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儒灿原先是个泥瓦工。他看到有的工人受了委屈，很想为人家说话，可是吭哧吭哧地表达不清楚；他看到有些事迹很感人，他想写可是干巴巴地写不出。而人是需要交流，需要表达，需要抒发的。他拿到夜大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哭了：他一上夜大，家务事怎么办呢？妻子右手的四个手指头是在工伤中压断的。缝合处一累就裂开、流血。“你瞎想些什么？”妻子说，“你读夜大这四年，我把家务事包了。”啊，妻！从此她的肩头挑起了扁担，五十斤五十斤地买煤饼。曹儒灿每每捧着妻的右手，只觉得自己的心在裂开、流血。他惟有咬咬牙把四年课程啃下来！那天考试前，他发烧到40℃，医生让他住院输液观察。医生一走，他也走了——骑上自行车就上夜大。高烧40℃还能骑？不过奇迹往往就是在艰难困苦中产生的。曹儒灿的眼前好像挡上了模糊的镜片，街道一片朦朦胧胧。他使劲瞪大眼，可是眼皮一忽儿就又酸又重，只好垂一下眼皮再瞪一下眼睛。主要的是别撞着人。反正，不管前面有没有人，看到一个影子就把车歪一歪。啊，又是一个影子，歪，歪！呀！撞上了人行道上的电线杆了！可不能出事啊。“你是我们家的支柱！”妻子包扎着他那流着血的手，还在称颂他这个完全依赖妻的“支柱”！现在他的头脑里倒是好像捅进了一根铅的支柱，又沉又涨。考卷上都写了什么试题？眼睛再瞪大一点！手也捣乱，这么软！钢笔倒像拖把一样沉。笔在纸上好像拖过去似的，笔怎么这么不听使唤？
不过曹儒灿的笔终于听他使唤了。现在单位里有什么事急需报道，他不用打草稿，都是拿起粉笔直接写到黑板上，或是直接刻到钢板上，立刻印发各个工地。上夜大这两年他发了几十篇稿，成为《杭州日报》的优秀通讯员。知识窗打开了，智慧的阳光照到他的心灵上，哦，这么温暖，这么幸福！这么……雨下得这么大！杨树荫，你看，窗外的雨下得这么大！
曹儒灿和杨树荫晚八点进的邮局，现在快十二点了。他们总算抄完了这二十张一千八百字的电报纸。他们校对了一遍又一遍，实在觉得脑子都木了，才豁出去了似的递给邮局的营业员。
营业员漫不经心地拿起电报纸看着，一愣，随即站起就往里面跑。过了会儿才出来：发这个电报你们要负责的，经手人要写上单位、姓名，有据可查。
是的，谁警告过他们的，这种电报根本发不到北京去，省里肯定会卡下的。好啊，有事跨过省里，直通中央，签字的人，有你好看的！
这……当然不会这样……不过万……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夜大的全体学生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二十张电报纸上了。连小晨都会问我们的：电报发了吗？那天为打电报募捐的时候，小晨这个九岁的小姑娘把自己的一个猪头储蓄罐砸了，一分二分的硬币加起来也有四元多钱呢！“小晨，我们不能要你的钱。”“不，夜大要是不能办下去，那我也不能来听课了。”小晨的爸爸妈妈都在上夜大，家里没人管她，所以她从八岁开始就跟着妈妈来听课，每次都坐在妈妈身旁的一个座位上。“妈妈，你们考试的要点你记全了没有？我全记下了。”“爸爸，我考考你，《神曲》是谁写的？分几章？每一章都讲些什么？”风气啊，夜大的学生把他们周围的多少人都卷进了这股学习的狂飙之中。
一股狂飙从杨树荫心中卷起：“我来签字！”
“不，你的孩子小，还得给他洗尿布，万一出事……我的孩子大了，我来签！”曹儒灿的手抖动着刚要在电报纸上签字，只听一声天崩地裂似的巨雷！
“小曹，你签字的时候，手都抖了。”
“那，那是因为正好外边打响雷。”
江山有幸
拂晓。西湖近处的水纹丝不动，只有远处映着丛山倒影的水微微地闪动着，才能证明这儿确有其湖，而不是一幅“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画。被文人墨客竞相称颂的西湖啊，你果真这么静静的，果真这么不会泛起波澜吗？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踏碎了清晨的宁静。“导游哪儿去了？人家的导游都打着小旗，他连旗都不打！”两个烫着小卷花的妇女，挺着五十来岁的人往往防不胜防的肚子，底气很足而漫无目的地嚷嚷着。是的，导游肯定就在前边不远处。她们的目光也只是望着手中装牛肉干的纸袋。她们嚷嚷不是因为急于找导游，而是因为她们高兴，她们需要嚷嚷。旅游这个词从来被认为是外国人的专门用语。如今中国人也能身体力行一下旅游为何物，自然充满了一种新鲜感。可惜这些游客似乎没有注意到，清晨的杭州最美的不是西湖水，而是西湖岸边的树。你看看那一溜树旁靠着的自行车，树枝上搭着的外衣，树杈上架着的书包、皮包和江南人买菜用的竹篮！树下遍布着的读书人，简直像一地品种繁多、色彩缤纷的大蘑菇。真正的是翠堤春晓呢！
醒来了，西湖！醒来了，中国！
北京回电了。
于是，6月23日，浙江省职工教育委员会、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和教师进修学院立即举行三级四方会议，讨论夜大如何办下去的问题。是的，人们不会因为追求理想就被法海和尚压在西湖畔的雷峰塔下了。不过有关的教育部门为什么非要震动了中央，然后他们才能在余震中动起来呢？
