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中国第二大河，它河面宽，水流急，泥沙含量高，历史上曾多次改道，是一条非常暴虐的河，所以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很难在黄河上修建固定桥梁，于是架设浮桥就成了在当时条件下最好的选择。
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中国人非常善于架设浮桥，中国传统浮桥分为直浮桥和曲浮桥。直浮桥上每只船都用锚锭固定在水面上，受水流冲击作用很小，所以它是直的；而曲浮桥上的船不用锚锭，用绳索把所有船串联起来，固定在两岸的地锚上，因此在像黄河这样的大河上，水流强大的冲击作用就会把浮桥冲成弯曲状。
时至今日，浮桥因其架设快、费用低等优点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军事领域应用很广。今天的人们已经可以借助各种机械，在很短的时间内建造出跨越大河的浮桥，但古人是否也有这样的能力呢？
当黄河流经山西、陕西两省交界时，呈南北走向，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大的几字。在河的东岸是山西省永济市，这里有一座古城遗址名为蒲州，也就是著名的蒲津关，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据史书记载曾经有多个王朝在这里架设过浮桥。
第一座蒲津浮桥修建于战国时期。公元前541年，中国已经分裂成若干诸侯国。秦国的公子真因为受到排挤，只好渡黄河前往晋国。但渡船难以承载上千车行李，公子急中生智，命人用绳索把小船一艘艘并列起来搭成浮桥。黄河上第一座桥梁就这样在2500多年前诞生了。200多年后，秦国为了进取河东，攻伐韩魏，再次修建了蒲津桥并开始了长期使用。从此，有关蒲津桥的文字就多次出现在了史册典籍之中。
现在所能够看到的军用浮桥基本上都是金属和橡胶制成的，而在古代人们又是用什么材料来制造蒲津浮桥的呢？
毫无疑问，当时蒲津浮桥用的船肯定用木头制成的，而把这些船只一条条绑在一起的绳索，又该是用什么制造的呢？自古以来，麻、树皮、竹子都是制造绳索的理想材料，但制造浮桥用的绳索，必须具备耐浸泡、不易腐坏、抗拉伸性强的特点，竹子恰恰就具备了这些特点，它的纤维长而坚韧，编出的绳子结实耐用，价钱又比较低廉，所以很自然竹子就成为了制造浮桥的首选。
虽然地处黄土高原，但就在蒲津城遗址附近还生长着一片竹林。这里许多老人也都有制作竹器的好手艺。在他们厚重而灵巧的手中，编造竹索是一项最简单的活儿。这种手艺是从那些建造蒲津桥的祖先手里一代代传下来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竹索便被用来修建蒲津桥。
但竹索的耐用程度毕竟有限，作为通衢要冲的蒲津浮桥用绳索，经常因负重过大而损坏，对于这一点，在唐人张说的《蒲津桥赞》中有详尽的阐述：由于凌汛撞击、洪水冲刷，竹索年年被磨断。砍光了竹子、伐光了松树都不足以维修蒲津桥。修桥的官吏叫苦连天，甚至遭到责罚。当时朝廷向各地征调物资时，黄河以南走潼关，黄河以北走蒲州，车马首尾相接，连续数月昼夜不绝。蒲津桥劳顿不堪只能重新修建。
在唐朝以后的典籍中，历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发现，很多处文字记载中提到了一座用铁制造的浮桥。古人在蒲津关的黄河两岸铸造了8只大铁牛充当地锚，它们“夹岸以维浮梁”。“浮梁”就是浮桥。这在当地的县志中还有形象的绘图。
于是1991年，考古人员按照县志的记载，在蒲津古城的西门外开始了正式的挖掘，经过半年的努力，考古队相继在这里挖掘出了4只铁牛、7根铁柱和铁人、铁山等文物。这是在中国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古代铁器群，它们从厚重的历史中破土而出，轰然震撼了整个世界。
