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也许你根本无法想象它的破旧。它原本就是旧房子，是一个破败的大户人家的。大车店由我爷爷建成，可在我爷爷之前，这几间房子就存在着，是我爷爷的爷爷买下来的。如果不是在我老爷爷活着的时候有过一次大的翻修，我想它早应当倒塌了，父亲年年春天的修补不会在本质上解决它的问题。”由此可见，如归旅店原本的房龄比“爷爷的爷爷”还要老，它沾上了太多时间的灰烬，定也掺杂了太多世俗的尘屑，与其说是祖宗家业，不如说是一份沉重的债务——“它本身就建在了衰败的背上，对衰败的抗争眼看就要耗尽我父亲的一生了，它会接着来耗掉我们。”那么，既然“如归旅店”的存在是一种多余、错误，而且屡屡招来嘲笑、痛恨，为什么“我”的父亲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修补它、保护它？难道他就没看到整个时代、整个民族拥有的最大的遗产就是衰败？——他的所谓“中兴”、所谓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即便不是在那无边的“衰败”上画地为牢，充其量也就是为这衰败献上聊以自慰的祭品。
所以，“如归旅店”决定了小说的叙事基调，既为它的人物设定了有效的圈限，也为李浩的欲说还休、回环往复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正因如此，《如归旅店》才会让我想起卡夫卡的《地洞》。“我造好了一个地洞，似乎还满不错。”——卡夫卡的小说这样开头，注意，这里的主人公不是那个符号化的K，而是直截了当的“我”。这个“我”——看起来更像某种朝不保夕的小动物——不知其何许人也，他的全部生活就是那个“地洞”，平时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地洞更隐蔽、更安全，使其达到完美无缺、万无一失。地洞里的“我”日复一日地忙忙碌碌，且乐此不疲，看起来很像李浩小说中的“我父亲”，他成天拿着扫帚扫来扫去，不是修补这就是修理那，一心想把“如归旅店”搞好，“要弄得干干净净地”，“洁净，有序，繁忙，甚至雅致，有一种书卷气”——就像天津的大旅店那样。《地洞》中的“我”和《如归旅店》中的“我父亲”都有抱负——有为之奋斗终生的大事业，所不同的是，地洞是“自己的创造物”、“我的城堡”，“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访问者而挖筑的”，它的建造是为了抗拒外来的侵扰；而如归旅店则是祖上传下来的，是大家勉为其难地维持着的一个名不副实的“家”。既是一家旅店，目的就是迎候客人，入住的客人当然不厌其多。由此可见，地洞与旅店有着本质的区别，地洞是私人领地，其基本状态是封闭的、设防的、排他的；旅店虽为私产，基本状态却是敝露的、防不胜防的、不由自主的。同样都是主人，但是拥有的是地洞还是旅店，其效应却截然不同：在地洞里，“我”为自己活，靠自己活，他的“自我”即便渺小，也是饱满的，充实的；在旅店里，“我”要靠别人活，为别人活，每个人的“自我”都是萎缩的，甚或残损的，在这个场境中，几乎没有“我”的位置，占主导地位的只是我们——大家。可以说“如归旅店”的场境就是“我们”这个国度大多数人都难摆脱的生存模式，“我们在一个固定的圈里打转”，“在这个外面没有世界”，“旅店”之于“我们”，就像一顶无边无沿的巨大草帽，它能为你遮风挡雨，却也让你看不到天空，甚而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
所谓“大厦将倾”、“覆巢之下”——当我们的容身之处反过来成为无可规避的宿命时，不管你逞强也好，示弱也罢，最终都会被压垮、被击碎，被埋到废墟之中，成为废墟的一部分。我读《如归旅店》，感受到的确是这样一种不堪的重负，无尽的苍凉。如归旅店的故事如同一场梦魇，让你眼睁睁看到了盘踞在心口的魅影，却怎么也动弹不得，即使大声呼救，也发不出一丝声音。是啊，小说里一再强调的“家乡”，表面上看，是一棵树，是破败的如归旅店，实质上，却是冲不出打不散的“无物之阵”，是令人“彷徨于无地”的鬼打墙。
