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简介
卫礼贤博士（Dr。Richard Wilhelm，理查德·威廉博士，中文名卫希圣，字礼贤，习惯被称为卫礼贤，1873—1930），出生于德国西南部、当时的符腾堡王国的首都——斯图加特市，父亲是一名玻璃画匠，但在他很小时就因病去世，由母亲和外祖母担负了他的早期教育。
1891年，卫礼贤在图宾根大学修读神学。期间，对哲学、文学和艺术表现出强烈兴趣和热爱，以莎士比亚、斯宾诺莎、贝多芬、歌德为代表的欧洲进步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对他影响甚深，尤其喜爱歌德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并因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缘”的基础。
1895年8月，卫礼贤通过了神学职业资格考试，并于同年底被派往斯图加特的一家修道院附属教堂担任神职工作，后升至代理牧师。1897年1月，卫礼贤被派往临近城市接替患病的牧师特奥菲尔·布鲁姆哈特（Theophil Blumhardt），并结识了布鲁姆哈特的侄女、未来的妻子美懿。
1899年5月，受基督教同善会的差遣，卫礼贤辗转经上海来到刚刚被德国强占的青岛租借地，以接替拒绝接受同善会传教理念的卡兰茨，协助该会另一名传教士花之安布道。
甫到中国，五千年的璀璨文明深深吸引了卫礼贤。在他看来，“在一个已经具有自己文明的国家”，不应当向当地民众强迫灌输宗教思想，而应当让他们自主作出抉择。因此，在中国的25年时间里，卫礼贤没有给一个中国人施行洗礼。不仅如此，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传教身份，潜心钻研中国文化，自觉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服膺者和传播者。
卫礼贤在抵达青岛后的当年即提议创建一所师范学堂培养师资，并得到德胶澳总督府的允准。1900年5月，卫礼贤与新婚妻子美懿在青岛一所租来的房子里为中国男孩开办了“德华神学校”（Deutsch-chinesische Seminar），初期规模不大，学生不及十名。后得到同善会资助，于次年建起独立校舍，正式定名为礼贤书院（Richard-Wilhelm Schule），1903年迁入教会山。该校实行“中西结合”的教育方针，学程7年，前3年是小学，后4年为中学。至1906年，礼贤书院已经扩大至4个班，60余人。该校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早期中学之一，开风气之先，前后毕业学生达千余名。因师资力量雄厚，办学成绩优异，1906年，山东巡抚杨士骧奏请朝廷赏赐卫礼贤四品顶戴，以嘉奖其办学之功。
1904年，卫礼贤建议中德政府联合创办青岛特别高等学堂，1909年建成。1905年，受同善会委托创办女子学校，以其妻之名命名为美懿书院，后与文德女子中学合并。
直至1907年，卫礼贤才第一次与他的妻儿回国度假，但次年又回到中国。
为了研究学术，卫礼贤又于1913年在礼贤书院内创办了尊孔文社，这是一个自由的学术团体，主要由两类人群组成：一是以清末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劳乃宣为代表的晚清遗老，二是在青岛从教的德国学者。他们经常在一起开展东西方对话，故又被称作“中西文社”。不久又建成藏书楼，典汇中西书刊3万余册，以中国传统文化经籍为主，供学者查阅，成为青岛首家公共图书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卫礼贤与家人长期分离，坚持留在青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因为没有直接参加过战斗，所以不仅没有成为日本的战俘，反而承担起牧师的职责，照看留下来的200余名德国人和中国难民。在此期间，不定期地出版杂志《给朋友们的报告书》并在欧洲发行，及时报道有关青岛和中国的最新消息。
1920年，卫礼贤结束了在中国长达20年之久的传教生涯，回到了德国，在各地演讲和传播中国文化。1921年底，卫礼贤被任命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于次年初再次来到中国并有机会结识“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代表如蔡元培、胡适等。1923年，因经济危机，卫礼贤被德国驻华公使馆解职，后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教授德国文学。
