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国成语
重庆市丰都县位于长江北岸边，距重庆171公里。丰都历史悠久，是一座以神奇传说著称的文化名城，是《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中所描绘的“阴曹地府”、“鬼国幽都”所在地。举世闻名的“鬼城”位于丰都县城东北的名山上，古称“平都山”，因北宋苏轼题诗“平都天下古名山”而得名。平都为古代巴子别都，因其地处秦、楚争雄要地，承蒙黄河、长江文化孕育，秦风楚韵，蜀气巴魂，多有浸润。丰都“鬼城”是集儒、道、佛等宗教文化为一体的民俗文化艺术宝库，堪称“中国神曲之乡”，其惩恶扬善的思想及功用为世人所称道。
“鬼国幽都”之说由平都山而起，据《丰都县志》和晋人葛洪《神仙传》记载，相传汉代有阴长生、王方平两人曾先后在平都山修道成仙，白日飞升。道家遂于此山设天师，并将其列为“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一。至唐代，有人误将“阴”、“王”两姓联缀为“阴王”，于是名山就逐步被传说附会为“阴王”（阴间之王）所居之地，即演变成“阴曹地府”的鬼都了。平都山亦渐附会为“阴都”。唐代大诗人李白写就“下笑世上士，沉魂北丰都”的诗句使鬼城之名远扬。
199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原四川省）重庆自然博物馆受国家文物局委托，联合组建了三峡旧石器考古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参与三峡库区175米水位线以下及迁建区的旧石器遗存、古人类化石及脊椎动物化石的调查、抢救性发掘及研究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原室主任卫奇研究员担任队长。在近十来年的三峡旧石器考古工作中，经过艰辛的野外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迄今已在三峡库区发现了55处不同时代的旧石器地点及多处哺乳动物化石地点。在三峡库区各区、县中，丰都是迄今发现旧石器遗址最多，旧石器的种类和数量最为丰富，特征最为鲜明，发掘时间最长，参与工作人员最多，研究也最为深入的一个县。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10月23日至12月7日，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森水研究员受国家文物局委托，邀请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数名专家（如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新智先生、旧石器考古学家卫奇先生和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叶祥奎先生），在丰都县高家镇举办了“三峡工程淹没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培训班”，同时把高家镇旧石器遗址作为学员田野考古发掘基地。学员主要为重庆市文化局部分直属单位及重庆至宜昌沿江各区、县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笔者亦为当时的培训班学员之一）。高家镇培训班为三峡库区培养了一支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调查、发掘和研究的“地方部队”。
“鬼斧神工”是一个成语，也称“鬼斧成器，神工造物”，原本讲的是大禹治水时鬼——五丁以及神——巨灵助其开山的故事，现在通常用来形容建筑、雕塑等技能的精巧，非人工所能为。最早见于《庄子·达生》：“梓庆削木为，成，见者惊犹鬼神”。本章冠名为“鬼斧神工”，并不是说丰都发现的旧石器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如何精巧，甚至已达巧夺天工的地步，而是因为有5个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延续到中期、可明显看出文化传承、且制作石器的技艺日渐成熟精良的旧石器遗址都位于有悠久而浓郁的的“鬼文化”传统的丰都县境内，且基本上都分布在神秘的北纬30毅线上，仅此作一附会而已。这5个重要的旧石器遗址分布在长江沿岸的各级河流阶地上，其时间跨度从73万年前左右至8万年前左右，其石器组合体现出中国旧石器时代南方主工业的鲜明特点。下面，分别作一简单介绍。
1.烟墩堡旧石器遗址
