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不久，县上在马家墙框子的两山之间修了一道大坝，拦蓄山洪，提高了地下水位，井也打出水了，坝里蓄的水还可以引来浇地、饮用。可是，人们脸上的笑容还不曾纵情地展开，意料不到的一场特大山洪，又把大坝冲垮了。因为看见了曙光，领导和群众都没有灰心，及时总结失败的教训，继续修了一条坚固的新坝，终于改变了马家墙框子几辈人吃水的艰难。
我离开宁夏已经很多年了，不知那个水坝是否一直安然无恙。当年和杨书记在马家墙框子的一天一夜，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看着眼前的电视片，我就更想起杨书记了。
（原载《解放日报》2007年5月6日）大康绝刀
在北京，每当我走过燕莎友谊商城，总是不由自主被店名那六个遒劲而典雅的大字所吸引，那是大康 （即康殷）先生的手笔。康老是位蜚声国内外的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篆刻家，著述丰厚，成就非凡，是一位书界大师级的人物。
我和康老的交往始于1990年。那年秋天，康老从北京回到故乡辽宁省义县，举办“五康书画还乡展”。康家是书画之家，兄弟三人和两个侄儿都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和画家。我那年正在康老的家乡义县任职。“五康书画展”对于偏僻贫困的义县来说，无异于一个盛大的文化节日。我负责接待康老和夫人任兆凤，在康老的家乡接待康老，让康老感受浓浓的乡情乡谊，这本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然而我却犯难了：当时的县招待所灰头土脸，简陋得像个大客栈，每个房间四张硬板床，连卫生间都没有，这样寒酸地接待北京的书画家，太怠慢了，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康老好像猜透了我的心事，他宽慰我：“家乡过去很穷，现在能有这样一个招待所，已经很不错了。这比我在河北农村劳动时好多了。”康老回故乡，惊动了整个县城，连目不识丁的老人也赶来观展。尤其求字者络绎不绝，既有官员，亦有文化人，有昔日同窗乡邻，也不乏慕名而来者。我何尝不想求康老一幅墨宝，尤其是他的篆字，更是心仪已久。可是看见老人应接不暇，不停地挥毫泼墨，确实太累了，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最终没有张口索要。直到送走康老一行后，县文化局的同志送来一幅字，上面写着“豪兴”两个篆体大字，下款题“高深诗翁雅念”。文化局的同志告诉我：“康老说，您可能不好开口，他便主动给您留下一幅字，并嘱咐待他走了之后再送给您。”我久久看着“豪兴”两个字，既有铜铸般沉郁雄劲的风骨，又兼备刚柔相济的情趣。我那时不过五十出头，在康老面前，只能算后生晚辈，康老却以“诗翁”相称，确实愧不敢当，诚惶诚恐。康老的书法反映出他非凡的艺术功力，表现出老人深厚的文化素养。
转年春三月，我出版了诗集《大漠之恋》，有朋友进京，我便托他给康老送上一册。因为有了前一次赠字的交往，这回我便大胆起来，在问候的便笺中附言，向康老求一枚印章，很有点“得寸进尺”。这是 1991年夏天的事，一直到1993年上半年，我都没有得到印章。这期间，我已离开义县调到锦州，曾同锦州的两位青年书法家到康老家拜访过，祝贺他三大本《印典》问世。我们谈了许多乡事、书界事，但我和康老谁都没提起那枚印章之事。一则康老年岁已高，二则索求者太多，我想，或许老人已忘了此事，并未介意。
不多久，听说康老患脑血管病，虽一场虚惊后康复得出人意料，但手和胳膊都不甚灵活，写字已经颇感困难，操刀篆刻想必是不可能了。不料几个月后，锦州工学院的一个中年书法家自京归来，竟然带来一方康老赠我的名章。我双手捧过那块沉甸甸的石印，心头百感交集，老人病愈还记着两年前一件区区小事，可见他对人的情谊，对诚信看得有多重。
送走客人，我反复端详，细细品味这枚印章，真是爱不释手。虽然我的名字仅有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却完美地体现了康老高超的审美情趣和精湛的书法技艺。特别当我看到印章侧面的旁款“大康绝刀”之后，心头猛然一颤，眼睛马上湿润了。“大康绝刀”四个字，让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双颤抖的手，艰难地握着刻刀，吃力地篆刻着一个又一个字。刻下对朋友的深情，对艺术的酷爱。这枚印章，引起我许多的沉思和遐想。