而在《通典》中对这些铁器也有记载：公元724年，唐玄宗下令重修蒲津桥，但用什么材料可以一劳永逸代替竹子呢？国力强盛的唐朝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铁。他们以铁牛、铁人、铁柱作为浮桥地锚，用铁索固定船只，建造出了更加坚固的蒲津桥，这些铁器历经千年不朽，在考古挖掘中全部被发现。
出土的大铁牛栩栩如生，铁人像逼真传神，但人们很难把它们和一座浮桥联系起来。相比之下，倒更像一个完美的雕塑群。那么唐代的工匠们又是怎么利用这些铁做的地锚来建造浮桥的呢？
铁柱一共有7根，名为七星柱，考古学家们认为它们和铁牛尾部的粗铁轴都是用来缠绕捆绑船只铁索用的。
七星柱中有两根是比较特殊的，两根中间有个横杠，估计这个就是盘备用的链子，备用链子交叉像“8”字盘在上面，另外那5根柱子就锚在铁牛后面，铁牛后面的链子绕了横轴之后，再甩到铁柱子上头。
根据出土的蒲津桥铁器群的排列方式，考古专家们勾勒出了蒲津桥地锚的使用图解：控制浮桥的铁链从7根铁柱引出，缠绕在铁牛尾部的横轴上，再穿过铁柱墩，延伸到浮桥上。这些铁索又把一条条船连接在一起，这样一条长虹便飞架于黄河之上。
为了使作为地锚的铁牛更加牢固，古人还使用了一系列的方法。
蒲津桥是一座曲浮桥，浮桥越大，它承受的拉力就越大。铁牛的分量当然是越重越好，每头铁牛下面都连着6根长约3.6米的粗铁柱。这样算上铁柱，每头铁牛的重量都在60吨以上，能获得极大的抗拉力，使铁牛像落地生根一般牢固。6根铁柱向前倾深深地斜插入地下，进一步加大了横向力矩，很好地利用了大地提供的支撑。当铁牛面对来自黄河方向的强大拉力时，才不会产生向上的拉力，排列在铁牛后面的七星柱又进一步增大了拉力。
而在选址上古人的做法就更为巧妙了，当时黄河蒲津段被沙洲一分为二，沙洲上有一座小城，正好成为蒲津桥的天然桥墩。多增加了一个支撑点，分担了河水的冲击力，使蒲津桥更加稳固。公元724年这座“一桥锁三城，连接秦与晋”的铁索浮桥建成了，它是古代黄河上规模最宏伟、工艺最精良的“第一桥”。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的措施，生铁铸造的铁牛地锚才能抵抗住黄河的巨大冲击，上千年始终屹立不倒。
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西厢记》使普救寺和蒲津浮桥闻名天下，但按照《西厢记》的描述蒲津桥应该是一座竹索桥，可史书中有关唐朝蒲津铁浮桥的记载真的存在吗？那时的人们又是否有能力铸造出这样的大型浮桥呢？
带着这些疑问，1991年考古学家在蒲津桥遗址处开始了大规模的挖掘活动，经过半年的努力，出土了铁牛、铁人、铁柱等大批珍贵的文物，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大铁器群，这似乎能够证明了蒲津铁牛浮桥的存在，因为史书中记载，公元724年，唐玄宗下令重修蒲津桥，以铁牛、铁人、铁柱作为浮桥地锚。这些在考古挖掘中已经全部被发现。蒲津桥建造于唐朝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了。但这些铁器上并没有任何的铭文能够证实这一点，而在唐朝以后，蒲津桥是否曾经被毁，这些铁器是后来的哪些朝代仿制的呢？
当年的蒲津桥的建造者，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测算出建桥大致的用铁量是多少。这一点考古人员也很关心，他们利用沙箱，从体积上测出铁牛的重量为60吨。虽然经过仪器测量证实铁牛内部还残存一些模具，但4头铁牛再加上底部的6根长铁柱，用铁总量仍然在200吨左右。
要想知道捆绑浮桥的铁索有多重就必须知道它有多长，据历史上一位名叫园仁的日本遣唐使者记录表明，蒲津桥长200步。按中国古代标准换算，约合360米。也就是说一根铁索的长度是360米，这座铁柱墩上的圆孔是用来引导铁索的，所以铁索的直径应该在25到32毫米之间。这样推算下来，所有铁索的总重量就有52吨之多。
再加上铁人、铁柱、铁山的重量，以及没有出土的西岸铁器群的重量，蒲津桥耗铁将近800吨。可是根据现有资料看，盛唐时期虽然国富民强，全国年产铁量也不过才1000多吨，如果仅仅为修建一座蒲津桥就要耗费4/5的铁，真的有这样的必要吗？而且在挖掘初期，考古人员还曾经发现过一块石碑，碑上明确记载着铁牛旁边的这段堤岸建于400年前的明代。难道这些庞然大物也只有区区几百年历史？