烟墩堡旧石器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县城迁建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07毅43忆41义，北纬29毅52忆18义，由三峡旧石器考古工作队于1994年3月发现。在1994-1998年期间，共发掘四次。遗址位于长江右岸的第Ⅳ级阶地前缘。石制品分布在基座阶地底部的砾石层中，海拔高度210-220米。遗址剖面由上而下共分为耕土层、粉砂质黏土层、黏土质粉砂层和似网纹红土层等4层。下伏基岩为侏罗纪砂岩夹紫色页岩。第4层即底部的似网纹红土层是石制品的原生层位，在900多平方米内共出土石制品1341件及少量陶片（二次搬运堆积时混入原生旧石器文化层）。该遗址的年代推测为中更新世早期，属文化分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可能距今73万年左右，是三峡库区长江沿岸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旧石器遗址。该遗址被评为“199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烟墩堡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的特征与该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旧石器文化在类型和技术上可以划分为两大板块：大致以秦岭和淮河为分界的南方文化区和北方文化区。烟墩堡的石制品具有中国南方砾石石器工业的普遍特征。这些砾石工业地点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东部、汉水流域、百色盆地和长江中、下游的砖红壤地区，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而且器物数量可观，文化面貌比较一致。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以粗大的砾石和大石片为原料，石器组合以砍砸器、大尖状器等大型石器为主体，因此许多学者也称其为“砾石工业传统”、“砍砸器传统”、“南方的主工业”等。该工业的发展趋势似乎是从早到晚石片石器增加，石制品沿着长宽等比小型化发展。烟墩堡的发现与发掘为研究这一文化传统的特征、分布区域和演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零台面石片在烟墩堡旧石器遗址的出现是个有意义的发现，为“摔碰法”技术的起源提供了线索。零台面石片代表一种生产石片的独特技术，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我国西南地区得到过充分发展，并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目前关于这一技术方法还存在着争议。卫奇研究员通过观察和实验认为，三峡地区的零台面石片是“摔碰技术”产生的，而且通常采用扁平的砾石作为石核原料。
烟墩堡旧石器遗址位于长江岸边，背面为低山丘陵，适宜于动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人类的生产方式可能更多地以采集植物根茎和果实为主，从而制作和使用大型的用于采集的工具。长江流水带来的磨圆度较高的砾石在河漫滩堆积，为古人类工具的制作提供了丰富的石料来源，可以说是“随用随取”。石料来源的丰富使得人类很少对石制品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从而造成了石制品类型和技术较为单一、简单的特点。
2.高家镇旧石器遗址
高家镇旧石器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桂花村二社，地理坐标为东经107毅50忆54义，北纬30毅00忆16义，海拔高度174-178米，于1994年3月由三峡旧石器考古工作队发现。高家镇旧石器遗址位于长江右岸的第Ⅲ级基座阶地内。石制品分布在基座阶地底部的砾石层中，1995年和1998年的两次发掘中，揭露面积456平方米，共出土石制品2500咱30暂余件。其中A区标本密集，堆积厚，石制品数量大，类型丰富，质量高。该遗址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属旧石器文化时代的中期，距今约14万年。
高家镇旧石器遗址于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第三章里，我们讲到，中国旧石器文化在类型和技术上可以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北方工业和南方主工业的二元结构。高家镇遗址处在以粗大的砾石和大石片加工成的石器为代表的南方主工业分布范围内，其石器组合具有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的鲜明特点。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以采集和狩猎为主，他们以群体为单位在各自相对固定的领域里，在饮食资源的驱动下时分时合，多种多样的活动派生出不同类型遗址。高家镇遗址属于一处石料采集和就地加工石制品的作坊，该遗址的发现说明古人类在很早以前就沿江生活。
3.冉家路口旧石器遗址
冉家路口旧石器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镇江镇建设村二社，地理坐标为东经107毅44忆45义，北纬29毅55忆14义，由三峡旧石器考古工作队于1994年4月发现。遗址位于长江左岸的第Ⅲ级基座阶地，其顶面的海拔在180米左右。基座为侏罗系紫色粉砂岩和页岩。文化遗物主要分布在阶地堆积物下部的砾石层中。冉家路口旧石器遗址剖面由上而下共分为7层，与下伏侏罗系紫色长石粉砂岩和页岩呈侵蚀不整合面接触。第7层即底部的砾石层为文化层，在2000年3-6月和2001年11月-2002年1月的两次发掘中，揭露面积共800平方米，第二次发掘中共出土石制品680件。
