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坐车先到了布洛敦，从那里再换乘去布瑞瓦特的另一趟公车。等车的时候，两个人走进路旁一间餐厅要了两杯咖啡，巴托罗米欧掏出正在起草的5月9日群众集会公告。虽然原定的宗旨和议程已经不适用了，但集会照常举行。巴托罗米欧根据尼可拉的意见作了几处修改，再将全文誊清交给尼可拉。尼可拉顺手把公告放进上衣口袋里，准备第二天送印刷厂。
到了布瑞瓦特，两个人步行到达约翰逊车铺。这时，米可·波达已经和约翰逊先生谈过了他的陆路牌轿车，约翰逊太太也已经溜到邻居家给警察打了电话。在梅克·斯图尔特警督的授意下，一张网正在静悄悄张开，单等着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往里钻。
尼可拉·萨克和巴托罗米欧·韦泽梯被押解到布洛敦警署，斯图尔特警督也从布瑞瓦特火速赶到。警察们从两个人身上搜出了枪支弹药，尼可拉的点三二科尔特自动手枪和一匣子弹共22发，巴托罗米欧的哈灵顿-理查逊点三八左轮手枪及数发零星子弹。
当然，还有尼可拉衣兜里的那张集会公告——
工友们，你们在所有的战争中出征打仗，你们为所有的资本家当牛做马，你们在所有的国度颠沛流浪。你们曾经收获过自己劳动的成果吗？你们曾经享受过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换来的胜利吗？回顾过去，你们曾经有过舒适和幸福吗？看看现在，你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甜蜜和美好吗？展望未来，你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承诺或保障吗？在这个如此辽阔的世界上，你们能找到一方土地，可以使你们像人一样地生活，像人一样地死去吗？
巴托罗米欧·韦泽梯将就这些问题作出解答。他演讲的题目是：为了生存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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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晚的审讯中，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这边，两个人都不承认取车的事，也不承认他们认识米可·波达和理查多·俄契亚里。警方那边，没有任何人提到“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和“布瑞瓦特抢劫未遂案”，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将尼可拉或巴托罗米欧与任何一起抢劫案联系起来。巴托罗米欧曾反复追问他们为什么被捕，警察们只是藏头夹尾地回答：“我想，你自己应该知道吧。”或“别装糊涂了，你明白你们为什么被捕。”
不过，斯图尔特警督的某些问话却是在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的意料之中。
梅克·斯图尔特：你是共产党人吗？
尼可拉·萨克：不是。
梅克·斯图尔特：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尼可拉·萨克：不是。
梅克·斯图尔特：你信任我们的政府吗？
尼可拉·萨克：是的，不过在某些方面可能观点不一致。
梅克·斯图尔特：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巴托罗米欧·韦泽梯：我不知道你说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指什么，但我和别人稍微有点不一样。
梅克·斯图尔特：你喜欢这个政府吗？
巴托罗米欧·韦泽梯：在某些方面，我希望事情能有所改变。
梅克·斯图尔特：你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应该用武力改变政府吗？
巴托罗米欧·韦泽梯：不。
梅克·斯图尔特： 你订阅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刊物和报纸吗？
巴托罗米欧·韦泽梯：我有时候看看。
所以，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确信，他们被捕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政治信仰。