1924年，卫礼贤回到德国，永远告别了中国。他被法兰克福大学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历史和哲学专业的名誉教授和终身教授，并在当地创办了中国学院（Das China-Institut）《中国学刊》（后更名为《汉学》），专以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联络中德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为目的。在此期间，他还邀请胡适作学术报告，陪同诗人徐志摩作欧洲之旅。
1930年，卫礼贤在德国图宾根去世，终年57岁。
二、对中国的情感
与坚持捍卫殖民利益的大多数传教士不同，卫礼贤从始至众对中国的劳苦大众抱有深深的同情，对包括他的同胞在内的西方列强表现出的殖民者的高傲十分反感。他认为中国的苦力“不只是苦力，他们也是人，有人的欢乐和痛苦，不得不为生活奋斗，不得不通过自己的聪明和忍耐讨生活，不得不以或直或曲的方式走自己的路。是欧洲人对待他们的方式让他们以这种方式生活，谁以暴力对待他们，他们就以冷淡、僵硬、逃避的态度对待谁”。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卫礼贤敢于直抒己见，以较为公允的立场分析事实。他认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最根本原因是“欧洲人深信，一定要保护优越的欧洲文化不受黄祸的侵袭，但这些人并没有注意到，正是他们自己在采取攻势，在彻底败坏远东的伟大文化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并对八国联军的在华暴行予以严厉谴责：“如果说，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是它落后于时代的象征，那么，得胜的各国联军似乎是为了显示所谓‘文明国家’的粗鲁和残忍而来的，而且这种粗鲁和残忍一点儿也不比外国人谴责的中国人差。”他尤其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统治：“（中国）国内到处都有外国人，他们用武力和不平等手段四处渗透……难道胶州湾不是以几个外交人员被强盗所杀为由，被强行夺走的？难道这些欧洲列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是强盗行径的翻版吗？难道想把中国像切西瓜一样分掉的会谈停止过吗？”并积极为调解殖民者与中国民众的争端四处奔波：“相信这一定起因于相互间的误解，”“尽管有许多朋友为我担忧，并竭力劝阻，我还是决定到那些地方去，努力调解误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卫礼贤的努力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真诚感谢。“我收到了许多丝绸刺绣装饰品，他们用这种方式感谢我的救命之恩。后来在一位省级长官的提议下，中国政府的一位代表还授予我一枚纽扣状的东西，它象征清朝官僚体制中的某个级别。”
此外，卫礼贤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外国教会在华传教方式的弊端：“如果说原来基督徒们受过迫害的话，现在他们努力去进行反击。事实上，许多人就是怀着其他目的加入教会的。他们想通过教会来支持自己的法律行动。比如，他恰巧与邻居有隙，又心想报复，那么入教确实对他有利。如果他能够成功地指控他的邻居是（义和）团民，他得到的好处恐怕比他期望的还要多。”
三、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
卫礼贤对中德文化交流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他先后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家语》、《礼记》、《易经》、《吕氏春秋》、《道德经》、《列子》、《庄子》等涉及到儒、道等中国文化的最根本的经籍译成德语。这些译本迅速使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进入了德国思想界主流之中，影响到黑塞、荣格这样的大作家和思想家。黑塞在读完《道德经》译本后写道：“中国哲学家老子，在以往的两千年内并不为欧洲所知，但在过去的15年内却被翻译成了所有的欧洲语言，他的《道德经》也成了一本时髦书。”《易经》译本是在劳乃宣向卫礼贤进行详细且深入的文本解释的基础之上，加上他自己的西学背景而产生的，花费了卫礼贤十余年的心血。他的德文版《易经》1924年在德国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至今已再版20多次，还被翻译成英、西、法、意等多种语言，成为西方公认的权威版本，荣格曾专为英译本作序。上世纪70年代，《易经》英译本甚至成为美国嬉皮士运动的神书。
