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特别是现当代中国小说，在青少年的阅读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现在，根据现当代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很流行，各式各样新创作的小说让人眼花缭乱，仅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就多到六七百部；现在写小说的人也多，甚至一些少年也尝试写小说，有的还写得不错。于是我们注意到，现当代小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非常密切，许多著名的文学人物形象，如阿Q、孔己已、祥子、吴荪甫、翠翠、方鸿渐、江姐、杨子荣、高加林等等，无论是通过阅读还是观看影视，他们已深入人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思维方式。正因为现当代小说的数量大，流行面广，必然存在鱼目混杂、高下难辨的情形，所以，什么才是好小说，怎样鉴赏现当代优秀小说，就很值得讨论。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观察现当代小说：比如，从时代生活与主题演变的角度；从人物塑造和情节意蕴以及细节提炼的角度；从作家的主体意识，评价生活的眼光和艺术个性的角度；从创作方法、文体意识、风格流派和语言特色的角度等等。
现代中国小说，或者更细致一些，划分为现代与当代中国小说，它们是与中国古代小说相比较而存在的。这里含有时间和内涵两层意思。在时间上，一般来说，现当代小说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或五四“文学革命”）以来至今近一百年间的小说。在内涵上，首先，现当代小说是以现代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或文白间杂的古代白话文；是以借鉴西洋的小说格式取代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章回、话本、笔记体的格式。当然，内涵上最根本的区别还在于观念和意识的不同。古代小说，即使是含有大量民主性精华的优秀古典小说，总体上仍与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它们总不忘归结为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论观念，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生死轮回的宿命论人生观念，结尾又总跳不出“大团圆”和因果报应的窠臼。现当代小说则不同，在把握生活的眼光上首先要求贯注现代的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它的属性应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组成部分。近一百年来，为了人民的独立解放和民族的繁荣富强，中华民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因而现当代小说的题材是极其丰富的，广阔地描绘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活，表现他们无比丰富的思想感情。“文学是人学”，现当代小说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总是映现着对人的尊重，对“国民性”的反思，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对现代文明的呼唤等等复杂的文化底蕴。
鲁迅先生曾说过：“说到为什么做小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的这一观点，虽不能包容全体，却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显现出中国现代小说的一条主导的思想脉络和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选择。在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里，通过一个迫害狂患者错乱的自白，对“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振聋发聩的呼叫。延续这一主题，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描写了四川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崩溃和解体过程。貌似庄重肃穆的高公馆，充满了血腥的罪恶和残酷的迫害，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遭到无情的摧残，觉新的“作揖主义”是不可能缓解矛盾的，只有觉慧的反抗和出走，带来了新的曙光和气息。当时这部作品极大地激动了年轻一代的心，有些人是怀揣着这部书投身革命的。后来的当代小说《青春之歌》是在时代生活的激荡下，对青年知识者命运进行的更深刻的思考，深化了这一主题。正如有人指出的，现代小说在其初期，比较多地着眼于婚姻恋爱，个性自由问题，后来就扩大了，“由青年学生的书房走到十字街头了”，更多地关注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和思考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茅盾的《子夜》，围绕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的悲剧人生，展开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上海复杂的政治经济生活图景，揭示了中国没有也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民族工业在半殖民地的前提下只能是绝路一条。再如当代长篇《白鹿原》，作为一部家族小说，有很强的概括力，它把清末民初到全国解放半个世纪里的政治斗争浓缩在渭河平原一个叫白鹿原的小村里，以白、鹿两个家族的矛盾纠葛的形式展现开来。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运用文化的视角，正面观照中华文化及其人格，把复杂的政治、经济、党派、家族冲突，以文化冲突激起的人性冲突的方式贯穿起来。作品采取了开放的现实主义姿态，比较成功地融会了一些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手法，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以上从时代生活与主题演变的角度举了几个例子，无非是要说明，丰富多样的现当代小说尽管题材广泛、流派纷呈，经历了不同阶段，但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应该是贯穿性的东西。