然而，第二天，5月6日，斯图尔特警督通知平克尔顿侦探事务所说：“布洛敦警方逮捕了两名……涉嫌抢劫案的意大利人。”
同日，诺福克地区检察长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亲临布洛敦警署审问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同样，卡兹曼检察长也没有说明他们被捕的原因，或提出与抢劫案直接有关的问题。检察长问尼可拉是否认识斯拉特-摩利尔制鞋公司的保安亚历山卓·勃拉德利，尼可拉回答说不认识。又问是否听说过“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尼可拉说他在报纸上读到过。检察长还问到巴托罗米欧4月15日下午的行踪，巴托罗米欧称他一时想不起来。
据若干年后透露出来的消息，卡兹曼检察长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斯图尔特警督的假设，认定两桩抢劫案都是同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的犯罪团伙所为。具体地说，这个犯罪团伙共有五名成员：尼可拉·萨克、巴托罗米欧·韦泽梯、米可·波达、理查多·俄契亚里和非鲁西奥·科亚奇。后经调查，理查多·俄契亚里在两次抢劫案发生的当天都有上班的证明，非鲁西奥虽已被遣返，但警方始终找不到关于他的任何疑点，米可个子矮小，与现场目击者们的证词不符。
于是，只剩下了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
再往下查，两案中的头一桩，“布瑞瓦特抢劫未遂案”发生那天，尼可拉在3K制鞋厂上班。唯有巴托罗米欧，因为是个体户，也因为和他有过接触的都是意大利人，而且，巴托罗米欧身高1.78米，蓄胡子，与劫匪中的持步枪者接近。
1920年6月11日，巴托罗米欧·韦泽梯被就“布瑞瓦特抢劫未遂案”起诉，6月22日，案子在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法院开庭。
两位律师出庭为巴托罗米欧辩护，一是普利茅斯的朋友们集资为他请来的约翰·瓦赫，再就是波士顿一份意大利文社会主义者报纸出面为他延聘的詹姆斯·戈兰。陪审团中有一人是巴托罗米欧因罢工而被开除的绳索制造厂的工头。
公诉方为巴托罗米欧定罪的第一步是，传唤几位现场目击者。
其实，检察长弗里德利克·卡兹曼当时已经知道，目击证人们在法庭上的证词与六个月前对平克尔顿侦探们的说法有不少出入，比如L·Q·崴特制鞋公司出纳员阿尔弗雷德·科克斯曾说，持步枪的劫匪是“一个俄国人、波兰人或奥地利人，1.8米的个儿，体重约70公斤，深色皮肤，40岁开外。没戴帽子，穿深色长大衣，立领。修得很短很整齐的胡子，黑色，或深灰色。”到了法庭，面对着被告席上的巴托罗米欧，阿尔弗雷德印象中的持步枪者就变成了“肤色适中”，与巴托罗米欧的一致，胡子也没有修剪，因为巴托罗米欧的胡子总是乱蓬蓬的。
梅克·斯图尔特警督曾到巴托罗米欧的住处搜查（无《搜查令》），但没有找到“深色长大衣”。
还有一位案发时经过现场的路人弗兰克·哈丁当初对平克尔顿的侦探们谈到持步枪劫匪时说：“我没有看见他的脸，估计应该是波兰人。”但是在法庭上，弗兰克忽然就记起来“那人长着很浓密的黑胡子”。
根据著名律师、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霍勃·鄂曼所著《永无结案》一书，被告方是直到七年后的1927年6月，才读到了平克尔顿侦探事务所关于布瑞瓦特案的调查报告。
最离奇的是一位14岁中学生梅钠德·肖的证词。抢劫案发生时，他正在那一带送报纸。
梅钠德·肖：没戴帽子。我只看见一眼他的脸。但从他跑起来的样子，我知道他是外国人。我从他跑动的姿势就知道。
…………
（被告律师交叉取证）
约翰·瓦赫：你刚才说，你从他跑动的姿势就知道他是外国人？
梅钠德·肖：是的。
约翰·瓦赫：什么样的外国人？
梅钠德·肖：国籍？
约翰·瓦赫：对。
梅钠德·肖：欧洲人。
约翰·瓦赫：什么？
梅钠德·肖：意大利人或俄国人。
约翰·瓦赫：到底是哪一国的，俄国还是意大利？
梅钠德·肖：我说不好。
约翰·瓦赫：意大利人或俄国人跑步的姿势和，比如，瑞典人或挪威人不一样？
梅钠德·肖：没错儿。
约翰·瓦赫：怎么个不一样法？
梅钠德·肖：不稳当。
约翰·瓦赫：意大利人或俄国人跑起来都不稳当？
梅钠德·肖：我想是吧。
约翰·瓦赫：你知道瑞典人跑起来像什么样子吗？
梅钠德·肖：不知道。
约翰·瓦赫：比如，瑞典人跑起来是不是有点儿内八字？
梅钠德·肖：不知道。
约翰·瓦赫：你大概不会想让这个陪审团认为，你可以单凭一个人跑步的姿势来鉴别他的国籍。你不会是这个意思吧？
梅钠德·肖：那正是我的意思。
约翰·瓦赫：那他到底是哪国人？