蒲津桥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历史上极为重要，众所周知，唐朝建都于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人口众多，需要有大量的各种物资才能维持正常的运转，由黄河以南来的物资要经潼关进长安，黄河以北的物资走蒲津，根据唐朝人张说的《蒲津桥赞》记载，当时运货的车马首尾相接，往往连续数月昼夜不绝。因此，唐王朝要倾全国之铁量来修建蒲津铁浮桥是完全有可能的。
中国古代有许多震惊世界的大工程，像绵延万里的长城，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以及秦始皇兵马俑，它们都是修建于王朝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处于鼎盛时期的唐朝是能为蒲津桥的修建提供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的。
那么在技术上唐朝是否具备了铸造大型生铁制品的能力呢？
我国的冶金铸造历史悠久，在商周时期我们就创造出了辉煌的青铜器文化，也积累了丰富的冶炼经验，到唐代之前，我们国家使用铁器也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同时我国掌握生铁冶炼技术的年代要比欧洲早700多年。
在离蒲津桥不太远的临汾铁佛寺，有一尊高6米、重10余吨的大铁佛，它也是唐代铸造的，只不过比蒲津铁牛早92年。虽然从规模到重量都无法和铁牛相比，但足以说明当时的工匠已经掌握了铸造大型铁器的技术。
在铁牛脊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浇铸时留下的痕迹，据考证，唐朝时的炼铁炉和现在山西仍然使用的小铁炉大同小异，但对于60吨的大铁牛来说，这样一炉铁显然远远不够用，而且要使铁牛坚固耐用，就必须不停歇的一次浇铸完成，铸造完毕之后，还要把铁牛运到河边，这一切对于既没有炼钢炉，又没有起重机的唐朝人来说，是不是太艰难了？
但聪明智慧的古代工匠，却使用了很简单的方法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这部书中就详细地介绍了这些方法。
原来古人在铸造大型铸件时，都是把十几个甚至更多的炼铁炉直接搬到施工现场，围绕着模具同时炼铁，这样就不会存在铸造完毕之后的搬运问题，铁水炼好之后，再通过保温的导流槽依次连续不断浇铸到模具中。
在铁牛身下的铁柱上，人们发现了大量用炭火保温的痕迹。
人们发现了一些应该是铸造的过程中间，加热或者是延缓它冷却的过程中残留下来的东西，像是一层泥巴一层木炭，整个在铁柱上裹着。
这样在浇铸时就能够保持铁水的温度，使铁牛更加牢固，才能把铁牛和它身下的铁柱浇铸在一起，正因为有了这样高超的技术，才能时至今日还能看到这些大铁牛。
这在当时建桥史、铸造史和冶金史上，都是世界第一的。
考古人员进行了一项硫印试验，把硫酸浸泡的相纸贴到铁器上，相纸上的溴化银和铁器中的硫发生作用，就可以反映出铁器中的含硫量。通过测试，发现铁器群的含硫量都很低，是用木炭炼铁造成的结果。如果用煤炭炼铁，含硫量就会很高。而木炭炼铁盛行于唐代以前，宋代以后才流行起用煤炼铁。而明代堤岸上的铁碇，就是用煤炼出来的。
通过硫印试验和成分分析，还有金相组织的鉴定，可以认定这批铁人、铁牛的生铁，是用木炭冶炼成的，应该是在唐代就造好了的。
可以想象一下，当年施工现场上千人往来穿梭，喧嚣一片，伴随着铁水滚滚而下，铁牛群——一个世界铸造史上的奇迹诞生了。而旁边的铁人、铁山虽没有实际的功效，但这更加说明了当时的物力雄厚、唐朝的兴盛。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蒲津桥已经消逝在了漫长历史长河中，后人仍然在赞叹着古人的智慧，蒲津桥留给我们的震撼已成为永恒。
（张滕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