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案子的最不合情理之处，是那些所谓的‘医学证据’……有两名大夫替马休·约翰逊作过检查。第一位说，肛门轻微红肿不能算作是被鸡奸的证据。而第二位，洛杉矶分校马利昂·戴维斯诊所的那位年轻实习医生，却在诊断书上写下了‘鸡奸’。”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位小女孩，她在儿童医院的诊断结果被公诉方作为性骚扰的证据提交法庭，而她自己的儿科大夫却将同样的症状归结为不讲卫生引起的感染。“如果你们不相信与某起诉条款相应的‘医学证据’，对那一项的裁决就应该是‘无罪’。
“就在本案开庭前的几周内，我们的首席公诉人拉伊儿·卢宾女士和曼哈顿海滩警署侦探简·霍亚格女士曾做过相当细致的工作，她们分别找这些儿童证人们谈话达五次……而助理检察长罗杰·甘森却说，她们并没有‘教’，并没有向孩子们灌输过什么。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有三个孩子在预审听证时说，性骚扰发生在他们进幼儿园的第一年，现在又改口说，是在最后一年？也就是说，将案发时间从1981年以前改到1981年以后，从雷蒙德·布克不在麦克马丁幼儿园的时候，改到他在的时候？……
“你们还听见了一位小姑娘，她没有在法庭上认出雷蒙德。但过了一个周末，当公诉方把她带回来时，她却准确无误地指出了‘案犯’。也是这位小姑娘，她说她还被雷蒙德带着坐过飞机……她对我的委托人的指控在起诉书中占了四项。
“律师在传唤他们的证人之前，向证人了解他或她即将在法庭上说些什么，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我们的警方和公诉方不是‘了解’，不是‘问’，而是‘告诉’她们的小证人们应该说些什么……明白地说，我的意思是，孩子们对雷蒙德的指控是‘教’出来的，‘灌输’出来的，‘排练’出来的。
“我想，公诉方担心的应该有两件事，一是人们仔细地推敲孩子们的证词，二是人们认真地去追究在孩子们出庭之前，他们经历过些什么。
“孩子们经历过些什么呢？首先，是国际儿童医院的诊断过程。”丹尼尔说，大家都知道，服装业是讲究时尚的，但是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医学界也是讲究时尚的。在1984年，阿斯特里德·黑格尔博士为麦克马丁的孩子们作检查时，当时的“时尚”是：处女膜开裂4毫米即属“性骚扰”症状。而最近发表的一篇医学论文表明，医生们在从未受到过性骚扰的孩子们身上也检查出了如此尺寸的处女膜开裂。
丹尼尔向陪审员们播放了几段柯伊·迈克法兰与孩子们面谈的录像，一面指出，尽管当时警方并未正式逮捕雷蒙德，但柯伊在谈到他时使用了“罪犯”等带贬义的字眼儿。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孩子首先提到“雷蒙德”的名字，一些孩子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每次都是由柯伊将话题引导到雷蒙德身上。柯伊告诉孩子们，“秘密警察”每天24小时监视雷蒙德，告诉孩子们打那个叫“雷-雷”的木偶人出气。
丹尼尔说，这就像某些汽车推销员，他只问顾客“你是打算买红车还是黄车？”从来不问顾客是不是打算买车。
“就这样，柯伊·迈克法兰向孩子们‘灌输’雷蒙德如何如何坏，黑格尔博士再根据在面谈中的‘发现’来‘裁剪’她的体检结果。
“然后，孩子们还必须经过家长那一关。而家长们呢？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他们没有能力推翻‘专家们’的结论，他们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性骚扰者不是别人，就是他们自己……
“所以，真相被掩盖了，完全没有机会显现出来。”
“常言道，有烟必有火。”丹尼尔最后说，“如果麦克马丁没有‘火’，公诉方怎么可能提出这么多项指控？实际上，对这个问题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不知你们是否看见过这种情形：有烟的地方其实只有烟……
“这些年来发生在雷蒙德·布克身上的这一切，也完全可能发生在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身上——无论是否真有孩子被性骚扰。”