虽然我曾欣赏过康老的很多印章，但我觉得这枚“绝刀之作”是最好的，不只是它的凝重典雅，洒脱流畅，透过刻刀的笔触，我还触摸到了一颗艺术大师真诚的心。
转眼间，康老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康老赠予我的印章，作为永久的纪念，被我珍藏着。
我珍爱这枚印章，视同生命。
（原载《中国艺术报》2005年3月10日）母亲的嘱咐
“母亲，是人类社会一切称谓中最深情的称呼。母亲，像宇宙一样伟大，像大地一样慈蔼。母爱，比阳光还要温暖，比海洋还要深广。”
这是吴官正同志为《中国母亲》这本书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我的友人王琼，从自己母亲的身上，深深感受到母亲的无私与伟大。
七年前，家住锦州的友人要去一个离家六十多公里的城市担任“一把手”，临行时他坐在年过八旬的母亲床前，心情沉重地说：“妈，儿子的担子很重，以后不可能经常回来，不能在床前尽孝了。”
母亲叫李发荣，那年已经八十三岁，从前也是一个干部， 1977年退了休。她抓住儿子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只要你为老百姓多做好事，就是对妈最大的孝顺。”
“妈，儿子记住了。”母亲的深明大义，让友人心中涌动一股热流。
母亲听说儿子去当“一把手”，心头喜忧参半，她用一双多皱的手抚摸着儿子的额头：“你孝顺妈一个人，只能是个好儿子，算不上个好官；孝顺老百姓，做人民的孝子，妈才高兴。”
“做人民的孝子”。友人就是带着母亲这个郑重的嘱咐上任的。
他差不多每天夜里都要给母亲拨一个电话，除了问安以外，总是简短地把这一天的作为报告给母亲，听听母亲的“点评”。有时回家，也习惯地把当地报纸带回去，让母亲从新闻报道中了解他所在城市的脚步声。
友人任职的这个市，是一座资源枯竭的煤城，煤层大多已挖空，大批矿工下岗，塌陷区居民随时可能遭遇陷落的危险，整个城市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在搬迁塌陷区居民，动员和安置广大矿工转业时，他时刻记住临上任时母亲的叮咛。有一次，他走访塌陷区群众，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攥着他的手，含泪告诉他：“书记，我一家就剩下我和孙子了，每天晚上睡觉，我都用一根麻绳，一头绑着我自己，另一头绑着五岁的孙子，要活一起活，要陷下去也一起走。”
这分明就是母亲无奈的倾诉，也是充满信赖的求助。友人的眼睛湿润了，泪水在眼眶里含着。晚上，他把在塌陷区的见闻，如实地报告给电话那一头的母亲。李发荣老人沉默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儿呀，她就是你妈，你要把妈从担惊受怕的日子里搭救出来！”
友人把城市的真实情况，原原本本地向省委、国务院作了汇报，国务院为此召集专门会议，研究解决该市的转型问题，除了给予必要的政策，还下拨了一笔救助资金。
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这个市将大批下岗矿工向农业产业化转移，荒地上长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大棚；民营企业受到极大的关注与支持；塌陷区的居民陆续搬进了鲜花与绿树掩映的居民小区……母亲从新闻报道与儿子的汇报中得知了这桩桩喜讯，心情愉悦而满足。
有一天，母亲突然向儿子提出一个请求，要去儿子工作的城市看看。她不是信不过这些报道，只是没有亲眼看一看那座城市的变化，没听听市民的评价，心里不踏实。
那是2002年夏天的事情，母亲已是八十五岁高龄，她做出的这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着实震惊了全家，儿孙们大多反对她的动议，唯恐发生什么不测。可是我的友人理解母亲的心情，力排众议，毅然答应了母亲的要求。
家住四楼、已经几年没出过门儿的母亲，乘小车来到儿子工作的城市。五十多公里路的颠簸，并不使母亲感到疲惫，她兴致勃勃地看大棚给荒地带来的绿色世界，饶有兴趣地观赏城市与小区的绿化，时不时地向居民们打听一些情况。有一位女医生，是民主党派的成员，她告诉母亲：“有一次我到市委参加一个座谈会，有事出来晚了些，恐怕迟到，就再三催促出租车司机快点开。司机问我是啥会，我说是王书记召集的。司机说那一定是要紧的会。他加快车速，使我准时到达了。下车时他说啥也不肯收费，还连连说，送您参加王书记的会，这是我应该做的。”女医生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位老太太就是市委书记的妈妈。