芥川龙之介小说读解——《老年的素盏鸣尊》：谋杀的进程
素盏鸣一再挖空心思加害女儿须世理姬的心上人苇原丑男，丑男则一再幸运地逃脱：住进蜂房，安然无恙；住进蛇屋，仍毫发未伤；被大火围困，还是平安无事；遇到蜈蚣，也巧妙地避开了；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素盏鸣也“回心转意”，显示出近似“天神”的气概。
这个故事与我国关于舜的传说有相似之处：舜的父亲和弟弟放火烧他，他化鸟而飞；把他埋到井里，他成龙而遁；后来又想用酒把他灌醉，他却愈喝愈勇；最后那两个坏家伙也是被感化了，成了大好人。芥川这篇小说本来就是日本神话“新编”，很可能有意借鉴了中国神话，不仅叙述方式与舜的故事相似，就连其中的“道具”也几乎相同，帮助丑男避祸的是一件披肩，帮助舜逃脱的则是一件彩衣，而且“道具”的提供者都是他们的贤内助。
丑男／舜的故事确乎印证了“吉人自有天相”的说法，然而故事毕竟是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所谓“大难不死，好人好报”并不怎么灵验。上帝并未专为好人开“后门”，人们只得借文学作品表达惩恶扬善之心，因此，古今中外总少不了这种“尾美”的故事——这种故事可能有惊、有险、有苦、有难，但结果总会邪不胜正，总会让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这似乎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叙述模式，许多堪称经典的作品就是这样结构故事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推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了。“遇难—解难—再遇难—再解难”成了小说家屡试不爽的看家武器，所谓九九八十一难，虽说波澜起伏，但最后总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老年的素盏鸣尊》正是采用了这种叙述策略，对丑男来说，“危难”只是命里注定的彩头，即如“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阿里巴巴／正方总是幸运儿，强盗／反方都是些倒霉蛋——姑且称之为“危难消解”模式。
没有“危难”往往不成故事，危难制造的变数使故事的走向变得暧昧不清，又在左右摇摆中渐次消解，最终走向完满，一个成功的故事往往如此，既要别有用心地吊人胃口，又要不失时机地飨以佳酿，重要的是把握好分寸和火候。芥川的这个故事就一步紧似一步，“危难”不断翻新、升级，丑原／正方始终处于紧张之中，素盏鸣／反方始终处于失败之中，二者的矛盾／对立在不断消解的同时，又不断强化、加剧，最后素盏鸣终被激怒，他要用箭了结这场斗争。这时再为丑男弄出点什么奇迹也未尝不可，不过芥川没有让故事沿着老路继续走下去，而是突然掉转方向，把笔力完全放到了素盏鸣身上：……箭还架在弦上，久久地没有射出去。这时候，他眼中显出了似笑非笑的笑影，同时也流出了似笑非笑的眼泪，把肩头松下来，将弓箭扔开了，然后发出了一阵憋了好久的、像瀑布声的大笑。
“我向你们祝福！”
“祝你们比我更强，祝你们比我更智慧……”
“祝你们比我更幸福！”
他的祝贺声随着风声响遍大海。这时候的素盏鸣，显出了比他同大是灵神争吵时，比从高天原被逐时，比在高志斩大蛇时，更近似天神的威灵赫赫的气概。（本篇小说原文引自：［日］芥川龙之介：《罗生门》（楼适夷等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
