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因为它们的文学地理同在鲁南，也不仅因为它们在时间上的呼应，更因为它们的主要人物身上所代表的民族性，因为它们在精神内涵上的一致性，虽然《龙湾滩》中的雷龙活得很神气，实质上却比朱莲芬、孔昭棠之“殇”更可怜更可悲。《义勇军进行曲》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世纪末到世纪末，一百年过去，危险一直无处不在。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希望，我们何时才能过上好日子？好在，即便深受构陷，罗网交织，也还有朱莲芬、孔昭棠、沈玉睫这样的敢于批逆龙鳞的人。《龙殇》所能警示我们的，大概正是某种危机，它让我们看到的，也许正是某种“大希望”和一条“新生路”。
五、范玮
范玮（1967－），原名范志伟，山东东阿人，著有小说集《刺青》。）：《刺青》。
《刺青》（黄河出版社2010年版）收入了范玮近十六年来创作的十六个中短篇小说。从时间来看，《老元和老田》、《风景》、《玩笑·武功》该是早期作品，属于小短篇，从文本上看都很精致，很写意；而《像鱼一样飞》、《住在树上的人》延续了这种风格，又有所拓展，但仍显局促，甚至还带有强做的痕迹；《孟村的比赛》、《乡村催眠师》、《桃镇之行》则变得圆融妥帖，自然而又充满韧性。早期的小说注重营造情境、凸显人物，并以意趣见长，既注重叙事的章法，又讲究文字的情调，颇有笔记小说的风致。这类小说如静物素描，可以在谋篇布局、虚实结合等方面看出作者的匠心所在。近期作品则不再用力于描摹，而是着眼于“化境”，虽也从写实出发，但这一出发，却如后羿射出的箭，既辽远，又给力。
几年前，读到他的短篇小说《像鱼一样飞》，觉得和莫言的《透明的胡萝卜》有点神似：除了同为主要人物的“黑孩”，还有“红萝卜”和“飞鱼”这种主题意象，以及“菊子姑娘”和“苏联女专家伊莲娜”这样具有象征意味的女子，甚至两个故事的发生地都与水利工程有关，莫言写的是加宽泄洪闸，范玮写的是修建水电站。我想，这里面可能有童年记忆和阅读记忆的相互改写，使范玮的赵牛河与莫言的胶河自然而然地交汇了。莫言因一个梦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范玮则用《像鱼一样飞》营造了一个梦，小说就是这样让我们与失落的时间重逢，而范玮恰好抓住了闪耀在飞鱼翅膀上的灵光，不仅充满迷人的想象力，还带有我所喜欢的梦幻色彩。作为小说家，他已突破了经验性写作的限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
当时我就想，要是他能够再往前多走几步，抓到了小说的关键，或许会写得更好。后来，又看到他新写出的短篇《刺青》：一开头写的是咖啡店，写音箱里带鼓声的曲子，吧台上亮晶晶的透明玻璃杯，罩着羊皮的方形灯笼，等等，很见工笔细描之功，对其冗长的句子，繁复迂回的交待，我，只能耐着性子，像穿越雾中荆棘，磕磕绊绊地把它读完。这种刻意的阻滞感，虽也考验作者的语言能力，但是它的做作，拒人千里的架势，显是用力过猛了。接着再看《住在树上的人》，自然想到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虽则算不上首创，但是这样的怪诞，不同寻常，我喜欢。至少，可以看出，范玮，不是一只甘于平庸的纸老虎，在他身上，似也藏着某种孤傲的野心。
果然，他用短篇小说《孟村的比赛》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小说主要写了苏有和孟二起两个男人之间的养猪比赛——表面是比养猪，实际是“力比多”的对抗，因为他们都惦着一个叫麦小小的女人。孟二起发挥他神枪手的优势，以丰盛的猎物向新寡的麦小小大献殷勤。苏有为证明自己的实力，则大养其猪，试图养出一头猪冠军，在精神上战胜孟二起，从而赢得麦小小的青睐。然而不幸的是，苏有买来的猪崽是一头不长膘的架子猪，尽管他想尽办法，也没能把猪养肥。这不仅遭到“评猪小组”的怀疑，更遭到了孟二起的嗤笑。尤让苏有无法忍受的是，他将再次输掉麦小小。就在这个当口，苏有的猪意外死亡——警方定为他杀，嫌疑人正是孟二起，因为有十多个人证明在夜里看到他偷偷摸摸的身影，连他的老婆也证明他在夜间出了一次门。结果，理亏心虚的孟二起带着家人逃往东北。此后，苏有当仁不让地充当了抚恤孤寡的大英雄，每天都要义务出猎，源源不断地为麦小小一家送去各色野物，直至麦小小再次嫁给别人，苏有才恢复了原来的固定形象。三十年后，谜底揭开：孟二起回村，感谢苏有“替他”照顾麦小小，并且表明那天晚上他跟麦小小幽会去了，没有毒死那头无辜的猪。苏有则承认：这些他都知道，因为他就是杀死那头猪的凶手。这场比赛最后的失败者，还是苏有。小说的语言诙谐生动，叙事颇为讲究，既有第一人称（“我”的儿童视角）的表层叙事，又有第三人称（转述窦大爷的话）的全知叙事，通过视角的转换、弥合，“我”父亲苏有的养猪故事——更是一个人自我博弈的故事——在虚虚实实中显得意味深长。可见，范玮是在与自己比赛，在这里，他已不满足于制造一个臃肿或出奇的故事，而是让真实的生命体验说话，在略显滑稽的叙述中，人们的养猪比赛成了窥察心灵隐秘的考场，执著与痴迷，作弊与逃避，理智与情感，都被范玮收拢到他的孟村——梦村，梦一般的村庄，梦一般的人物，梦一般的故事，及其别有用心的讲述方式，让我对这位居心叵测的小说作者肃然起敬。
