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下江南，在潺潺流水边一走，漫山遍野莺飞草长、各色花开，原是万紫千红开遍、叫人目不暇接。远远看去，五颜六色，好似水彩画一样动人。
五颜六色，出自清·李汝珍《镜花缘》第十四回：“惟各人所登之云，五颜六色，其形不一。”巴金《春》七：“淑英刚跨进门槛，就看见好几个人站起来，五颜六色的衣服几乎使她的眼睛花了。”形容色彩复杂或花样繁多。今也常比喻各色各样或事物令人分辨不清。
说起来，成语中提到颜色的有不少，比如“五彩缤纷”、“五色斑斓”、“五光十色”、“目迷五色”等等。但是这些词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都会涉及“五”，而不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光谱色“七”或者三原色“三”之类，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从中国古人对颜色的认识说起了。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懂得利用天然矿植物制作原始颜料。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可见，其图案已用红、白、黑三种颜色描绘；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出土的彩陶，有褐色和橙色的花纹。
另一方面，古代耕和织是最重要的生存手段。中国最早发明了丝，并把它运用于丝绸业。与纺织相应，中国的染色业发展得也较早。据古书记载，早在两三千年前我国的染色技术就已具备了很高的水平，并且有了专门从事染色的染匠。丝绸染色对颜色的影响，表现在产生了一系列以糸部为义符的颜色字。《说文》记载的糸部颜色字有：缚、缟、绿、缥、纁、綦、绌、绛、绾、缙、綪、缇、縓、紫、红、繱、绀、綥、缲、缁、絻、綟、绢。新附字有：缃、绯、緅。古人对颜色类别差等观察得异常精细，即使是非常近似的颜色，也要详加区别。
随着时间推移，古人开始对颜色进行基本的归类，“五色”的概念便产生了。“五色说”是在中国传统的“五行说”影响之下产生的。“五行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基本思想，五行指木、金、火、水、土五种基本物质。在五行的基础上，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又衍发出五方——东、西、南、北、中。五方可与五色相配。《礼记·玉藻》孔颖达疏引皇氏云：“正谓黄赤青白黑，五方正色也。”《尚书·禹贡》记载，五色是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这大概是关于五色最早的记载。随着五行说的地位不断巩固和提高，五色说在古人的观念中逐渐形成固定模式。
古人认为，宇宙万物虽然千差万别，但均可归于五行之列。基于这种思想，他们认为绚丽多彩的种种色品也都由五色构成。正所谓“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孙子兵法·势篇》）。《周礼·考工记·画缋》：“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五色、五方是由五行附会衍生而成，与五行一样都是古人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借以说明事物构成和运动的规律。五色指古人所说的正色，除五种正色外，古人还有间色之说。
《礼记·玉藻》孔颖达疏引皇氏云：“不正为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骝黄是也。”古人认为黄青之间是绿，赤白之间是红，青白之间是碧，赤黑之间是紫，黄黑之间是骝黄。把五行之色视为正色，余色皆为间色，且认为间色是由正色相杂而成，这种“正色—间色”学说可以认为与现代的“三原色”理论有相通之处。从现代色彩学观点来看，正色确实是重要的基本色。目前印刷、印染和油漆技术中仍广泛使用蓝、红、黄三种颜料，以不同的比例调和配成各种彩色，因而称之为“三原色”。至于黑和白则视做决定色彩明度的两端。古人把青、赤、黄、白、黑定为“正色”，是对基本色的正确认识和运用。
