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了解女人的丰富，是在一个下着大雪的黄昏。母亲抱着刚刚学语的小妹，大开柴门，看雪。看飞舞的雪。
天上飞的是什么？母亲的问话更像是自言自语。
小妹眼睛晶亮，回答说：蝴蝶。她静静地贴在母亲怀里，从容得像一个睿智的哲人。
我突然感觉小妹是一只精灵。这是刚刚一岁的小妹吗？
母亲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那丝不经意的笑竟然在嘴角牵起一只浅浅的酒窝，宁静，朦胧，一种如梦的神情。很少看到母亲这样的笑，很有女人味道的笑。那笑，甚至有些诗意。很多年后我才敢说那是诗意。其实多年前当我知道什么是诗的时候，我就怀想起母亲在那个黄昏的笑。但我一直不敢说出来。因为母亲——一个生活困窘，婚姻不幸，衣着破旧，身材臃肿，三十岁便生白发的女人，离诗好像太遥远。
天色晚下来，那个雪天的黄昏变得黑暗起来。突然间，母亲的笑和小妹晶亮的眼睛让我有点害怕，说不清的惊恐。
于是我纠正：那是雪花，不是蝴蝶。
我对着小妹说，对着母亲说。一遍又一遍地说。
我的话划破了那个黄昏的宁静，优雅的飞雪开始变得乱糟糟地没有秩序。远方响起了尖利的风声，雪花被染得昏昏黄黄。被冰雪覆盖的大地显出死一样的苍凉和煞白。树上沉重的积雪还冰冷地压断了一根枯枝，“噗”的一声栽在雪地上，很快又被飞雪埋葬。雪，不再是蝴蝶的雪，它将带给我们的是更加寒冷的夜晚，明日泥泞的道路以及诸多的不便。
小妹的目光不再晶亮得像精灵。在我肯定地说那是雪花的时候，她完全恢复了一个一岁孩子的哭闹：她把手塞进母亲的衣领，把头发在母亲的怀里蹭得很乱，哭哭啼啼地说冷，还要拱进母亲的怀里吃奶。
母亲的笑没有了。只是在瞬间便扯平了嘴角的酒窝，眼睛也恢复了平日的懒散，黯淡无光。她朝我呶着嘴说，关上。没有任何表情，她让我把柴门关上。那些雪，关在了柴门外面，我们的视线外边。
随即依然是在母亲没有表情的指挥下，我燃起了一盏如豆的烛火。在一条长满裂纹的古式板凳上吃了我们的晚餐。母亲吃得很庸俗，碗筷碰得叮当响，把饼嚼得很响，把稀饭喝得也嗞嗞作响。而小妹则做着更令人烦心的俗事：拱进母亲的怀里不停地吮吸着并不丰足的奶水，还不时地抬起头哭上一声，弄得满屋子奶腥味。油灯把母亲臃肿的身影映在墙面上，使母亲显得更加矮小丑陋。对着那个映在墙面上的影子，我痴痴地看，想入非非。我想把它描画下来，我想如果母亲变成一幅画，也许会漂亮些。我还想象我会把她的眼睛画成双眼皮，画上长长的睫毛，带着永远的笑。把她的嘴画成红色的，哪怕是用粉色的粉笔也要画成红色的。再给她画一个像女演员一样的发型。
母亲突然说，很想看书。
我说，我给你找一本吧。
母亲说，你的课本？
我点头。
母亲摇头。叹气。她说她想看小说。她说话很土气，地地道道的方言。她把小说说成了“小说儿”。
我没有为母亲找来“小说儿”，也没有为她描一张灯影像。
许多年后，我为女儿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是一位初出茅庐就获奖的小画家。小画家妆画得很浓，衣着也新潮，眼睛里带着我当年想为母亲画的那种永远的笑。她善画雪景和人物肖像。她说这一切得益于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是一位当年因一分之差没考上大学便嫁到深山去做农妇的母亲。一位爱看小说和描灯影的母亲。一位爱雪成痴用裂着血口的粗手带着满袖口炊烟味道堆雪人的母亲。她说她家的四面黑墙在母亲的指点下成了她儿时学画的殿堂，有无限的风景。那陈旧的墙面上掉了很多泥皮，每一块一个形状，母亲让她感觉，像什么就画成什么，画出来都很漂亮。她说她还把母亲各种姿势的灯影描画在墙面上，用彩色的粉笔把母亲画得很好看。她说她的母亲从没有涂过口红，而她为母亲画的灯影画都有着鲜艳的红唇。她获奖的画就是母亲的肖像画。
她教我女儿学画。她的教法很特别，从肖像画入手。
她带着歉意看着我，她说你的女儿不能为你画灯影画了，因为现在的吸顶日光灯映照出来的影子太淡。
我突然间发现我已做了母亲，而且是如此真实。也许我很快就会生出白发。而且不久，女儿就会在小画家的教授下为我——她的母亲作肖像画。不会太久。
不，我的心愿不只是让女儿为我画肖像，至少不仅仅如此。即使我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可以在温馨的灯光下读很多的小说，甚至还可以对着雪景写诗，可以含着泪水把飘飞的雪花叫做蝴蝶。没有人纠正我什么。但我的心中永远装着一个黄昏，一沓凌乱而复杂的记忆。方言。小说儿。柴门。黄昏。简陋的晚餐。精灵。小妹。臃肿的母亲。诗意的笑。酒窝。飘雪。蝴蝶。就是如此凌乱复杂。那是一首有关女人的诗，有关女人的债，有关女人的梦。它们折磨着我。是有关所有女人的，我想我该归还这些东西。还给母亲，还给那个黄昏，也还给我自己。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打开了所有的门窗，我呼唤母亲，呼唤小妹，呼唤我自已，呼唤小画家和她的母亲。而且告诉女儿，她可以旁听。
天地间像一个洁白无边的舞台，空无一物。只有无数的雪花，蹁跹起舞。
我以女人最柔和的声音问：天空飞的是什么？
蝴蝶。苍天作答。
多好的雪天啊。泪水开始在脸上肆意狂欢，随着漫天的蝴蝶飞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