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接着说，在那以前，也是聊天的时候，尤里乌斯跟他提起曾从艾摩生无线电公司偷出过一只用于导弹发射装置的无线电引信给俄国人。当问及罗森伯格夫妇是否从俄国人那里得到过什么回报时，戴维说，俄国人曾送给尤里乌斯一块手表作为礼物，依莎儿也得过一块手表。“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记得我太太告诉过我”。还有一张用于拍摄文件的小型折叠桌，桌面上钻了三个眼儿，以安放相机的三脚支架。
“你见过那桌子？”
“见过。”
“在他们家？”
“是的。”
事实上，戴维曾对FBI说，是他替尤里乌斯在桌面上钻的三个眼儿。为此，FBI官员威廉·诺顿和乔恩·哈灵顿先后两次去罗森伯格家搜查，始终没有找到戴维所说的“间谍桌”。很多年后，戴维对作家山姆·罗伯兹承认，他又在法庭上撒了谎，他其实根本没见过那样的桌子。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鹭鸶告诉FBI，罗森伯格家有那么一张桌子，而且她在1949年还看见过。
话题转到1950年2月，克劳司·伏契斯被捕的消息披露报端：
尤里乌斯对我说，我必须离开美国。好好考虑考虑，他说，我们再安排怎么走。我说我欠了人钱，我需要钱还清了账才能走。他说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但我坚持要钱，他于是说，他会找俄国人替我弄些钱来。我说：“我不可能——我觉得直接到领馆申请护照恐怕不妥吧？”他说：“好多比你重要得多的人他们都已经放行了。”我说：“有这回事儿？”他说：“没错儿，他们让巴尔走了。约奥·巴尔，他也是我们间谍网中的一员。”
戴维告诉法庭，同年5月的一天，尤里乌斯带给他一张报纸，上面有哈里·哥德的照片和被捕的报道。后来，尤里乌斯分两次，一次给了戴维1000美元，第二次4000美元。格林拉斯全家一起去相馆照了护照像。5000美元中的一部分还掉欠款，余者全部用于戴维被捕后的律师费用。
罗森伯格夫妇的律师布洛奇父子在历时一天半的交叉取证中力图证明戴维的证词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没有足够的可信性，但收效甚微。
伊曼缪尔先让戴维讲了他当学生时的情况，戴维“愉快地”承认他从不曾学过微积分、放射化学、核物理、或其它高等理工科课程，他连中学的课都上不好，还没等到毕业就辍学了。
但是，当伊曼缪尔问“你知道什么是同位素吗？”戴维的回答却相当出色：“同位素是具有相同原子结构、不同原子量的元素。”同位素是放射化学和核物理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譬如天然铀矿中的铀238和用作核燃料的铀235就是同位素。238和235分别代表它们各自的原子量。因其结构相同，在著名的门捷列夫周期表中排在同一元素位置，故名。
再往下问，戴维回答说他不记得用作接头暗号的果冻盒子是草莓味还是橘子味的，因为他患有色盲（草莓果冻的盒子是红色，橘子味的为橘黄色），也不知道尤里乌斯给他的4000美元是用棕色纸或灰色纸包着的。
伊曼缪尔最后的问题是：既然戴维一开始就对从事间谍活动“感到怀疑”，为什么不干脆拒绝了尤里乌斯？戴维答：
我一直对他怀有某种崇拜，我不愿看到心中的偶像塌台……那就是为什么即使我感到怀疑，也依旧照他的吩咐行事。
伊曼缪尔·布洛奇：你说你怀有某种偶像崇拜？
戴维·格林拉斯：对。
伊曼缪尔·布洛奇：崇拜谁？
戴维·格林拉斯：尤里乌斯·罗森伯格。
开庭第七天，戴维的妻子鹭鸶·格林拉斯紧接着丈夫出庭。鹭鸶属于那种小家碧玉型，不单人长得有几分姿色，还特能打扮。看得出来，身上的穿戴装束都买得便宜，却十分得体。不消说，是认真下过一番工夫的。
鹭鸶也颇有些主见、直率和小市民的心计，显然不是戴维之流可以随便摆布操纵的。特别是，在对待所谓“家丑”的态度上，每论及此点，戴维总是藏头缩尾，避重就轻，鹭鸶则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那意思恨不能让天下的人都知道。