丹尼尔·戴维斯一连讲了六天。
最后一位是首席公诉人拉伊儿·卢宾，她只讲了一天，她也采用了丹尼尔的“交谈式”：“在你们走进审议室以前，假如我们有机会坐下来聊聊，你们会向我、向公诉方提出些什么问题呢？那么现在，我想就你们可能提出的问题作一些解答。
“第一，关于孩子们证词中的那些‘无稽之谈’，或‘不实之词’，或‘荒诞之说’，或‘可笑之处’，等等等等——就像被告方所形容的那样，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不想取笑孩子们，但事实上，他们不仅取笑了，讽刺了，挖苦了，还攻击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言不由衷’吧——关于孩子们的那些证词，我方的看法是，或者说，家长们、大夫们以及所有‘相信孩子’的人们的看法是，那是孩子们表达痛苦的一种特殊方式。他们将遭虐待、被骚扰的痛苦经历糅合进一些符合他们自己理解力和想象力的‘故事’中，使他们在叙述那些不堪回首、不堪言说的细节时不那么难受，也不那么费劲。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千万不要由于孩子们证词中一些离奇的情节和说法，而认为他们的话都不可信，因为，关于本案的事件和事实就隐含在那些貌似离奇的‘童话’里。
“第二个问题，关于国际儿童医院与孩子们的‘面谈技巧’……我刚才使用了‘不堪回首’这个词。是的，很多孩子不愿意再去回忆他们受过的痛苦……所以，适当的提醒和引导是绝对必要的……
“第三，在警方和儿童医院介入之前，为什么就没有任何孩子向他们的父母或其他成年人提起过性骚扰的事？……我们的回答是，不少孩子曾试图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告诉大人们，但是没有人愿意听，没有人愿意相信……就像现在，不是也有不少人不相信孩子们的证词吗？
“第四，麦克马丁幼儿园在曼哈顿海滩的市民中一向口碑不错，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儿童性骚扰的魔窟’？……请不要忘了，在麦克马丁的孩子们中，脾气焦躁、尿床尿裤子、手淫、赖在澡盆子里不起来、不愿意上幼儿园等等‘异常行为’十分普遍……
“第五，在预审和本次庭审中，实际为公诉方出庭的儿童证人数少于证人名单上的数目，为什么？……你们都看到了，被告方的那些律师在交叉取证时是如何用他们的问题将证人席上的孩子们搞糊涂，如何对孩子们的话断章取义、肆意曲解，甚至当面嘲笑、威胁，使他们难堪、恐惧……那不是对孩子们讲话的正当方式……很多家长宁可哑巴吃黄连，也不愿意他们的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那样的污辱……被告方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吓退了其他本来愿意作证的孩子和家长们……本案所有恐怖中的最恐怖之处，就是在这里，在这座象征法律和公正的殿堂上，在你们的眼前，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再次受到了无情的骚扰和攻击。”
拉伊儿·卢宾花了大量的时间整段或整页地引述法庭记录。她念的最后一段是一位父亲的话：“我们并不想来这里作证。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们愿意做的。我们来这里只是因为，我们应该这样做。”
女助理检察长说：“罗杰·甘森先生和我，还有我们的孩子们，都希望你们也能做你们应该做的事。谢谢。”
第二天，1989年11月2日，星期四，法官威廉·邦德尔在宣读完他自己草拟的共32页对陪审团的指示后说：“这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是我却一点儿也兴奋不起来。我想我是太累了。”
感觉累的不只是邦德尔法官。一位记者在报道中大发感慨道：“我现在算是理解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法庭中度过的每一分钟，仿佛比一小时还长。但再回过头去看看这场历时两年之久的审判，却恍惚才是上个月开始的事。”
只有陪审员们无暇感慨，也不得休息。在陪审席上熬过了将近28个月，听取了124位证人之后，他们将对65项“性骚扰罪”和1项“策划阴谋罪”逐款作出裁决。
