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可以做皇帝，地主也可以做皇帝。知识阶级呢？“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在中国历史上，由流氓而做皇帝的，有刘邦、朱元璋二人，其他开国始祖则大率非出身于公卿之门，即出身于地主。
流氓和地主何以都有做皇帝的资格？因为在中国社会上，最有势力的，是他们两个阶级。不过流氓要做皇帝，须有地主的德性，地主要做皇帝，须具流氓的德性。地主的德性是什么？是礼贤下士。流氓的德性是什么？是豁达豪爽。一方能学地主的礼贤下士，同时又能学流氓的豁达豪爽，一定可以得到全社会的欢迎，而被视为“真命天子”。现在试以刘邦与项羽为例，说明流氓与贵族（地主）的性质。刘邦“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听到萧何推荐韩信，就拜信为大将，听到张良、陈平耳语，就立信为齐王（《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然而“素慢无礼”（萧何评语，见《淮阴侯列传》）或“慢而易人”（郦生评语，见《史记·卷九十二·郦生陆贾列传》），要立韩信，“如呼小儿”（《淮阴侯列传》），而郦生人见，竟然“倨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陆贾列传》）。反之，“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淮阴侯列传》）。即刘邦豁达豪爽，而不能礼贤下士，项羽礼贤下士，而不能豁达豪爽。两人各有所偏，何以刘邦能够得到天下？因为豁达豪爽的人容易改过，后来刘邦受了萧何、张良的教诲，渐由“素慢无礼”变为礼贤下士，所以他听到萧何的话，就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拜韩信为大将（《淮阴侯列传》）；听到郦生的话，就“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陆贾列传》）。惟其如是，所以他能受全社会的欢迎，得到天下。
但是这还不是重要的原因，中国是“缩小再生产”的国家，贫穷成为一般的现象。在这样的国家之内，要想得到权力，须以“仗义疏财”为第一要件。流氓有仗义疏财的气魄，而无仗义疏财的能力，地主有仗义疏财的能力，而无仗义疏财的气魄。假使有人一面有地主之富，同时又有流氓之豪，必能收罗人心。史称：唐太宗“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力”（《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他能够佐唐高祖统一天下，是应该的。但是获得物质的条件艰难，养成心里的条件容易，所以由地主而做皇帝的容易，由流氓而做皇帝的艰难，一部二十四史，由流氓而做皇帝的，只有数人，可知吾言之非伪。商人虽然也有物质条件，但是他们天天较量铢两，哪里肯拿出数百万的现金，收买人心。廉买而贵卖是他们唯一的宗旨，然而商人只知道目前的利益，绝对不肯用现金，以换取不可知的天下。吕不韦虽然有窃取天下的意志，但是他的方法却很可笑。“奇货可居”不失为商人口吻，以小老婆交换天下，真是廉买贵卖的极致，其失败是理之当然的。
流氓做了皇帝之后，其结果如何？他由平民出身，照常理说，应该倾向于平民政治，但是依据过去的历史所示，又往往加倍专制，这是有相当理由的。他出身于市井之间，朝中功臣尽是昔日嫖赌吃喝的朋友（汉高祖好酒及色载在《史记》之上），怎样对付功臣，当然不失为一个重大问题。汉高祖使叔孙通制定朝仪，明太祖更定下“廷杖”、“跪对”的法律，其目的无非在于维持皇帝的尊严，使功臣不敢因为“老朋友”，而效李逵那样，乱叫乱喊而已。如果这个方法尚不能制止功臣的无礼，则最后只有剪除一法，汉高祖、明太祖无不虐杀功臣，并不是他们两人特别狠心，实在因为他们出身于流氓，不这样，不能使“老朋友”恐怖，而严守君臣之分。流氓皇帝一方面虽然这样专制，但是同时却能奖励文化。因为他们出身微贱，恐怕世人看不起，不能不装做假斯文之状。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孔子，设置学校；明太祖使各地立学，设科取士，察举贤才，便是其例。
知识阶级呢？“秀才人情本来是纸半张”，这样寒酸气的人物哪里配做皇帝，而且他们知识愈高，顾虑愈多，而丧失冒险的精神，我们只看萧何、曹参，就可知道。
（沛）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萧（何）曹（参）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乃立季为沛公。（《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他们是中间阶级，幸福的可以上升为绅士，不幸的则当沦落为游士，他们有特别的气质，他们中了宋儒的毒，寒酸而不豪爽。他们无法谋生，虽然也想铤而走险，然而只能攀龙附凤，做谋臣策士，绝不能独树一帜，逐鹿中原。他们的生活稍稍安定，则心满意足，毫无进取之心，一部二十四史，由知识阶级而做皇帝的，恐无一人，梁山泊白衣秀才王伦的失败，就是由于他们的寒酸气。梁山泊弹丸之地，有何宝贝，他们拒绝林冲上山，照他之意，“林冲是京师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第十回）。晁盖等七人上山之时，王伦又说：“非是敝山不纳众位豪杰，奈缘只为粮少房稀，恐日后误了足下众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第十九回）。英雄来投，竟然拒绝，只知保全小小地区，过其安乐生活，这种人何能做出大事？