和丈夫不一样，鹭鸶对格林拉斯家的姐夫毫无“崇拜”可言，说早在战后不久，G&R工程公司因管理不善而关闭后，她就对尤里乌斯失去了信心。她说她非常清楚地知道，戴维这人没什么大本事，缺乏生活的目标和动力，但如果他本本分分地老实呆着，还是有能力养家糊口，给老婆孩子挣得一份小康。但在与尤里乌斯的合作中，姐夫总对小舅子下命令、提要求，还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不惜牺牲小舅子的前途。譬如，鹭鸶张罗着让丈夫到夜校进修一些技术课程，就因为有两堂课排在下午，戴维不能到“那个破作坊里”干活，尤里乌斯便愣逼着戴维退学（在后来被告方的交叉提问中，鹭鸶承认，戴维曾为了他的间谍活动误过不少课）。鹭鸶说，这就是1949年，他们和罗森伯格夫妇翻脸的原因。
对于大姑子依莎儿，鹭鸶也没什么好感，说她白顶着格林拉斯家大姐的名份，每逢戴维和尤里乌斯闹分歧，总是站在自己丈夫一边数落兄弟的不是。
引导鹭鸶作证的是助理检察官简蒙·克辛梅尔。鹭鸶的证词基本上就是佐证戴维对罗森伯格夫妇的指控，但加进了不少细节以及他们夫妻间的私房话，当然，也弥补了一些戴维证词中的漏洞。比如她说，1944到1945年，她和戴维在纽约和新墨西哥州之间往来探亲度假的花费全都是尤里乌斯给报销的；说依莎儿曾告诉她，尤里乌斯经常请他的俄国朋友们出去消遣，有时候一晚上就花掉50到70美元；说她也在罗森伯格家中见过那张小折叠桌，她问依莎儿，依莎儿说是从“梦西”商店里买来的；说在克劳司·伏契斯和哈里·哥德被捕后，尤里乌斯安排他们先去墨西哥，从那里转道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再进入“铁幕后”的苏联，还说罗森伯格一家也将随后撤离。
公诉方传唤的证人中有一位乔治·勃哈德博士，为罗森伯格家人看病的大夫。他说1950年5月，尤里乌斯·罗森伯格曾请教他到墨西哥旅游需要打什么预防针。尤里乌斯离开诊所时对医生说，他是替一位朋友打听的。
公诉方还向法庭出示了1945年6月，鹭鸶·格林拉斯在奥勃奎克某银行存入400美元的记录。据鹭鸶自己说，她从哈里·哥德交给他们的500美元中留下了100美元日用，其余存进银行。
公诉方的最后一位证人叫伊丽莎白·本特利。
据罗钠德·拉多西和珠依丝·缪顿合著的《罗森伯格档案》一书，首席公诉人鄂文·希普尔本来是非常希望将罗森伯格案做大做响，最好能够与某一个全国性或国际性的更大的间谍网挂上钩，无奈屡试不成，并且遭到了FBI和公诉方小组内部其他人的反对。“但他实在无法抵挡在法庭上传唤一位‘知名’间谍、以增加自己和案子曝光率的诱惑——他要传唤的这个人便是41岁的原华沙大学毕业生，被小报誉为‘红色间谍女皇’的伊丽莎白·泰黎尔·本特利。”
伊丽莎白年轻时曾留学意大利，在佛罗伦萨大学学艺术。回到美国后，1938年被设在纽约的“意大利信息图书馆”录用。伊丽莎白很快发现，这个机构实际上是意大利政府宣传部的一个海外分支。那时正值二战初始，伊丽莎白于是利用工作之便搞到一些鲜为外界所知的资料，但却无人赏识，直到有一天，伊丽莎白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的克格勃美国分部负责人雅科夫·葛罗斯。
雅科夫不仅赏识伊丽莎白的情报，更赏识伊丽莎白本人，两个人的关系很快发展到了床上。不久，伊丽莎白的盗窃行径败露后被“意大利信息图书馆”开除，便当上了雅科夫的机要秘书兼助理研究员，后来又成为雅科夫和某“华盛顿间谍网”之间的联络人。
1943年，雅科夫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后，伊丽莎白在苏联谍网中遭到了冷遇。两年后的一天，伊丽莎白走进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FBI办公室，出卖了她的俄国主子。仅纽约一地，被伊丽莎白供出的“特务”就达80余人。但因证据不足，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被正式起诉。
所幸伊丽莎白的身份尚未暴露，FBI遂将她反派回克格勃，做了一段时间的双料间谍，直至冷战开始。后来，伊丽莎白在多宗“苏联间谍案”中作为公诉方的证人出庭，其名每每见报，家喻户晓。又因为请她出庭是要付酬金的，所以伊丽莎白·本特利好歹算是个专家证人。
