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驿传的建设，是伴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与巩固而进行的，至康、雍、乾三世达到鼎盛时期。
清统治者在明代驿传的基础上，集历代驿传之大成，又根据本朝的特点加以“损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效率最高、驿路分布最广、组织也最为复杂的驿传体系。
其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改单一的管理体制，为“兼管、专管、代管”三位一体的管理形式。明代的驿传，实施驿丞管理驿站，与地方政府不相统属，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清初，曾沿用了这一体制。然而，清统治者逐渐发现了这一体制的种种弊病：一是州县不管，府道鞭长莫及，难以对驿站实施有效的管理；二是驿传自身离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困难重重，在征夫、买马、应差等方面没有保障；三是机构重叠，开支很大。
有鉴于此，清朝在体制上实行了“裁驿丞，归州县”的改革措施。具体做法是，将城内及离城较近的驿站，交由州县衙门兼管，裁撤驿丞；对离城区较远，或离城虽近但路当交通要道、驿务繁忙、州县无力兼管的驿站，仍由驿丞专管；对边防重镇的驿站，则由驻防的武将代管。这样，便形成了兼管、专管、代管三位一体的驿传管理体制。这种裁减工作进行了多次，至光绪朝时，全国仅有十个省保留了65名专职的驿丞。
其二，健全机构，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组织形式。清代共设置驿站2000个左右，拥有驿夫7万多人；设置递铺14000多个，拥有铺兵4万多名，其驿传组织规模庞大，星罗棋布，网路纵横，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
清代常设的驿传组织，由驿、站、塘、台、所、铺六种形式构成。驿分马驿、水驿，主要设在内地各省和盛京（今沈阳市）。站，主要为传送军事情报而设，常设的有两路，自北京昌平回龙观起，一路经张家口至阿尔泰军台，用以传送北路军事情报；一路沿边城经山西、陕西、甘肃，出嘉峪关至军塘，以传送西路军事情报。此外，吉林、黑龙江、直隶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及山西杀虎口外，也设有站，并与蒙古各站衔接。塘即军塘，设于甘肃安西州、新疆哈密厅、镇西厅等地，用以疏通本地区的通信。台，主要设在西北地区，每台有若干官兵，负责接递公文。所，乃旧设递运所，用以传送官物，后裁并归于驿。铺，性质与以往相同，是步递通信组织。
上述六种组织构成了两大通信系统，即以驿为主体的马递（包括水递）通信系统和以铺为主体的步递通信系统。其他塘、站、台、所，都不是全国性的，乃是适应边疆地区的特殊需要而设，均由军卒充役，除以飞递形式传送军事情报作为主要任务外，还兼具巡逻、侦察、运输等多种职能，是在古驿路或商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在没有驿的州县，清政府还普遍设立了“县递”，用以联系地方间的通信，弥补干线驿传的不足。县递人马不多，开支也有限，但使用起来却十分方便。
其三，四通八达的通信网络布局。清代的驿传通信，以京师皇华驿为中心，向全国各地辐射。皇华驿在北京东华门，是全国驿路的总枢纽。从皇华驿出发，东路经通州、蓟县，出山海关，至盛京，连通东北各地驿站。北路从昌平开始，经宣化，出居庸关，到达山西；出张家口越长城外边，通往蒙古地区。南路经良乡、涿州而分为两大路。东南路，经河间通达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至广东。西南路，由保定、正定、顺德，经中州（今郑州市），一路通往陕西、四川、云南、贵州；一路通往湖北、湖南、广西、广东。这些只是全国性的干线驿路，至于省与省之间和各省内的驿路，更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
经过改革、整顿后，清代驿传的通信效率获得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以驿为主体的“马上飞递”，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度，遇有紧急军情，一昼夜的传送速度竟达到600～800里之多。高效的驿传通信系统，在清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葛尔、噶尔丹叛乱，统一台湾，以及抗击沙俄入侵等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驿传通信建设，到乾隆时达到了鼎盛状态。正如后人所说的那样：“我朝边围驿站之政，到高宗（即乾隆）而集其大成。”嘉庆、道光以后，随着政治腐败、经济衰退，驿传通信也逐渐衰落。从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清政府大规模地裁减驿传经费，其中尤以铺递经费消减为多，致使原来的驿传通信系统元气大伤，再难恢复旧观。后来，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加深和太平军势力扩展造成的驿路阻塞，驿传通信遂呈半瘫痪状态。再往后，电报、电信业进入中国并迅速发展起来，驿传逐步退出社会生活舞台而成为历史的陈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