继《孟村的比赛》之后，范玮继续到他创造的乌有之乡去冒险，写出了两个更加迷人的短篇：《乡村催眠师》和《桃镇之行》。这是两个相互呼应的小说文本，《乡村催眠师》主要写一个来自某城市的小林医生，通过催眠为桃镇居民化解心结的故事。在这个流行牙痛的小镇，最权威的牙科医生虽能缓解别人的牙痛之苦，却无法医治自己的牙痛；其他的人虽能解脱牙痛之痛，却都或多或少地患有根深蒂固的心病；小林的催眠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自审的机会，他唤醒并复活了一部分早已死去的记忆，不仅替人们解开了心里的疙瘩，还意外地消除了折磨他们的牙病。在这个找不到主要人物、看不出中心思想的小说里，范玮略显笨拙地，让逃到桃镇的内科医生小林，为多有隐痛的众人排忧解惑，反而诱发出更为棘手的病痛，使他不得不再度从桃镇出逃。《桃镇之行》则进一步圆融、延伸了催眠师的故事，原来只是配角之一的六奶奶占据了重要位置，她一生的等待，在莫衷一是的传言中变成了一桩因果不明的悬案，而小说作者又以亲历者的姿态，介入到故事当中，把原本晦暗莫测的真相，探求得更加险象环生。在这里，范玮突破了现实与梦境的阻隔，弥合了作者与小说人物的关系，他的讲述也变成了无从拆解的连环套：每个人都被等待到别处，每个人都被改写成别人。《乡村催眠师》和《桃镇之行》让我看到了真实的范玮，看到了他的孱弱和犹疑，也看到了他的固执和坚定，他在小说里扮演着一个逃亡的自己，又在大梦初醒之际把自己找回，“桃镇”（逃镇？桃花源？）成为他施行自我催眠的精神驿站。
从孟村到桃镇，从《像鱼一样飞》到《乡村催眠师》，小说家范玮变得愈来愈可怕，他破茧而出，并没有化蛹为蝶，而是变成了一只会飞的老虎：他吞食着巨大的梦想，在索然的天空下，优雅地，翱翔。
六、刘玉栋
刘玉栋（1971－），著有小说集《锋刃与刀疤》、《我们分到了土地》、《公鸡的寓言》、《天黑前回家》、《火色马》等，山东庆云人，现居济南。）：《年日如草》。
在我印象中，70后作家与现实、现世的联系一直不怎么密切。他们写的东西要么与这个时代隔靴搔痒，要么是自迷自恋的私人账册，缺少直面当下生活的作品。玉栋的《年日如草》可以说为70后作家添上了重要的一笔，让我们看到这一代作家正在日渐成熟。这部小说大致勾画出了70年代这代人跨度三四十年的成长史、生活史，通过曹大屯这个主要人物的个人经历，可以折射出这几十年来我们社会形态、价值观念乃至人性的摇摆变化——尤其是那种埋藏在人的内心深处的不经意的改变。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在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因这变局带来的种种问题，又不是可以通过大搞运动、大干快上能够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心之变。玉栋的小说就是从根本上抓住这种变化来写的，不仅究其“前因”，也计其“后果”。就拿曹大屯的暗恋对象储小青来说吧，少女时期她是何等超凡脱俗，简直是可望而不及的女神，可是，当她再度找到曹大屯时，竟是要雇凶杀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可是曹大屯并没被吓着，反而坦然接受了她的佣金。好像正应了这么一句话：“你坏吧——我比你更坏！”这是曹大屯积累了三十多年人生经验得出的逻辑。一开始是“我本善良”，再后来“我要做狼”。曹大屯的生活常态就是和外部环境，和身边的人——包括他爱的人、他不爱的人——不断地妥协、媾和。当然也有一定的对立、争斗，但是水火不容的立场之争很少。他的人生就是适应——不断地去证明“适者生存”是对的，不断降低做人的底线去追逐个人的幸福。这也是一种“常人常态”——很多人心安理得地充当了达尔文的信徒，审时度势是正当的，随波逐流是正常的，只要利于“生存”，什么良知、本分都可以抛到一边。我们看那些优秀的经典作品，总是有一种伟岸的人格向度，至少是有立场，有尊严。可是有的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往往会和他所写的人物一起陷落，陷到“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那样麻木不仁的状态中。我觉得玉栋的这部小说，恰能带来这样的警示。他在写人物的下滑时，并没有去标榜那种下滑，而是给以批判的力量，这一点尤为可贵。