这是小说的最后部分，芥川没有让素盏鸣把箭射出去，也没有让丑原再次靠奇迹逃脱。如果那样的话，这个小说充其量是一个俗套的“爱情战胜专制”的故事，跟平常的民间故事没什么区别。芥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最终“偏离”熟稔的叙述轨道，在读者形成阅读惯性时，突然改变了策略，从而使整篇文章的局势大变，内力剧增。如果这篇小说碰上一个懒惰或者自作聪明的读者，他可能在未读完全文时就妄加推断——丑男总会有护身符，素盏鸣总不会得逞。可能许多人都曾产生这样的错觉，把芥川的小说误读为了无新意的平庸之作。然而仔细看去才会发现绝非如此，芥川不会干出力不讨好的事，也不会简单重复前人的世俗话语。我初读这篇小说时也感到结局突兀，为什么素盏鸣突然中止了谋杀，突然变得那么宽容、那么慈爱？难道芥川仅仅是为了安装一个出其不意的结尾吗？带着这个疑问回头再看，才发现原来的阅读那么草率，忽略了那么多重要的细节。实际上，芥川为了营造这个结尾，已经预先做足了铺垫，可以说，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结尾做准备的。
先来看素盏鸣谋杀丑男的动因。小说始终没有直接说明素盏鸣到底为什么要杀丑男，素盏鸣对丑男的仇视似乎是没来由的。难道敌意只是出于一时冲动？恐怕没这么简单。对全文来说，小说的开头两节看似拖沓的闲笔，删掉也无伤文本的完整性。不过恰是从这两节中，可以看到素盏鸣若干“行状”：原来这位盖世英雄也是一个被爱驯服的人，爱妻栉名田姬的死又一次改变了他，使他丢掉王位，移居到遥远的海外孤岛，带着女儿须世理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里，素盏鸣虽然精力充沛，却已白发苍苍，脸上不断增添皱纹；须世理姬则成长为一位不弱于男子的雄健的女丈夫，容貌还保留着栉名田姬的面影。可见，须世理姬一方面在取代素盏鸣，一方面在取代栉名田姬，所以我推断，在与女儿的比照中，素盏鸣有两个难于言表的痛处，一是对衰老的恐惧，一是对妻子的怀恋，因此，孤独的素盏鸣产生了严重的恋女情结，沉沦在复杂的感情里难以自拔。正当这时，苇原丑男出现了，他面目如画，身材魁梧，“那容姿正如青年时代的素盏鸣”……素盏鸣肯定产生了将被取代的悲哀，心里不禁感到一种“奇异的波动”，显然，他不必再和自己搏斗了，他终于找到了对手。
故事就此展开，老年的素盏鸣像一个老顽童，玩起了谋杀游戏。之所以称“游戏”，是因为这场延宕多日的谋杀从一开始就留有破绽。
看到女儿和丑男在帘帷里亲密，素盏鸣醋意大发，第一次露出杀机。他不会不知道女儿有破解之术，不会不明白女儿会偏向丑男，可他还是让女儿带丑男去蜂房，明摆着给他们留下可乘之机。他完全可以亲自把丑男投进蜂房，完全可以把女儿和丑男隔离，甚至完全可以把丑男直接杀掉，可是他没有直截了当，没有痛下杀手，他只是消极地把谋杀交给不为自己掌握的蜜蜂，在他的潜意识中，并没有让丑男非死不可的狠心。
第一次谋杀注定失败，可素盏鸣还是觉得“出乎意料”，丑男非但没被螫死，反而“精神饱满”、“精神抖擞”，尤其让素盏鸣难以容忍的是，丑男还坦然地向海中抛了一片石头，随意的一抛不要紧，让素盏鸣看到了二人的差距，他自知不会抛得更远，只是“咬咬嘴唇，默然地望着落进海里的石片”，他无法容忍一个自己不中意的女婿，更无法容忍一个强于自己的人，丑男的存在被他视作威胁，于是第二次谋杀付诸实施。
这一次，素盏鸣的部署看似缜密，却又在关键的时候睡午觉，给两个恋人留下了幽会的机会，这无异于纵容他们联手对付自己，他应该知道下一步的表演是徒劳的，还是煞有介事地“亲自”把丑男送进了蛇屋，结果可想而知，苇原丑男又英气勃勃地走出了蛇屋，第二次谋杀毫无悬念地失败了。面对失败素盏鸣“脸色一沉”，可还要做出“全不介意”的样子，他决定改变策略，与苇原丑男进行正面较量。这位在高天原“数一无二”的游泳好手，要到大海里讨回自己的尊严。谁知苇原丑男更高一着，把他远远地落在了后面。这样的结果比两次谋杀不成更让素盏鸣颜面尽失，他只得羞愤地在后面诅咒丑男葬身海底或者被鳄鱼吞掉，可以看出，他已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同时也对丑男仇恨到了极点，所以，他暗下决心，不杀死丑男“总不甘心”。看来素盏鸣真的恼羞成怒了，他只能进行第三次谋杀。