梅钠德·肖：让我想想。我相信——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是意大利人或俄国人。我不会说，比方，他是墨西哥人，或阿拉斯加土著，或非洲人。
接下来，卡兹曼检察长向陪审员们出示了公诉方的物证：四发没用过的子弹和一颗已经发射的子弹。检察长说，四颗没用过的——三发彼得斯牌手枪子弹和一发温彻斯特牌步枪子弹——是巴托罗米欧被捕时警察从他的口袋里搜出来的，那发射过的温彻斯特牌子弹则是劫匪在布瑞瓦特现场留下的。
据巴托罗米欧自己说，当时他兜里只有三发彼得斯牌子弹。但参与逮捕他和尼可拉·萨克的麦克·康诺利警官却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词：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是你发现的这些子弹？
麦克·康诺利：是我。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一共几发？
麦克·康诺利：四发。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我想请你仔细看一看这些子弹，然后告诉陪审团，它们是否是你从被告身上搜出的那些。
麦克·康诺利：看着像。
被告律师约翰·瓦赫争辩道，“看着像”并不等于“就是”，此其一。其二，巴托罗米欧被捕时携带左轮手枪，兜里揣几颗手枪子弹合情合理，他为什么要带步枪子弹？这听上去更像是有人后来偷偷加进去的。其三，就算巴托罗米欧在5月5日晚随身带有步枪子弹，也不足以证明他就是12月24日的劫匪，因为彼得斯牌和温彻斯特牌都是当时市面上极为常见的子弹。
轮到被告方，两名律师首先传唤了若干巴托罗米欧的熟人朋友，包括长期为他理发剃须的理发匠，这些人说，巴托罗米欧从不曾将胡子“修剪得很整齐”或“短而齐”。
然而，最重要的是巴托罗米欧“不在现场的证明”。
意大利人的风俗，圣诞节的前夜晚餐上必须得有烤鳗鱼，但波士顿一带的大西洋沿海不产这种鱼，所以鱼贩子巴托罗米欧在1919年的12月从科索-堪尼若公司订购了一桶鳗鱼。根据订单，该公司应于12月23日，星期二下午，通过“美国快递”货运公司将鳗鱼直接送到奇瑞街35号，巴托罗米欧从墨西哥回来以后向伏梯尼太太租住的房子。
一桶鳗鱼不少，巴托罗米欧必须在24日上午尽快将鳗鱼送到各位已经订货的客户手中，以便家庭主妇们有足够的时间先用盐等作料把鳗鱼腌好。巴托罗米欧去了一趟勃利尼家，请他的“义子”贝兰多帮忙。13岁的贝兰多·勃利尼在法庭上作证说：“他说他打算借一套马车送货。鳗鱼很多，只用他的手推车根本就送不过来。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赶过马车。”
23日晚上，巴托罗米欧一直忙到深夜，用报纸将各家的货一份一份地包好。
第二天，12月24日清早，一位名叫卡罗·巴波尼的邻居从绳索制造厂下了夜班后顺路到巴托罗米欧处取了他订的两磅鳗鱼，时间是6点15分。然后，巴托罗米欧吃过早饭去面包房借马车。面包房有一辆卡车和一辆马车，但是那天，面包房的人说对不起，他们也接到了很多订单，光靠卡车可能不够。
7点30分，布瑞瓦特抢劫案发生的时刻，贝兰多·勃利尼如约前往巴托罗米欧家帮忙。走到半路上，在柯特路碰见巴托罗米欧正用手推车送鱼，就问马车呢？巴托罗米欧说人家也很忙，不乐意借了。
差不多同时，贝兰多的父亲凡森佐·勃利尼从那里经过，他也看见了巴托罗米欧推车送鱼。凡森佐记得他要儿子先回家换了胶鞋，因为下雪以后路上坑坑洼洼的很泥泞。
贝兰多再到巴托罗米欧家时正好8点，因为他刚进屋就听见绳索厂上班的汽笛声。巴托罗米欧把包好的鱼分别装进手推车和一辆独轮车，然后，和贝兰多一起来来回回地送货，直忙到下午快两点。贝兰多对陪审员们说：“整个上午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还有14名证人就此作证，他们都是巴托罗米欧那天的客户，但不是全部。若干年后，贝兰多告诉记者：“我听说好些人不敢出庭。你知道，那种时候，人人自危。我们当时都觉得，社会上的不少人打心眼儿里瞧不起我们意大利人，没有人相信我们说的话，因为我们是没有资格说话的人。我们手中无权，所以人们也不把我们当回事。对他们来讲，我们是不是无辜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不过是些‘下等人’。他们只想证明我们有罪，只想为那些案子找替死鬼。”
这些意大利裔的证人们大多不通英语，需要有翻译在场。公诉方的策略是，用接连不断的一系列问题证明这些证人或者记忆力不可靠，或者根本就是在撒谎。比如检察长对巴托罗米欧的房东太太玛丽·伏梯尼交叉取证的一段：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韦泽梯先生是哪天被捕的？