对“正色”和“间色”的区分，是与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春秋末期盛行宗法制，以等级为基础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主张一切社会关系都不能超越等级的规定，以达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荀子·礼论》）的社会秩序。儒家尚礼，礼的核心是别尊卑，明贵贱。反映在色彩上，就是正色为尊，间色为卑。在服装的颜色上有明确的等级制度，所着服装的颜色十分讲究。孔子就曾为了维护周礼，极力贬抑紫色，《论语·乡党》：“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即绀、緅、红、紫都是间色，君子不以之为祭服和便服的颜色，且“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
五色说无疑有它的进步意义。但是，随着光学认识的发展，五色观念却妨碍了古人对丰富多彩的光色散现象做客观的描述和分析。
自然界常见的色散现象有虹霓和晶体散射两类。“赤橙黄绿青蓝紫，维持彩练当空舞。”彩虹自古为人所喜爱并早在商周时代，就有对虹的观察认识。如《楚辞·远游》描写虹：“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杂而炫耀。”唐初孔颖达指出，“日照雨滴”是虹的成因。宋代孙彦先解释：“虹乃余种日影，日照雨则有之。”百年后朱熹进一步指出：“虹非能止雨夜，而雨气至是已薄，亦是日色散射雨气。”这比西欧培根（1214～1294）主张虹是空中无数水滴多引起的说法早了一两百年。南宋程大昌对单个水滴的色散现象做过仔细观察，在《演繁露》中写道：“凡雨初鬓，或露之未啼，其余点缀于草木枝叶之末，欲坠不坠，则皆聚为圆点，光莹可喜……五色具足，闪烁不定，是乃日之光品著色于水，而非雨露有此五色也。”
虹是天然的色散现象。关于虹的形成，直到300年前捷克科学家玛尔其用三角柱玻璃将阳光散成彩虹，才得到比较科学的解释。
关于晶体色散现象，其实比玛尔其还早400多年，我国医学家寇宗爽著作《本草衍义》（1119年印行）就有用菩萨石把阳光散成五色圆光的记载：“嘉州峨眉山石与五台山石相似，出岩窦中，名菩萨石，其色莹洁，状如泰山狼牙、信州永昌之类，映日射之，有五色圆光，其质六棱，则光彩微茫，间有小如樱珠，则五色粲然可喜。”
寇氏的记载中明确指出了这种石材是一种透明的六棱晶，可见引起色散现象不独是三棱镜。后来明代陈文烛在1575年写过的峨眉山记以及明代天台人士王氏于1588年写过的游记也都记载了这种石头以及色散现象。后者不仅见到并收藏了这种“放光石”，而且指出了铜鼓门隙用阳光照射的过程。此后，明代大科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这种“菩萨石”：菩萨石，又名放光石。金石部还有“菩萨石”一条，指明其可以散射阳光，以及在医药上的价值。
北宋《杨文公谈苑》中记载：“上饶水晶之类，日射之有五色。”明末，著名学者方以智对前人观察到的各种色散现象做了全面总结，他在《物理小识》中写道：“凡宝石面凸则光成一条，有数棱者，则必有一面五色。如峨眉山放光石，六面也；水晶压纸，三面也；烧料三面水晶，亦五色。峡日射飞泉成五色；人于回墙间向日喷水，亦成五色。故知虹霓之彩，星月之晕，五色之云，皆同此理。”
由上述可看出，我国古代色散理论以五色说为基础。古人认识到日光被透明体散射后产生五色。这就是我国从战国至清初所达到的认识水平。中国秦汉前关于虹等色散现象的认识水平与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西方水平不相上下，而且《楚辞》的创作时代与亚氏生活的时代也基本一致。但中国古人历经2000余年的观察研究，直到方以智关于虹等色散现象的描述，仍然未脱五色说之寞臼；而西方经历了同样时间的研究后，却得出了正确的七色说，并且用反射和折射理论成功地说明了色散现象的机理。就有可靠文献证据的时间而论，中西大致相当，都是从公元前4世纪前后到公元17世纪中叶；就实践经验而论，中国从先秦至清代，各个时期都有不少人对各种色散现象作过观察研究，所积累的经验知识和留下的史料不比西方少；就研究方法而论，中西都运用了观察和实验方法，而且程大昌对单个水滴的观察研究比笛卡儿的玻璃水球实验早500年左右。因此，从这几方面来看，中国绝不比西方逊色。但中国却未能达到西方那样的结果，大概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古代对光的折射性质认识不足，二是受五行五色观念的束缚。前者影响了古人对色散机理的深入理解，后者制约了古人对色散现象的详细观察和描述。
五色说，一方面体现了古人对颜色的超前认识，另一方面也制约了色散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