的“孺子牛”。所以，新时代的云南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是志向远大、无私奉献、为边疆抑或全国建设尽心尽力的“公仆”。在办学模式上应该多样化，应该大力扶植远程教育、函授教育，严格加强对分校和下属独立学院的管理，给众多的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又不放弃对教学质量的要求。在教学模式上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为相较与那些发达地区的高校，云南大学无论从硬件还是从信息获取方面都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多参加社会实践不仅能开阔学生的视野，还在无形之中锻炼了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让从学校走出来的学生更好地应对工作环境，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二、大力扶植本土文化
云南旖旎的风光和独特的民族风情是完全值得充分挖掘并引入课堂的。一方面，有利于增进学生对自然的了解，树立环保意识；另一方面，有利于对丰富的文化遗产进行合理开发和研究保护。从此种意义上来说，云南大学的生物学、民族学、农林学、地质学、旅游学要利用得天独厚的优势不断做大做强，形成优势品牌学科，从而从整体上提升云南大学的学术竞争力、影响力，也只有这样云大才能尽量避开弱势，扬长避短，形成实力非凡并且独具一格的文化，才会造就真正实用的人才。云大作为云南唯一的重点大学，其文化号召力和影响力是本土其他学校不能与之相比的，可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它担负着宣传和发扬云南文化的责任就更为重大，所有云大人不应该把此当做压力和负担，而是应该尽心尽力地接受这份荣耀和责任。有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越是本土的就越是民族的和世界的呢？当这个造就本土文化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到我们头上时，我们除了应该做好一个学人应有的本分外，是否还得另外做些什么呢？
三、培养国际化意识
我想大力扶植本土文化在概念上似乎与培养国际化意识存在冲突，其实不然。这两者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只有把本土的局部的文化做好了，才能突破民族性中固有的狭隘和封闭，才能走出世界，融入世界。而在培养国际化意识的时候，能引入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成分为我所用，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云大在过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地理以及其他一些条件的限制，不能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但随着西南边陲的开发，云南与内地的联系已经十分紧密，另外，随着对外贸易的日渐成熟，贸易条件也变得较为宽松，云南与东南亚尤其是与毗邻的越南、缅甸交往更加密切。云南正日益摆脱原先的尴尬地位，对于此时的云南大学，应该说也有了全新的机遇。与东南亚以及欧、美、非的文化交流或是纯学术交流、合作办学都能不断给云大注入新的血液，中西文化在此碰撞，必定产生新的文化。这些活动在开阔云大人视野的同时，也大大地提升了云大的文化品位。要培养国际化意识，云大就应该且必须更开放、更大度，积极与周边学校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促进彼此的共同发展。新时期，面对新的情况，还应该积极调整学科结构，对那些不能适应时代潮流的传统学科加以改造，使学生之所学更具操作性、实用性，努力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建设不仅仅适应国内人才市场，更适应整个国际人才市场的跨世纪的复合型人才。
总而言之，文化是一个需要不断补充、发展和完善的流体。就云大而言，如何在保存古老优秀文化，培植适合时代的新云大文化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对以后云大文化的发展定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影响云南大学今后的发展历程。历史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到了我们新一代云大人的手里，作为云大的一分子，任何一个云大人有义务也有责任去完成这项神圣的使命，相信在“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精神的指引下，云大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云大也必然会成为大学文化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巍巍学府，彩云之南；所谓吾愿，在云之畔。
“点评”
本文叙述比较流畅，宏观构架颇有气势，条理比较清楚，可以看出作者的思维还是非常清晰的。随着作者的思路，我们基本上可以找到一条云大文化发展的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