卫礼贤的译本受到了德国知识界的普遍欢迎，但也遭到了一些专业汉学家的非议。他们认为，卫的翻译有时过于迁就西方读者而曲解了中文原意，并且有些翻译缺乏进行进一步科学研究的参考资料。德国著名汉学家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1863—1946年）甚至指出了卫礼贤译文中的语言缺陷。
卫礼贤一生译作和著作颇丰，代表作有：
1905年，《大学》
1911年，《道德经：一位老人的生活和感知/老子》
1914年，《中国民间故事集》
1916年，《孟子》
1922年，《中国的人生箴言》
1924年，《中国的文艺复兴》
1924年，《易经》
1925年，《中国心灵》
1927年，《中国文学史》
1927年，《歌德与中国文化》
1928年，《中国文化的历史》
1929年，《中国哲学》
四、关于《中国日志》
从《中国心灵》一书，我们可以得知，卫礼贤有记日记的习惯。这对于研究卫礼贤和那个年代的中国社会，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除本书（以下简称为《中国日志》）外，卫礼贤的其他日记从未在德国公开发表，更谈不上中文译本。因此，这本写于青岛日德战争期间所作的日记尤显珍贵。
《中国日志》的德文原著名为：《1914年世界大战中在青岛的艰难岁月》，写作时间跨度为1914年7月底至11月9日，基本涵盖了日德战争的全过程。卫礼贤不仅对德国备战和战事进程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同时也用很大笔墨聚焦于战乱年代中国普通百姓的艰难生活，史料性较强。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卫礼贤基本上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叙述这场战争，语气客观、平和。尽管有时也能见到一些爱国主义的表述，如“我们的英雄抵抗了敌人的优势兵力”，但在绝大多数篇幅中，他都尽可能地避免使用带有情感色彩的“我们”，而更多地使用了中性的“德国”，如“德国飞行员”、“德国士兵”、“德国炮兵”等，其中仅“德国人”全文即出现了9次之多。甚至对于敌对的日本，卫礼贤在日记中也不乏肯定或为其辩解的言辞，如“在攻占青岛期间，类似的劫掠屡见不鲜。原因在于日本人的部队出人意料地入侵了城里，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令人有些措手不及，而日本军官们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的士兵们有所约束。但除此以外，总体上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方面是希望维持良好秩序的。”或许正是因为卫礼贤的“国际主义”，《中国日志》于1914年底在德国首版发行数千册后因受众寥寥未能再版，而同期另一部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色彩的同样题材的报告文学《青岛飞行员历险记》却广获好评，至20世纪30年代末再版数十次，销量超过60余万册，并先后被译成英、法、日等语种。
尽管卫礼贤的《中国日志》未能成为畅销书，但却因此而保留了强大的生命力，即便今天读来，文学性和历史性仍兼而有之。在日记里，卫礼贤对战争的惨烈局面没有太多直接的描述，但通过一幅幅生动、细致的画面，如被地雷掀翻在地的小个子农民、被飞机炸弹炸死的看热闹的市民、被炮弹碎片淹没的街道，读者可以真实地感受到，曾经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一场与中国毫不相干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中国普通民众所带来的灾难性打击。虽然作者没有过多描述自己的情感，但字里行间却可以品味出卫礼贤对战争的厌恶和对中国人民一贯持有的同情。
另一方面，读者从《中国日志》中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卫礼贤在青岛被日军围困的三个多月里始终无法摆脱的焦虑、不安、无助和担忧，如“当第一批受伤的士兵从战场上运回时，我们还是体会到了一种独特的感受。我们似乎突然间领略了战争的严酷”。可以想象，面对纷乱的战火，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一无所知，甚至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在战火中捡回一条性命，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因此，卫礼贤对于这段在他而言极其困难的时光是极其珍惜的，不仅当时于百忙之中写下了日记，还在战后反复翻看，并将自己后来的感受添加进去。这也解释了《中国日志》中不时出现的总结性陈述和补充性叙述，对读者全面了解和认知卫礼贤在那一段艰难岁月的最真实经历和感受是很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