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国大地接连笼罩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硝烟中的时候，世界通信领域发生了一场划时代的革命。1837年，46岁的美国人莫尔斯，成功地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报机。1843年，在莫尔斯的组织下，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之间，架设了世界上第一条长达64米的电报线。1844年，莫尔斯用自己制造的电报机在这条线路上进行了实际通报实验，并成功地发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电报。通信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此后，新的发明不断地出现。1876年，出生于苏格兰的美国人贝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传送声音的机器——电话机。1894年，意大利工程师马可尼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近代通信技术的迅速传播与发展，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殖民主义者争夺世界的过程中，先进的通信技术也成了列强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在西方列强加紧对华侵略的过程中，电报、电话等近代通信手段也传人了中国。1861年，俄国首先提出要在中国京津之间架设电报线路的要求。此后，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先后提出在华设立电报线路的要求。1865年，英商雷诺企图在上海架设一条电报线路，但因遭到地方官员和民众的反对而没有成功。1868年，上海美商旗昌洋行擅自在美租界和法租界之间建成一条电报线路。此后，外国在华企业和机关纷纷仿效，在上海租界内架线通报。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敷设了一条从香港到上海的电报水线，并在吴淞设立水线房，私架陆线通往上海，于4月18日公开营业。
列强在华擅自架设电报线路，开设电信机构，完全是出于扩大对华侵略的目的，但客观上却使中国人对先进的近代通信技术有了感性的认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军事和外交活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了近代通信技术对商业、外交与国防的巨大作用，因而提出了兴办近代通信的主张。
1866年，随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访欧洲的斌春，写下了一部著名的游记——《航海述奇》。在这部游记中，斌春记述了自己在欧洲参观电报局和在法国使用电报的活动。这也许是中国人最早亲身体验近代通信的记录。
1868年初，著名的早期改良思想家王韬赴欧洲游历，在伦敦亲眼看到英国的铁路两旁“贯接铁线千万里，不断以电气秘机传递言语。有所欲言，则电气运线如雷电之迅，顷刻千里”。回国后，王韬写了许多文章进行宣传，并提出：“我国家近拟于各省整顿海防……然亟宜筹划者则莫如电线。”这是近代中国人第一次公开提出将近代通信手段用于军事与国防的用途。
1873年，华侨商人王承荣从法国回国后，与王斌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国产电报机，并呈请清政府自办电报。王承荣指出：“中国之驿站、烽火虽速，究不如外国之电报瞬息可达千里……今某与福州王斌商造一器，专传汉字，以十六为纲，以十数为目，发则由字检号，收则由号检字，时许可拍千字，直达千余里。”可惜清政府并未采纳王承荣的建议，他和王斌所造的电报机也未传于世。
对于电报，另一位著名的早期改良思想家郑观应也曾积极提倡，并在上海购“德律风四具、军线百里，进呈醇邸（醇亲王奕譞），力辞奖叙，冀开风气之先”。郑观应还在他所著的《易言》一书中专设《论电报》一节，呼吁“电报利国利民，为当今急务”。
与此同时，一些洋务大员也认识到了电报通信十分迅捷，不但利商利民，而且便于迅速传递军情，调遣军队，于边海防建设大有裨益。1874年，南洋大臣沈葆桢鉴于日本窥犯台湾，专折上奏清政府，从军事角度陈述电报对于传递军情、巩固国防的重要作用。他说：“台湾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建议建设福州到台湾的电报线。因当时台湾军务紧急，闽、台联系十分不便，清政府当即批准了沈葆桢的奏请。由于福建巡抚对架线意见不一致，承办方丹麦大北公司擅自架设了福州至厦门的电线，造成纠纷，闽台架线工程因而搁浅。但在大势所趋之下，清政府开始认识到电报的巨大价值，中国近代军事通信已经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