现代作家如何面对、如何表现现代社会？《年日如草》会给我们一些启发，读这部作品，会看到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和选择。通过曹大屯从一个农村孩子变为城市人的过程，可以看出融入所谓城市文明的代价，同时也意味着现代性的代价——中国人原本就是离现代文明很远的土包子，要成为具有时代精神的现代人，就不可避免地要承受脱胎换骨的巨痛。所以我认为，曹大屯这个人物从总体上来看是一个失败者的形象，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足以带动国民性的改观，在以金钱为中心的现实生活中，人心反而越来越干瘪、萎缩，人的精、气、神一点点被世俗的车轮磨掉了。
实际上这个小说点出的就是一个“从”与“不从”的问题，曹大屯、袁婷婷、储小青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面对着强大的社会压力、社会变革，你是不是要改变？怎么改变？小说需要的张力往往就是“不从”，把“不从”写到极致，那种紧张感、爆发力才可能出来。要是每到关键时候你都将“不从”落实到“从”，这个小说就可能显得绵软无力，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和谐，那样的故事能有多少意思？《年日如草》之所以少有那种振聋发聩的巨响，就是每到关键的地方，基本上都让主人“从”了——“从”得很直接很仓促。比如曹大屯和他的“准老婆”，本来应该出点惊心动魄的故事，可是一直都很平静，在他老婆的前夫出狱之后，也没发生剧烈的冲突，太平淡，让人感觉这些人物都太理智了。
七、陈集益
陈集益（1974－）浙江金华人，著有小说集《野猪场》（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0年卷），现居北京。）：《野猪场》。
在先前为集益写的一篇印象记中，我曾以《从夸饰到朴实》为题对他做过简要的概括。在那篇文章中，我这样评价他初期的作品：这些小说虽然还带着某种硬做的痕迹，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它们是无弦琴，是第六根指头，是那种踪影无定的不明飞行物，有点剑走偏锋、我行我素的味道。它们散发着怪异而又沉重的气息，既有反常的一面，也有写实的一面，几乎每一篇都能看出作者在别有用心地越位或出轨——他以超乎寻常的想象力确立了自己的叙事维度。他的这些早期作品或写生存之谬，或写人性之恶，或写命运之无常，皆有出其不意之处，作者似乎总能不露声色地把你带进他的太虚幻境，让你不得不与另一种真相拔刀相见。
同时，我也在那篇文章中这样评价他近期的作品：我的看法是，他对文学、对写作的看法已不再极端，他以清醒的“转变”呈现了“另一个自我”。所以，他不必再“硬做”，不必再用乖戾、浮夸的情节标新立异，只消深入到生活的腹地，忠守内心的真实，就可举重若轻，写出得心应手的小说。看他今年发表在《中国作家》等刊的《洪水、跳蚤》等多部作品，你会发现，集益已变成一位“非常规矩”的小说家，他告别了“虚伪的形式”，走向了更为广袤的话语空间。单从题材上看，集益归顺了当下十分走俏的“底层写作”，情节合乎逻辑，细节经得起推敲，集益不仅把故事拿捏得合榫合铆，而且将更大的荒诞化解到了整个文本中。集益的写作实践恰恰说明，他模仿现实，但没被现实掩埋，他以自身的体恤和温情参与了那种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的“存在”，他的笔触因之如丝如缕，能够牵缠你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现在，通读集益几乎所有的作品、辨清其写作顺序之后，我不得不对上面的印象给予修正：对集益小说来说，夸饰／夸张与朴实／写实并非一种简单的风格变化，而是同时甩出的两把刀子，二者一虚一实，互为掩护，足以把你带到真假难辨的情境中，让你既可贴近大地长歌当哭，又可振翅高飞笑傲长空。的确，虚和实都是表相，集益小说中始终都埋藏着一颗赤子之心，无论怎样写，无论写什么，都倾注了他最为真挚的感情，他的作品由此超越各种流俗和教条，诚实地表达出他对生活／生命的认知和体验。
迄今为止，其实集益主要写了两种小说：一种写乡村，一种写城市。也就是说，他的小说基本都以吴村和北京为背景：当他写“村里的事”时，倾向于写实；当他写“城里的事”时，则偏重于写虚。所以，我们可以从题材上把他的作品概括为“吴村故事”和“北京怪谈”。很显然，无论吴村还是北京，都与集益有着直接的联系，它们对应着他的过去和现在，共同承载了他的全部生活，选择它们并且将其真实的名字植入小说，自然表露出一个写作者的立场和心态：他注定要调动自己所有的激情，注定要投入自己最诚实的情感，只有将自己完全融入其中，才有可能建构出属于他的吴村和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