玛丽·伏梯尼：我想，应该是星期三。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哪个星期三？
玛丽·伏梯尼：不记得了。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两个月前的星期三，是吗？
玛丽·伏梯尼：不记得。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三个月前？
玛丽·伏梯尼：不知道。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一个星期前？
玛丽·伏梯尼：不知道。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昨天？
玛丽·伏梯尼：不知道。
…………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圣诞节的第二天，韦泽梯先生是什么时候起床的？
玛丽·伏梯尼：不记得。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今年的第一天，他是什么时候起床的？
玛丽·伏梯尼：不知道。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今年的华盛顿生日（美国节日——笔者注），他是什么时间起床的？
玛丽·伏梯尼：不，我不知道。
…………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今年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他是什么时间睡觉的？
玛丽·伏梯尼：我不知道，先生。
在对贝兰多·勃利尼的交叉取证中，检察长问了很多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韦泽梯先生有时候到你家和你父亲谈话，是吗？
贝兰多·勃利尼：是的。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他们谈话的时候你也在场吗？你能听见他们的谈话，是吗？
贝兰多·勃利尼：是的。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你听见他们谈论我们的政府吗？
被告律师约翰·瓦赫：我抗议，法官大人！
贝兰多·勃利尼：你说“我们的政府”是什么意思？
法官维斯特·泰耶尔：请证人回答“是”或“不是”。
贝兰多·勃利尼：不是。
…………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你的父亲，还有面包师，还有韦泽梯先生，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团体？
被告律师约翰·瓦赫：我抗议，法官大人！
法官维斯特·泰耶尔：请问下一个问题。
…………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你的父亲、面包师和韦泽梯先生都属于同一个团体或协会，是吗？
贝兰多·勃利尼：不是。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你听见过韦泽梯先生对意大利人发表演说吗？
贝兰多·勃利尼：没有。
…………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你听见他说起过他要去布瑞瓦特吗？
贝兰多·勃利尼：没有。
…………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你听见韦泽梯先生提到过一个名叫尼可拉·萨克的人吗？
贝兰多·勃利尼：没有。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当他和你父亲或面包师谈话时，你看见过一个名叫尼可拉·萨克的人在场吗？
贝兰多·勃利尼：没有。
弗里德利克·卡兹曼：你听见他提起过米可·波达这个名字吗？
贝兰多·勃利尼：没有。
鉴于卡兹曼检察长对政治问题的穷追不舍，被告律师建议巴托罗米欧不要出庭为自己作证，以防被公诉方纠缠或刁难。
7月1日上午，陪审团离庭审议之前，泰耶尔法官在他的指示中特别提到：“不要因为（被告方的）证人都是意大利人而对他们的证词产生偏见或持怀疑态度。”但是显然，法官的话对陪审员们不起作用。同日下午，陪审团裁决巴托罗米欧·韦泽梯“有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