冉家路口旧石器遗址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属文化分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据光释光测年法测定，冉家路口旧石器遗址的时代为距今（14.29±1.16）万年。
冉家路口旧石器遗址的石制品在原料选择、打片方法、石制品大小、石器类型和修理特点等方面总体上具有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的特点，但在某些方面又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以石片为毛坯的石器数量众多，比例高达81.4%，即使是砍砸器，也有57%采用厚重的大石片加工而成，另外，刮削器的数量与砍砸器相当，也是附近地区同时代石制品组合所不具有的。至少在中更新世晚期，在整个中国南方旧石器主工业的大范畴内，三峡峡江一带似已形成了以石片石器为主的区域性文化特点，而同时代的其他地区仍处在以大型砾石石器为主的阶段，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南方旧石器主工业才出现石片石器有所增加的现象，且在四川盆地铜梁和资阳人B地点等遗址也出现以石片石器为主的组合。三峡峡江地区处在联结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枢纽位置，其在中更新世就已形成的石片石器特点可能会沿峡江通道传播，从而影响到东西两面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发展。
4.井水湾旧石器遗址
井水湾旧石器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新湾村井水湾，地理坐标为东经107毅43忆05义，北纬29毅52忆38义，由三峡旧石器考古工作队于1994年3月发现。遗址位于长江右岸的第Ⅱ级基座阶地后缘，基座为侏罗系长石砂岩、粉砂岩和页岩，阶地前缘海拔高度168米。该遗址剖面由上而下共分为7层，与下伏侏罗系长石砂岩、粉砂岩、泥质粉砂岩和页岩呈侵蚀不整合面接触。文化遗物主要分布在堆积物底部的第7层，文化层海拔高度在158-162米之间，呈条带状与长江平行。该遗址是迄今三峡库区旧石器考古发掘工程中发掘面积最大、投入经费最多、工作时间最长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在1998-2002年间共进行了5次系统发掘，揭露面积2121平方米，出土咱9暂石制品910件，动物化石58件。井水湾旧石器遗址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属文化分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据光释光测年法测定，井水湾旧石器遗址的精确年代为距今8.0-7.8万年。
该遗址除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外，还有58件哺乳动物化石，但较破碎，唯一能鉴定到种的只有东方剑齿象（Stegodon orientalis），材料包括1枚完整门齿，5枚完整臼齿，另有鹿（Cervidae）、牛（Bovidae）的碎牙若干。这对于认识华南地区缺乏地层和古生物化石依据的露天旧石器遗址具有积极的意义。
对井水湾旧石器遗址地层剖面采集的孢粉样品分析表明，井水湾遗址地层沉积过程经历了温暖较湿润气候→温凉较干气候→温暖较干气候等3个连续变化过程。其中，古人类生活时期，该遗址环境处于温暖较湿润气候，植被为针阔叶林混交林——草原植被。这与东方剑齿象、鹿、牛等化石所反映的古环境是一致的。古人类生活时的长江边，生长着的植物类型有：鹅耳枥属、榛属、榆属、胡桃属、枫杨属、栎属、木犀科等乔木植物；灌木植物有蔷薇科等；草本植物以旱生藜科，中旱生的菊科、蒿属为主，水生草本植物有香浦属、眼子菜科；中湿生的有乔本科、十字花科、茜草科、毛茛科、大戟科等；蕨类植物以石松科为主。种子植物多于蕨类植物。
井水湾旧石器遗址的石器组合具有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的鲜明特点，其时代处在现代人类起源与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井水湾旧石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探讨古人类在该地区的迁徙、适应、开发和改造过程，对区域性文化传统的形成过程、机制和中国南、北古文化的关系，以及该地区更新世晚期环境特点和演变趋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5.枣子坪旧石器遗址