一场真正意义的谋杀必然要经过周密策划和精心准备。既然素盏鸣铁了心要除掉丑男，就不再等闲视之，所以他避开了女儿，把丑男单独带到荒野，所谓的“比箭”、“找箭”当然只是一个阴谋，不过是要诱骗丑男进入危险地带。丑男果然就范，跑向了刮着狂风的草原，他不会想到，素盏鸣已在后面点燃荒草……火势轰轰烈烈，料想丑男插翅难逃，素盏鸣的脸上第一次露出笑——是狞笑，流露出得意的神气，竟还有一种“难言的寂寞之感”。虽然素盏鸣暂时得意洋洋，可是到了晚上，又“总是睡不着，谋杀了丑男，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疙瘩”，他没有想到，几次三番想谋杀丑男，当谋杀“成功”后，却又“这样地惦在心里”。原来，素盏鸣在意的只是谋杀的过程，一旦出现结果，他反而有一种痛失对手的茫然，跟女儿的骨肉亲情也一并丧失殆尽，从而堕入无边的寂寞之中。
故事讲到这儿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不过按照“危难消解”的一般规律，丑男大概不会这么容易死掉，果然，正当素盏鸣失落不已的时候，丑男又平安无事地回来了，素盏鸣虽然“惊疑”，却也“欣慰”，甚至还关切地问了声“受伤了吗”，不经意间显出了本能的人情味。故事讲到这儿已十分接近大团圆，按通常的欣赏习惯，让两个冤家对头握手言欢倒也顺理成章，然而芥川对素盏鸣的刻画还在深入，他没有就此收笔，而是顺从素盏鸣的秉性，把这场谋杀游戏进行到底。素盏鸣因丑男的“走运”重又勾起了仇恨，他还要跟与他作对的“运气”较劲，还要为“杀死”丑男这一“目的”而奋斗。
第四次“谋杀”几近玩笑，素盏鸣虽然摆出了阴险的架势，却没有认真执行，他对谋杀这档事儿似乎心不在焉，竟在关键时刻“不知不觉睡着了”。我想，这最后一次谋杀不过是素盏鸣给自己留个台阶，同时也是给苇原丑男、须世理姬留下生路，他已准备结束这场游戏了，他要到梦中寻找答案。
素盏鸣的梦为整个故事提供了注脚，不妨照抄如下：……素盏鸣被人从高天原驱逐出来，给拔去了趾甲。他趴在山坡上，登上崎岖的山道。山坡上长满羊齿草，乌鸦在叫，头上是青铜色的寒空……他见到的只是一片荒凉的景色。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比他们强，就是我的罪吗？犯罪的是他们，他们才是满心嫉妒的阴险人物。”
他满怀愤恨地走着一段艰难的道路。路断了，在龟背似的山顶上，挂着六个铃铛，放着一面铜镜，他在山前站下来，无意地瞧那面铜镜。在发光的镜面上，鲜明地照出了年轻的脸，这不是他的脸，是他几次想杀死的苇原丑男的脸……
在梦里，素盏鸣的内心世界暴露无遗，他看到了自己的“罪”，尤其在和苇原丑男置换后，他才发现一心想杀掉的其实是另一个自己。读到这儿，我顿觉豁然开朗，前文所说的最后结局也就不再突兀，因为在素盏鸣的骨子里，确实含有爱的因子，老年的素盏鸣实在是一个胸纳万千柔情的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素盏鸣的谋杀游戏不过是对女儿女婿的严格考核，他要通过一次次的危难查验女儿的选择，并且通过一次次的明争暗斗斩杀自己心里隐藏的恋女情结，从而让女儿义无反顾地走上一条逃亡之路。为了女儿，不惜充当一个反面角色，仅从这一点看，素盏鸣便足以成为伟大的父亲。曾被我作为“反方”的素盏鸣定格为威灵赫赫的“天神”，实际上，那神性即正本清源的人性，不必区别正方反方，人与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怀有博大无私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