这时候，原陪审团正式成员中已经有五个人“因健康原因”告辞，候补陪审员五人“转正”，一人“病退”。其实在那年夏天，还有一位陪审员也提出了辞职申请，因为他曾工作的电脑公司关闭，断了生活来源，单靠当陪审员的每天15美元津贴实在无法养家糊口。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有关法律条文，如果陪审团人数减到12人以下，则该审判流产（无效）。也就是说，一切又得从头开始。邦德尔法官无奈，只得请求有关当局按该陪审员的原工资支付补贴。
陪审员们第三度伴随着这场著名的官司辞旧迎新，于1990年1月18日向法庭送回了他们的裁决。对于52项“性骚扰罪”和1项“策划阴谋罪”——其中包括了对佩姬·布克的全部起诉——陪审团裁决“无罪”。至于其余13款针对雷蒙德·布克的指控，陪审长路易斯·张在法庭上宣布说，因陪审员们各执己见，实难达成一致意见而“悬置未决”，或“无法裁决”。
事后，路易斯·张在回答媒体的提问时说：“问题的症结在于，国际儿童医院的面谈方式带有太强的倾向性和导向性。”
依照一般的情形，“麦克马丁幼儿园性骚扰案”就应该算是画上了句号，雷蒙德可以和他的母亲佩姬一样，不必再受牢狱之苦了。
消息传到曼哈顿海滩，500多人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巨大的横幅上写的还是那句话：“我相信孩子们！”一位家长称陪审团的裁决为“发生在法庭内的罪行……其性质几乎与被告们被起诉的罪行同等恶劣”。一家电视台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洛杉矶的居民中仍有87%的人相信雷蒙德·布克“有罪”。
迫于公众压力，地区检察长埃拉·任纳尔于1月31日签字批准，同意对雷蒙德的数项“未决”指控进行复审。为此，检察长办公室重新指定了两名公诉人约瑟夫·马蒂尼和帕梅·弗蕾若。这位帕梅·弗蕾若后来又在1993年开庭的“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中担任公诉人，只不过彼时她已经结婚，遂改姓了“伯詹尼契”（“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见笔者所著《美国8大奇案》中《其父其子》一文）。两位新的公诉人重新审阅本案的证据证词后，撤销了其中的5项，所以在1990年5月7日开庭的第二轮审判中只涉及到8款起诉和3位小女孩。公诉方仅用了13天的时间便完成了他们对11名证人的听证。证人之一的一位母亲在法庭上逼视着被告说：“我对你恨之入骨，巴不得现在就杀了你！”这一次，公诉方没有传唤国际儿童医院的柯伊·迈克法兰女士，她后来作为被告方证人出庭。
1990年7月27日，陪审团经审议，宣布对雷蒙德·布克的所有指控全部“无法裁决”。其中，半数以上的陪审员表决“无罪”的6项，“有罪”“无罪”各半的1项，只有1项被大多数人认为“有罪”。
检察长埃拉·任纳尔当即作出决定，不再进行第三轮审判。
至此，历时7年之久的“麦克马丁幼儿园性骚扰案”终于结案。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桩损失惨重、两败俱伤的案子。被告方付出的代价包括妻离子散，长期被囚禁，房产、工作、积蓄等等丧失殆尽，以及到结案之后也未能恢复的清白和名誉。公诉方方面，曼哈顿海滩警署，特别是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因耗巨资——近1200万美元——而败诉，受到了舆论的广泛谴责。至于那些孩子们，正如雷蒙德·布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电视访谈中所言：“他们小小年纪，便饱尝了这种地狱般的折磨……而我，或我的母亲家人，并不是导致这一切的根源……是那些大人们，他们一手铸成了这个错误。”显然，在经历了一场灾难之后，这个7年前的“大孩子”长大了，成熟了，不再腼腆了。
1991年，麦克马丁幼儿园被拆除。
1995年，88岁高龄的弗吉妮雅·麦克马丁谢世。同年，以本案为题材、并由好莱坞著名影星詹姆斯·伍兹主演的电视剧《指控》在“家庭票房（HBO）”台播出。
也是在1990年代，凯丽·米切尔、薇俄莉特·亚美罗特和西璐儿母女等先后被无罪释放，但季拉德·亚美罗特、勃纳德·巴蓝、派狄克·费格尔德等等，和贝克菲尔德的那些蒙冤者们一样，至今仍在狱中等待着他们的上诉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