百闻不如一见，一天的观光下来，母亲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她在这座曾经困难重重的转型城市里，听到见到的是一派安宁祥和。母亲临回去时对儿子说：“别总挂念我，好好干，妈相信你。”
今年，母亲已经整整九十岁了，身体依然硬朗，只是语言表达稍逊于先前。当去年有人告诉母亲：“您儿子又高升了。”母亲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欣喜，反而在电话里对儿子说：“琼儿，妈并不奢望你升官发财，你能多为百姓做些实事，妈比什么都高兴，妈就能长寿。”
（原载《解放日报》2007年6月30日）黄河石点亮了“孤灯”
孤灯村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
孤灯村以前很穷，世人对它一无所知。据说这个位于畛水川上的庄子，十户有九户连灯油钱也没有，每到天黑，十几户人家只有一户点一盏煤油灯。或许“孤灯村”就是由此得名的。
孤灯村这几年可是窗户眼儿吹喇叭——名声在外。这个庄子出名就出在石头上。
孤灯村在黄河南岸，属河南省新安县管辖。村庄离河滩很近。这条母亲河一泻千里，穿山跨峡，挟带大量泥沙，日日夜夜打磨河床里的石头。这些顽固不化的奇形怪状的石头，经历了亿万年黄河的冲击磨砺，渐渐地，有了艺术生命，形成各种形状、各种图案和各种花纹的观赏石，其中尤以“黄河日月石”最为著名。孤灯村的农民就是因为跟这些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才使得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声名远播。有人曾这样形容孤灯村农民与黄河石的亲缘：“他们出外拣石，在家赏石，择优藏石，邀友评石，以石会友，广交八方宾客。”这个有五百多户人家的山村，其中一百二十多户藏有数量不等的黄河石精品。
去年6月的一天，我与几位诗人、作家造访了这个奇石山庄。走进村子，串过农家，只见家家门口、院落和厅堂间，举目尽是观赏石，有许多家还利用多余的房间，办起了家庭奇石馆。我们在村赏石学会会长龚德义家做客，听一个种田人讲奇石艺术怎样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龚德义的家，哪里还像个家呀，整个儿就是个被奇石统治的王国。这么说吧，除了他那张四米见方的床铺以外，你再找不出一处没被石头占据的领地。有十几块近几年在国内国际参展获过大奖的珍品，全摆在中堂最显眼的地方，即使你是个外行，也会一眼看出这些都是龚会长的“眼珠子”。在迎门的条桌上摆着一块“黄河落日”，这块足有五十斤重的日月石，曾经轰动了在大连市举办的中外奇石展，“黄河落日”拿了一等奖，龚德义也成了展览会上的新闻人物。一位国外的华人藏石家，愿意出高价买下这块黄河日月石。龚德义说：“你到我们奇石山庄去，我可以白送你几块，这块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卖。”他崇拜艺术远远超过了崇拜金钱。
在孤灯村，藏石水平与龚德义不相上下的人有很多，像玩石头最早的王天良，像分别藏有顶尖级珍品的王小联、王联营、刘永顺、刘东京、刘河坝、郭新民等。他们除了种田以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卖给了石头。他们说玩石头已经玩出了瘾，玩出了深意，玩出了感情。他们不论是谁捡到一块奇石珍品，幸运的喜讯便会不胫而走，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人，立刻传遍全村，男女老少蜂拥而至，一面观赏一面评议，比观花灯，看秧歌看耍狮子更有兴致，更显热情。一块石头，可以把几年不搭话的“冤家对头”拢到一起，也可以让丢了钱包的“倒霉蛋”笑得合不上嘴巴。
石头，对孤灯村人的魅力、魔力就这么大。他们对有的人能把宝贵的时间白扔到牌局里、赌场上很不理解。奇石艺术陶冶了庄稼人的情趣，也陶冶了庄稼人的情操。孤灯村的人，不论男女老少，不论文化程度高低，很少有出言不逊的，很少有打架斗嘴的。老年人说这都是石头的魔力。村干部说，人都成了“石癖’，没有工夫扯闲白了。县统战部王部长却说：“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艺术培养了文明。”
（原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