伊丽莎白在法庭上说，雅科夫在世时曾收到过一个男人送来的信封，那男人酷似尤里乌斯。伊丽莎白详细地描述了那人的相貌身材等特征，却不能在照片上辨认出尤里乌斯，她解释说当时和那人隔着一段距离，看不清楚。
伊丽莎白还说，从1942到1945年，她先后接到过大约五六次找雅科夫的电话，来电者自称是“尤里乌斯”。
在交叉取证时，被告方根据FBI掌握到的“情况”证明，假如尤里乌斯真的是“间谍”，其“活动”最早始于1944年底，而雅科夫死于1943年。可见，伊丽莎白绕了一大圈，最后什么也没能证明。
相反，假如在1944年底以前，苏联间谍网中真的有个“尤里乌斯”，则彼“尤里乌斯”完全可能与哈里·哥德对“弗兰克”——戴维提起过的“尤里乌斯”是同一个人，而非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此“尤里乌斯”。
至于是不是彼“尤里乌斯”的存在启发了格林拉斯夫妇，让他们想到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栽赃此“尤里乌斯”，就只有戴维和鹭鸶才知道了。
3月21日，星期三，待伊丽莎白·本特利走下证人席后，公诉方宣布听证结束。
被告方传唤尤里乌斯·罗森伯格。
在8个月的监禁期间，尤里乌斯有很多时间可以整理自己的思绪，考虑如何为自己辩护。他和依莎儿一致认为，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哪些问题可以回答，如何回答，哪些问题不可以回答。尤里乌斯的辩护律师伊曼缪尔·布洛奇最后同意了夫妻俩的策略，但依莎儿的律师、老布洛奇亚历山大却一直不赞成这种做法。
后来的事实证明，姜还是老的辣，至少从庭审技巧的角度。
但问题是，罗森伯格夫妇不一定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后果。
在常规性的背景问答中，伊曼缪尔请尤里乌斯详细讲述了他们租住的三居室公寓，一家四口的日常用度和花销，以证明罗森伯格夫妇并没有来历不明的进项或收入，罗森伯格家的日子也并不宽裕，不像是靠着“间谍津贴”过舒适生活的主儿，也不像是鹭鸶在证人席上所说的，可以一晚上花50至70美元请朋友们消遣的主儿。
然后，伊曼缪尔就公诉方证人的证词逐点盘问，尤里乌斯一一加以否认——
我从没让麦克斯·易里奇搞情报，也没收到过摩顿·索贝尔的什么胶卷。
不，我从没给过鹭鸶·格林拉斯一分钱，也从没接到过她的谍报资料。
直到这次在法庭上，我从没见过什么透镜镜模图纸。
不，G&R工程公司的生意和俄国人毫无关系。
对不起，我根本就不认识哈里·哥德或伊丽莎白·本特利。
…………
更多的时候，尤里乌斯的回答只是所谓的“三字经”：
伊曼缪尔·布洛奇：你知道戴维·格林拉斯1944年11月中旬的驻防地点吗？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不知道。
伊曼缪尔·布洛奇：你知道在1944年11月中旬，有一个叫做洛萨拉蒙的项目吗？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不知道。
伊曼缪尔·布洛奇：地点是在新墨西哥州？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不知道。
…………
伊曼缪尔·布洛奇：你是否曾与格林拉斯夫妇商定过用果冻盒子作接头暗号的事？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没有过。
伊曼缪尔·布洛奇：在那个时候，你是否知道任何关于原子弹的事？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不知道。
伊曼缪尔·布洛奇：在那次谈话中，你是否曾与他们讨论过政治？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和当时所有关心国家大事的美国人一样，我们谈到了战争。
此话竟遭到公诉人鄂文·希普尔的抗议。几经争执，法官最后指示法庭文书，将“美国人”前面的定语“关心国家大事的”一词从记录中删除。