既然这里在谈鉴赏，就切切不可忘记，小说是靠形象说话的，形象才是小说的魅力之源，在小说中，不管多么高深的思想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只有化入形象的血肉才能存活。人们常说，小说的历史是形象的历史；而在繁复多样的形象画面中，人物形象无疑居于核心地位。记得老舍先生说过，能凭空给世界增添几个不朽的人物，这才叫创造。世事万千，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永垂不朽。所以十续施公案，不如一个武松的价值也。这话实在是很有见地。我们读了《祝福》，闭目一想，最难忘的不就是祥林嫂吗？她第一次死了丈夫来鲁家帮工时，“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她第二次死了丈夫再到鲁家，“两颊已消失了血色”；当她最后被撵出鲁家沦为乞丐时，脸色“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气，仿佛木刻似的”，这是一个怎样让人震撼、同情并深长思之的受压迫妇女形象啊。同样，看过《骆驼祥子》的人，谁忘得了祥子和虎妞这一对老北京底层市民的鲜活形象呢？祥子买车、丢车、再买、再丢，由希望、奋争而至绝望，可怕的生活吞噬了他性格中美好的东西，他终于变成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了。还有当代小说《陈奂生上城》，也让人过目难忘。日子好起来的农民陈奂生进了一趟城，寻找与人平起平坐的感觉，住五块钱一夜的招待所起初愤愤然，后来就心安理得了。他让我们想起阿Q的某些精神气质，但他开朗多了，时代毕竟不同了。有人评论说，“陈奂生性格”是国民性格中美德与弱点的一面镜子。像这样一些的人物，是可以称为文学上的“典型”的。关于“典型”，俄国的大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指出，“典型既是一个人，又是很多人。”他著名的概括是：“典型都是熟识的陌生人。”因为他们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高度统一。凡是成功的人物形象，总是表现出鲜明独特的个性。不过，人物在小说中地位虽然重要，却不应抬到绝对化的程度。其实，长篇、中篇、短篇对人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现代小说而言，有的侧重于人物塑造，有的侧重于氛围和意境的营造，有的沉醉于故事迷宫的编织，都有存在的理由。
我们还要看到，小说之为小说，一般须得有个好看的故事，能引人入胜，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否则，不管企图表达怎样重要的思想也是没有用的。作为叙事文学，故事是小说基本的概括手段。但是，故事并不等于小说，一个好故事未必就是一个好小说，真正的好小说必然是基于故事又超越故事的。比如，鲁迅的《药》就把故事的因素和非故事的因素糅合得十分完美。小说仅六千字左右，以极精炼的笔墨展开了一个明暗互衬、双线交会的故事：明线是写华老栓向刽子手买蘸生人血的馒头为儿子华小栓治痨病，暗线是写革命志士夏瑜在民众的冷漠和不理解中被杀害。华、夏二人都死了，于是，荒地里平添了两座新坟，两个互不相识的母亲去哭坟，以及她们悚然离去的一幕。小说既写出民众的愚昧和迷信，也写出反动势力及其爪牙的凶残，同时写出了志士仁人的孤独的牺牲，从而含蓄地点出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不排除这篇小说有对华夏民族的整体象征意味。在鲁迅的小说里，《药》算故事性强的，而《故乡》、《在酒楼上》故事性就很弱。事实上，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观念是，生活可以用故事来概括，但又不能仅仅用故事来概括。有些小说家早在尝试打破小说与诗、散文的界限。比如沈从文的《边城》，著名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评论说，“《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是一部田园诗的，牧歌式的杰作”，因为这部书用散文化的笔法，抒情气氛很浓。再如课文中叫《白色鸟》的短篇，同样富于诗化的品格。它的故事极简单，两少年在河边玩耍，无忧无虑，似乎忘却了时间和世界的存在，忽然对岸传来开“斗争会”的锣声，恬静的梦随之破碎了。看这篇小说，不觉得是在看小说，倒像在读诗。在这里，语言的作用往往很突出。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对小说语言来说，仅仅鲜明生动准确还不够，还有音响、色彩、通感、节奏以及词语搭配、方言利用等等因素，都起作用，我们只有细细揣摩，才能品出诸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赵树理、钱钟书、孙犁们各自不同的风格和滋味。
我们知道，文学，包括小说，从根本上说都是来源于生活的，但是我们却不爱看那种几乎是模仿、照搬甚至复制生活的小说，觉得一切似曾相识；更不爱看那种以简单化的逻辑直奔主题，充满干巴巴说教的小说，觉得了无趣味。这是为什么？原来，这两种小说都违背了把生活转化为艺术的规律。小说创作，必须经过作家这个不可或缺的“中介”，必须经过作家的“头脑加工厂”的深刻体验、大胆想象、精心构思。其中“虚构”是小说最重要的品性。生活是芜杂的、原生的，生活现象既能表现本质，同时又遮蔽着本质，自在的生活常常不能自己说明自己，只有经过作家加工后的虚拟的“生活”，才能使我们朦胧模糊的生活经验忽然变得新鲜灵动、豁然开朗，进入歌德所言“第二自然”的艺术境界。所以，我们欣赏那种充满悬念、保留某种神秘感、留出空间让读者自己去探索的小说，而不喜欢那种无视生活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把一切说得一清二楚的“小说”。
现当代中国小说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包容的作家作品流派风格极其庞大，不是一篇短文能说清楚的。我们还没有涉及世界的现当代小说，那就更是浩如烟海了。我们只须记住，现当代中国小说主要是借鉴和移植了西洋的和俄苏的小说模式，以现实主义为主，现代主义的声音很弱。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小说界文体实验和文体变革的声音日高，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激荡下，一方面大力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观念手法，一方面对中国传统小说重新认识并加以改造利用，于是小说的文体有了很大变化，仍以现实主义为主体，较前更为丰富复杂了。
阅读和鉴赏不应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而是一种能动的再创造过程。我们读优秀小说，为之感动，产生联想和想象，甚至想去补充和丰富它。但这多停留在感性阶段，而且受阅历和修养所限。如果再能广泛了解作家和作品的时代背景，深入地从不同侧面研习文本，就可能达到一种更高更深刻的认识，也就达到小说鉴赏的目的了。
（本文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高中语文教科书第二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