枣子坪旧石器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新湾村三社，地理坐标为东经107毅44忆09义袁北纬29毅52忆44义，于1994年3月由三峡旧石器考古工作队发现。该遗址位于长江右岸的第Ⅱ级基座阶地后缘，基座为侏罗系长石砂岩、粉砂岩和页岩，阶地前缘海拔高度165米。堆积物主要由砂质粉砂、粉砂质亚黏土组成。遗址剖面由上而下共分为5层，与下伏侏罗系长石砂岩、粉砂岩、泥质粉砂岩和页岩呈角度不整合接触。文化遗物主要分布在堆积物底部的第4层，石制品分布在阶地基座侵蚀面上，海拔高度在150-156米之间。2000年11月-2001年1月和2002年10-12月的两次抢救性发掘中，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共出土石制品101余件。地貌和地层对比显示，该遗址可能与井水湾遗址同时，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属文化分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
枣子坪旧石器遗址石器工业同井水湾一样显示了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的鲜明特点，同时石片石器比例的增加和个体趋于小型化，预示三峡地区南方主工业由早到晚石片石器增加，且沿长宽等比小型化发展的趋势。枣子坪旧石器遗址与井水湾旧石器遗址均分布于长江右岸的第Ⅱ级基座阶地，石制品多数集中分布于砾石较为集中的基座低洼处。这些现象说明，大约8万年前，长江河床处于遗址所处的150-165米高度，河水的搬运带来大小不等的河卵石沉积于低洼处，早期人类在河床上活动，采集石料，打制石器。
“夏娃学说”认为，全世界现代人有一个共同的女性始祖，她2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她的后代在大约13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欧亚大陆，每到一处便取代了原来住在这里的人类。这一学说得到了复旦大学金力教授和美国籍学者褚嘉佑等多位遗传学家的支持，他们根据Y染色体的分析，认为一部分非洲人大约6万年前从亚洲东南部往北迁移到达中国，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该学说的主要证据之一是认为在中国至今没有发现距今10-5万年期间的人类化石，这说明中国的现代人是由非洲迁移过来的。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新智院士指出咱32暂：
“古哺乳动物、人类化石和旧石器证据表明上述推测与事实不符。首先，冰期中地球各地的气候并不简单划一，而是有冷有热。动物化石表明第四纪大冰期时华南和华北仍旧适合人类居住，许多地点大量的孢子花粉化石也确凿无疑地表明当时东亚的广大地区也绝对不是分子生物学家们认为的‘绝大多数的生物种类在第四纪大冰期时均难以存活’”。
第二，10-5万年前中国确有人类生活。比如，广西甘前洞含人类化石的堆积物经过钍/铀法测出的年代数据是13-6.5万年前；浙江桐庐延村一个山洞发现的包裹在人类化石外面的碳酸盐用铀系法测定的年代是10-5万年前；萨拉乌苏地区出土的人类化石的年代从12.5万年前到3.5万年前不等；河南郑州织机洞含有打制石器的堆积物形成的时代根据铀系法测定是（7.9±1.0）万年前；重庆丰都井水湾旧石器遗址经过光释光测年，其年代是8.0-7.8万年前。从这5个地点的经纬度可以看出，有确切证据表明，10-5万年前存在人类的地区南北跨度和东西跨度都相当广阔，中国大地上并没有分子生物学家们认为的该时段内的人类‘断层’。
第三，中国人类化石的形态不存在‘中断’。10-5万年前这个时间段之前和之后的中国的人类化石的形态是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一系列的头骨特征上。在那段时间之前和之后的头骨有着明显的共同性，则是不承认中国古人类形态特征上的连续性便很难以解释的。而形态方面的差异或反映进化的演变，或反映与境外的基因交流，都不能作为中国古人类形态‘中断’或空缺的证据。
第四，中国旧石器传统与西方不同，而且西亚和中国的旧石器不支持中国古人类在6万年前被非洲移民完全取代的推论。
此外，分子生物学家们主张的华南基因变异比华北的多，由此推导出几万年前的非洲移民先到华南，随后由南向北逐渐迁移。吴新智先生认为，产生华南和华北在基因变异方面的差异应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一定能够证明非洲移民由南向北的迁移，这种推导出的“迁移”缺乏有力的独立旁证。
重庆奉节兴隆洞出土的15-12万年前的人类化石、石制品和原始艺术品，以及丰都高家镇、冉家路口、井水湾、枣子坪等旧石器遗址出土的大量14-8万年前的旧石器，表明该地区早在14-8万年前就有早期智人（A rchaic Homo sapiens）生存与活动的踪迹，这对传统的“夏娃学说”及现代人“走出非洲”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强有力地支持了现代人的“多地区起源学说”，为中国人的连续进化、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证据。近十多年来在三峡库区发现的人类文化遗存表明，在距今14-8万年期间，这里不但有我们的远古祖先繁衍生息，而且已早于同时代的非洲人、欧洲人掌握了原始的艺术创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