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忙忙碌碌，做梦也常常是在赶路，于是就少了雅玩之时、之兴、之恒心。偶而萌发点雅兴却又无物可予寄托时，常常赏玩的就只有一样东西了：自己从小到大的一厚叠相片。
有一张六个月大时的婴儿照。年轻美丽的母亲抱着肥大丑陋的我。母亲满面璀璨的笑容，幸福和自豪盈溢而出；我呢，一张胖脸左右大于上下，表情呆板，带一点悲戚，显示出很本色的很凝重的对于生的茫然和困惑。相片背面有母亲的一行字，蓝黑墨水书写，十分秀丽清晰：“小玉六个月时照，待她长大了自己看。”
相片早已发黄了。几十年的岁月填满了那个瞬间与当下这个瞬间。母亲现在已有八十高龄。如今的她，臃肿而木讷，一点也看不出竟然还拥有过如此苗条的身材和如此放达的欢笑；如今的我，憔悴而沧桑，健壮和单纯也早已成为过去。读着这张流过半个世纪岁月的旧照片，我会想起母亲从抱着六个月的我到面对着五十开外的我之间发生了哪些故事。她的故事里还有我的故事。我的故事里还有我的同代人们的故事。读这张相片时我可以读出几厚本的长篇小说。我会尽力将它们写出来。
散乱地放着的是大大小小好几张报名照，大都是摄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临沂毕业时。清一色的呆，拘谨得可笑。那时候的女孩子，哪有如今摆了姿势、化了妆、扮出“靓”或“酷”的表情、用了柯达富士彩卷、“留下最美一刻”的可能和胆量。有一次与比我小了好几岁的女作家王周生谈起，她感慨道，我们这一批人，从来也没有漂亮过，说得真是深刻。
我对由我拍摄的、我已故外婆的一张留影十分珍惜。那是“文革”期间。我在外地工作。回家省亲时我陪了大病初愈的外婆游玩，到了虹口公园。我带了相机，给她拍下了她一生中最后一张相片。相片中的她，笔直站于鲁迅先生墓前，一手恭敬地垂着，一手则曲于胸前，紧紧地捧着一本当时被称为“红宝书”的语录本。她不识字。她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她好像还根本不知道鲁迅为何人。她拍照的姿势和地点，纯是我依照当时最流行的样式设计操作的。每次重读这张相片，我就不但会重新忆起我亲爱的将一生奉献给了我们下辈的外婆，而且还会重温一番那个年代里的种种荒诞。无独有偶，前几年我观看张艺谋所拍摄的电影《活着》，发现那老谋子竟然也设计了一个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模型前拍结婚照和全家福的画面，以此来展示特定时代的特定场景，在我看来，真是与我外婆那张照片有了相通的神韵。
有许多张与同学们的合影。几个女生凑在一起，当时都是穿上了自认为最美的衣，梳了最整齐的发，到了一家很著名的相馆去拍的，现在取出来雅玩，但见一个个全都像刚从内地乡下出来打工的外来妹。外来妹也不错，青春着呢，前几年聚会时遇到，却早已都是两鬓苍苍面色晦暗的奶奶外婆们了。其中一位，因为“文革”时的冤假错，进人大牢十来年，最后被无罪释放时，因精神错乱而几成废人。而在我留存的同学们的相片中，她是最具光彩的一个，我记得其时她是校体操队的成员。
与丈夫的合影不多。一张结婚照，放大了的，我穿中式棉袄，两根辫子垂于胸前；他是中山装，当年最体面的“涤卡”布料，新剃的头像锅盖。接下来便有了儿子的加盟。一岁大的小子，笑得甜甜的，露出几颗白白的小牙来，想象不到如今会变得如此自命不凡，与我有着宽而深的代沟，而且还抽烟抽到牙发黄。后来又有了女儿的进入，看小丫头那时傻笑着的相片，穿着我妈手缝的袖管和脚管都显短了的花布衣，哪里会预料到她会去大洋彼岸当了博士后。
值得赏玩的都是老照片。老照片历史悠久，与当下拉得出反差，像陈年老酒，经得起品。新照片就不一样了：虽是大把大把的，红红绿绿色彩缤纷，却像被庄家炒高了的股票，很泡沫。一大批纪录旅游的，山山水水在后作背景，我或呆坐或僵立偶尔装腔作势地在前作拍摄焦点，千篇一律得很。有几捆是分别记载几次出国的，拍的时候就很有功利主义目的——日后写书作素材用，那就更像了旅游景点出售的明信片。好几本会议照，上印某年某月某地某会，是我所收藏的相片中最无雅玩价值的一类，其中还有长长一大条的，一些官们被众星拱月地坐着，许多民们包括我在内被作为拱月之星地立着，人头济济都只有芝麻粒大，认个谁必得用个放大镜细瞅，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
还是得衷心感谢照相术的发明人。因为有了这门技术，我们就可以立此存照，把已经逝去的日子定格了、留下来，以作雅玩。翻动着手中这一个个定格了的画面，我的感觉有点像是在制作着传统类的动画片，我所经过了的历史，就流动在我的指间了。我的许多文章，也是由此而激发生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