三级四方会议的结果是：继续办学，但撤销原“业余大学”的名称，改为“杭州市教师进修学院附设中文进修班”。四年学习期满，承认学历，发给结业证书。结业而不是毕业，自然就没有毕业文凭了。有的人指责夜大学生上学就是为了要文凭：“现在的文凭是全国粮票，不能轻易发给你们。我们要对党负责的！”如果认为要文凭是错误的，那么，除非国家、单位不向大家要文凭，除非从此取消文凭、职称等等。有了水平而没有文凭，照样空口无凭。按照现在层层的规定，没有相应的文凭就不能委以相应的工作。这就好比一个人即使驾驶技术很高，但他没有汽车的驾驶执照，那依然不被允许开车的。这个规定有道理，但这些没有执照的人便永远不能开车了。
没有“执照”的林国强两步一级地奔上五楼：“妈妈！”
做母亲的凭着一声“妈妈！”就能感觉到儿子的心情：“啥事情这么高兴？”
“北京回电了！我们可以继续读书了！”
“现在的党中央到底和过去不一样了。”妈妈眼泪花花的。
但是现在还有多少人把过去的、应该改革的一切奉若神明，不断地续进香火？在过去和现在的搏斗中，这一分钟被那一分钟抵消，这一部分人被那一部分人消耗。有时一场消耗战后会产生一个平局，譬如同意杭州教师进修学院业余大学中文科继续办下去，但是不发毕业文凭。可是，杭州的其他业余大学怎么都能发文凭？
晚上，林国强又想起那天他和厂领导的对话了：“我们厂的业余学校应该提高教学质量。让我去教吧，我能教好！”“可是国强啊，人家教师是高中生，你拿不到夜大的文凭，总是个初中生啊。要是前两年你来教倒行了，现在没有文凭就不行！”唉！他又没赶上趟！
人生就像赶火车一样，一旦赶不上一趟车，就被火车远远地抛下了。林国强从内蒙古插队回来时，在一个叫“五原”的小站上拼命往车上挤。他背着行李卷怎么也使不出劲儿。嗯，拼老命也得上这趟车。挤！哎呀，上了！他进了车厢，靠着椅子背一站，不觉“啊——”地舒出一口长气，人都瘫了。这是一趟慢车，天知道要站多少小时！但是，只要挤上车就是胜利！站着也蛮舒服的！
他考进夜大后，又感到一种挤上车的快感。他走进夜大的教室，深深地吸进一口课桌椅特有的气味，他记得上初中时那个教室的课桌椅也是这种气味。这两个教室的气味连在一起了，这两个教室也就连在一起了，中间荒废的年月一下子消失了。林国强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但他已是快三十的人了。他白天在一个厂里当统计，晚上去念书，回到家再继续读黑格尔的《美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马克思的《资本论》、莱辛的《拉奥孔》……啊，别林斯基说得好：“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不幸可以激发起人们拼搏的热情。不过，林国强每晚一点入睡时，不要说拼搏了，往往连套上钢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关灯的力气也没有了。他放下书往床上一倒就睡着，早晨连闹钟都吵不醒他。只有妈妈关切的喊声，只有妈妈那和他心灵相通的喊声才能把他喊醒。妈妈照例地给他把泡饭凉好了，筷子摆好了，牙膏挤好了——为了让他省下每一分钟读书，为了让他多睡一分钟啊！妈妈没有钱，也没有多少文化，只有用时间来支持他。
妈妈以前无知无识地嫁了人。她受不了丈夫的大男子主义，但是当法院把离婚判决书递给她的时候，她惶恐了——她看不懂啊。看不懂，她就不敢签字，她怕再次受骗。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工作的妇女有什么力量从封建桎梏、从依赖思想中解放出来呢？
她得了癔病。
“妈妈！”国强坐在她的床头，“想开些！”
“国强，妈应当克制自己。你时间这么紧还要来陪我，劝我，我不能成为你的精神负担！抓紧时间读书吧。妈没事，妈这就睡。”
林国强硬起心肠到外屋打开了书本。他觉得他就像一个被打得焦头烂额的拳击手那样筋疲力尽了。也许，在准中年知识分子中间就会相应地发生类似蒋筑英事件？没有充裕的时间读书，没有足够的时候睡觉，没有条件保证必要的营养，甚至没有一个能使他安心读书的家。那一切干扰他学习的因素已经熔铸成一个决不放过他的对手，有机会就要袭击他。林国强要么干脆认输，放弃学习；要么就得抱住这个对手，把他拎起来摔在地下，叫他数到十也起不来！好，一，二，三……十，读书！
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对劳动力的奖励，扩大为同时对智力进行奖励？譬如说，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多少钱，那么，一个人自学到同等水平是不是应该给予奖励呢？