虽然考夫曼法官曾不止一次地向陪审员们指出，本次庭审只针对“策划间谍阴谋”，而非“共产主义”，但当话题转到尤里乌斯的政治信仰时，法官仍时常忍不住抢过律师的话头，亲自提问。比如他问证人“在苏联和美国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中，你更欣赏哪一个？”尤里乌斯答：
我不是比较经济学家，但以我之所见，由于苏联政府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和尊重，那里的老百姓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他们的扫盲工作也进行得颇有成效。他们在战后重建的同时，开展了不少新的项目。特别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击败希特勒法西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众所周知，纳粹德国杀害了600万我的同胞，全世界犹太人对此无不切齿痛恨……以我之所见，每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府体制应该由那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决定。如果英国人希望保留国王或帝制，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俄国人选择了共产主义，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事。
1951年，正是麦卡锡主义最猖獗时期，尽管当时的美国民众中不是人人都能接受尤里乌斯的上述观点，但他在法庭上的这段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却赢得了媒体广泛的尊重。
考夫曼法官问：“你是否曾属于某个团体？那个团体，比如说，经常讨论苏联的体制？”
“法官大人，如果您指的是政治团体的话——您是这个意思吗？”
“任何团体。”
“法官大人，我只能说，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这就是老亚历山大·布洛奇竭力反对的做法。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拒绝回答问题，陪审团便会以为你一定是想隐瞒什么。在麦卡锡委员会的国会听证中，这样的情形已出现多次。
但问题是，如果尤里乌斯据实作答，陪审员们会放过他吗？
而尤里乌斯自己的考虑，据被告方律师助理葛萝丽雅·阿格林事后的解释：“他们确实是共产党人。他们担心如果承认了这一点，法庭便会向他们施加压力，逼迫他们供出其他共产党人。”就像麦卡锡委员会所做的一样。“与其到那个时候再拒绝回答问题，不如一开始便保持沉默。”
接下来，伊曼缪尔请尤里乌斯讲了在鹭鸶搬到奥勃奎克之前，他们那次见面的经过：
我走进她的公寓后，她对我低声耳语道：“我想单独和你谈谈。告诉那孩子到卫生间里呆一会儿。”
“那孩子”是鹭鸶娘家的妹妹朵尔丝·普林兹，碰巧来姐姐家串门儿。尤里乌斯给她找了一本杂志，小姑娘便进了卫生间。
鹭鸶说：“尤里乌斯，我特害怕。不知是谁给戴维出的馊主意，他准备悄悄从军队中搞点东西，据说可以赚大钱。”我说：“告诉戴维不能做这种蠢事，不然迟早会惹麻烦、倒大霉的。我在报纸上就读到过好几起这种事，一些当兵的从军营里偷了零件、汽油什么的，后来都被抓起来了。”临走时我又嘱咐她：“这件事你最好别再跟人提起，但一定要警告他不能乱来。”
关于依莎儿打字的事，尤里乌斯当然也否认。法官再次插问：
鄂文·考夫曼：你妻子是打字员？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是的。
鄂文·考夫曼：你家里有一台打字机？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是的。
鄂文·考夫曼：1944年，如果你妻子曾经在家里打过字，打的是什么？
尤里乌斯·罗森伯格：我不记得她在家里打过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