知识阶级虽然没有做皇帝的资格，然而地主或流氓想做皇帝，却非利用知识阶级不可。他们读过了《论语》，知道治国安民的方法；他们读过了《左传》，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他们读过了孙吴兵书，知道三韬六略。在幼稚的社会，叫知识阶级做谋臣策士，确实不错。刘邦利用萧何，朱元璋利用刘基，而卒得到天下，就是一个证据。这个时候，知识阶级常分裂为两个集团，一是帮助新皇帝而为谋臣策士，一是帮助旧皇帝而为孤臣孽子，这个分裂是由儒家的思想而来的，因为儒家一面鼓吹“忠君”，同时又赞成“放君”，即主张、重道德。这个二重道德对于中国社会，乃有极大的效用。民主政治必以人民有相当的能力为前提，像中国从前人民那样的幼稚，绝对不能实行民主政治，既然不能实行民主政治，则欲统治庞大复杂的国家，必须树立绝对王政，而后才能控制各地，而举中央集权之实。但是君权过大，又可酿成君主的虐政，一方要求巩固的君权，同时又怕君权的滥用，由是二重道德遂有必要了。即君主的行为不越出一定限度以上，则主张忠君的道德，君主的行为若越出一定限度以上，则主张放君的道德，于庶民之中，再择一位真命天子，自居于谋臣策士，而从新建设一个新皇室，所以知识阶级在政治上是能演新陈代谢的作用的。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在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汉之中，吴用不是“无用”而是最“有用”的。梁山泊一天没有吴用，一天就不能存在。这样重要的吴用不但不能坐第一位交椅，并且连第二位交椅也要让给卢俊义坐。其理由到底在哪里？
宋江虽是一位小地主，然其性质和行动是代表流氓的。他喜欢结交朋友，然而他的朋友尽是江湖好汉，却没有一位缙绅之士。他挥金似土，济人之贫，赒人之急，扶人之困（第十七回），这种性癖当然得到流氓团体的拥戴，而坐第一位交椅。何况草创梁山泊的，虽是晁盖，而间接帮助梁山泊日益繁盛的，则为宋江。晁盖死了之后，宋江升为领袖，是理之当然。至于卢俊义，平素对于梁山泊毫无贡献，而一旦落草之后，就坐在第二位交椅，这果然因为他活捉史文恭（第六十七回，参看第五十九回），能代晁盖报仇么？不是，绝对不是。
梁山泊区区弹丸之地，不是绝对安全的地带。宋江继晁盖而为领袖之后，对于梁山泊此后所应取的政策，当然有相当的计划。这个时候，梁山泊的政策不外三种：第一保守，仍旧割据梁山泊；第二进攻，出来逐鹿中原；第三招安，收编为正式军队。就宋江在浔阳楼所题的反诗（第三十八回）看来，他“笑黄巢不丈夫”，而欲“遂凌云之志”，可知他想逐鹿中原，与赵家争天下的。
但是在中国社会上，有势力的阶级，除了流氓之外，尚有绅士。刘邦所以能够得到天下，就是因为关中的父老欢迎他，即因为关中的绅士欢迎他。梁山泊只是流氓的团体，虽然有不少的军官来投降，然其势力只限于下层阶级，至于绅士则仍视梁山泊为草寇。梁山泊得不到绅士的同情，就是表示中国社会上最有势力的阶级不赞成梁山泊，其结果足使梁山泊终为草寇，无法扩张势力范围，把“赵记”江山，改作“宋记”江山。因此，怎样改变绅士的心理，便成为宋江思想的集中点。
恰好当时北京城里有一位大地主卢俊义，他是“河北三绝，第一等长者”，在北方社会，有相当的名望（第五十九回）。此人若能落草，当然可以表示梁山泊的势力已经达到绅士阶级之间。不，其对于一般民众，尚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卢老爷尚肯入伙”，这句话岂但可以证明梁山泊不是普通的草寇，并且还可以增加梁山泊的身价。革命党才创设的时候，都喜欢拉拢一位旧势力做招牌，其理由即在于此。
绅士阶级的卢老爷入伙之后，当然非坐第二把交椅不可。但是这样一来，革命党便不得不与旧势力妥协了。梁山泊的伦理观念本来只注重“义”字，所以在晁盖未死之前，它的会议室始终叫做聚义厅，现在则“忠”字也不能不顾到了，所以在卢俊义将次落草之前，宋江即把聚义厅改作忠义厅（聚义厅改作忠义厅，为第五十九回的事，接着第六十回，宋江就设法使卢俊义入伙）。这个“忠”字，解释为整个梁山泊须尽忠于“赵官家”，固然可以，解释为诸好汉须尽忠于宋江，也无不可。不管怎样解释，为臣须尽忠，乃是绅士们所视为最重要的道德。董卓弑帝辩，固然被后人骂为乱臣贼子，而诛董卓的吕布也不能引起世人的同情。这是因为什么理由呢？就是说明不管你所事的是谁，你既食其禄了，就当忠其事。梁山泊挂了“忠”字，深合于绅士们的观念。然而因此，平等的梁山泊遂变为阶级的梁山泊，从前宋江与诸好汉的关系是朋友之谊，现在则为君臣之分。
说了一大堆，对于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位交椅，好像尚未说明，其实字字句句说明卢俊义何以坐第二位交椅，便是说明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位交椅。吴用在梁山泊中，虽然是一位最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不是流氓，也不是地主，而只是一个秀才。秀才与流氓地主比较，犹之丘九怕丘八一样，不能不退避三舍，让丘八哥居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