当国强大概因为眼睛太累了，终于把视线从书本上移开的时候，已经十点了。他下意识地看看里屋。门是关着的，里屋寂然无声。妈睡了。嗯？门缝里好像有点亮光。他推门进去一看，妈妈在看电视——真正的看电视。因为她把电视的声音关掉了，只是看着屏幕上的越剧的图像。妈妈这一辈子就好看个越剧。电视只要播越剧，她几天前就盼上了，念叨上了，像孩子盼着过春节似的。越剧不听唱还有什么看头？国强只觉一阵心酸，几步走过去打开了声音开关。
“国强啊，电视的声音会影响你的！妈这一辈子吃了没文化的苦，妈只希望你好好读书！”
读书！他读书读得无暇和人来往，三十岁的人了，还是个“孤家寡人”。再说哪个姑娘跟得上他那高速运转的生活节奏呢？如同他总是一步跨两级楼梯一口气直上五楼似的，要抓住每一分钟时间学习啊！在他看来，不是秒针又走了一分钟，而是时间又死掉了一分钟。是的，过一分钟就是死掉一分钟，少了一分钟！可是单位里规定上班时间不准看书、看报，却默认可以闲聊。这还行？他笑眯眯地找到领导：“你让我干多少工作，我都可以做到。不过你不准我在没活干的时间里读书，我做不到。”“这是规章制度。”“我宁愿因此而扣钱。”领导大概觉得规章制度不能更改，又觉得林国强的工作确是高效率，从此对国强在上班时间读书就“视而不见”了。而林国强在使自己的每一分钟都充实起来，都活起来以后，他已经不是上夜校以前的他了。1983年市里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法院人手不够，就挑上他去当陪审了。
这批刑事犯罪分子，大都二十岁上下，一个高中生也没有，甚至往往连涉及他们命运的起诉书也看不懂。“这是起诉书。你看看，指控你的犯罪行为，是不是事实？”
罪犯惶恐地嗫嚅着：“我，我看不懂。”当初他们打架斗殴的气势哪儿去了？没有知识的人真正是没有力量的。
如果说，几十年前国强妈妈看不懂一份离婚判决书这并不奇怪，那么，到了1983年，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还读不懂一份起诉书，这就不能不叫人悲哀了。
这批人将来刑满释放，要不要成家？有没有能力承担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
社会进步越快，这批人就越是会沿着抛物线从时代的巨轮上甩出去。有人说这批人是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其实，与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受害者，不如说他们是无知的受害者，愚昧的受害者！当前真正的危害就是愚昧无知！“国强同志啊，你怎么看这种书啊？这是哪来的？”“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在新华书店买的。”“你还年轻啊，以前看这种书是要打成右派的！看这种书迟早要出事的！”
当我们正在推行奖金不封顶的时候，多少人的精神依然是封顶的。
我们对愚昧还要忍受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和无知还要共处到什么时候呢？
那些给岑小平开报考夜大的介绍信都生怕出事的人，躺在稻草堆里剔着牙听潘之江读小说的人，看见张守铮要读书担心大家都要读书可怎么办的人，以为读了《德国古典哲学》早晚会打成右派的人，那些读不懂起诉书的人，只会照搬文件的人……业余教育的普及不正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素质吗？
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林国强虽然身负家庭重荷，但是思想像火花一样爆裂。不能想象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知识更丰富、更浩瀚、更美丽、更有力量的了，也不能想象世上还有什么比无知更可悲、更可怜、更可怕、更危险的了。纵横几千年，重大的政治灾难、国家的贫穷落后都和愚昧直接有关。啊，人怎么适应社会的发展，社会又怎么适应人的发展？
杭州的岳坟刻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的字句，我们今天有蒋筑英这一代人，有林国强这一代人，江山有幸！
5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摘编，其中有一段写道：“在强调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同时，还要求各地方、各部门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提高现有职工的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技术业务水平，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
江山有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