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记者又问了他一些有关新闻工作的问题，陈野对答如流。在没有破绽可寻的情况下，那位代审的记者只好告诉那位警察，他是一个真记者。审讯草草收兵，可是并没有把他放出收容所。陈野这时才意识到，在这混乱的年月，各地都在忙着武斗，这么一个非常容易查清的问题，硬是查不清楚——这倒也好，他反而有希望被放出去了。但是他一天一天地等，一直等了四十六天（他是在收容所里度过他的入党二十一周年纪念日的），终于等来了结果——这个结果不是喜剧，而是出乎他意料的又一个悲剧的开端。
非常不幸，劳改队里的又一个名叫奇行忠的逃号，被抓进来了。虽然没有与陈野关在同一个号房，但是陈野隔着窗子看见了他。警察对他不像对待陈野那么文明，第一次审讯，就对他进行了拳打脚踢，这个逃号被打得鼻青脸肿之后，跪在地上自供出他的劳改身份。这已使陈野心中七上八下，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劳改队的干部到收容所来领奇行忠时，提出要到各号房里看看，有没有别的逃号被这里收容——因为自“文革”开始之后，逃号的人数与日俱增。
陈野的命运，就这么被决定了——他与那个新逃号，同时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返回劳改队的解放牌大卡车。当卡车穿行在劳改工地时，同类中的于立仁、刘士康、哈长林、张逢甲……无不对他投以忧心的目光。陈野则朝他们笑笑，他已经做好挨整的准备，一切听天由命了。
他被掷进了禁闭室。
当天夜里，一个蒙面大汉走了进来（那是不露面孔的警卫），先用绳子捆住他，然后把他吊在了房梁上。对他施刑的刑具，是皮鞭和木棍。那蒙面人一边抽打，一边狠狠地骂着：
“右派反革命，我叫你跑——”
“你跑到天边去，我们也能把你抓回来！”
……
骂声与棍棒声交织，不一会儿陈野的裤子就被打烂了。
因为在叶城收容所，陈野得了肠炎；几棍子下去，稀屎汤子就从肛门中喷了出来。
这一下，更招起了那个打手的火气，一会儿用鞭子抽，一会儿用木棍打——直到把陈野穿的那条屎裤衩也打烂了，才把他从木梁上放下来。此时的陈野，已然浑身赤裸——加上屎汤流了两腿，禁闭室充满了血腥和屎臭味。
已然陷入昏迷状态的陈野，躺在地上听见了几声训令：
“别躺在地上装死，起来收拾卫生！”
“穿上长裤，别露着你的鸡巴！”
“发晕当不了死，你听见没有？”
门响了——打手走了出去。
陈野在地上躺了一夜，第二天对他的肉体折磨还在继续。他拖着血迹斑斑的身子，收拾完了屎臭以后，队长把他叫出禁闭室，让他承受另一种酷刑：在撒满了新疆沙漠骆驼刺的地上，队长责令他赤着双脚一边在骆驼刺上转圈，一边捧读《毛主席语录》。陪同他的是与他一起被抓回来的奇行忠——奇行忠不是右派反革命，走三圈；陈野是地地道道的“敌矛”，在骆驼刺上走五圈。五圈走了下来，陈野两脚被扎得失去了知觉，不要说劳动，连路都走不了了——所以把他送进严管班后，他首先干的就是在血肉模糊的双脚上挑刺——他自己无法看到自己的脚心，也是因逃跑而被关在严管班的同类王继祖、周世资，便为他细心地拔出脚上的毛刺。然后，陈野、王继祖（平反后回到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工作）和周世资（平反后回了武汉），一起对文化大革命进行评说——抛开个人遭遇不谈，国家也被这祸国殃民的“文革”，拖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陈野的态度最为激烈，他说他准备在严管班待下去了，一直待到“文革”死亡为止。
到了1969年初，王继祖和周世资先后离开了严管班，空荡荡的地窝子（严管班设在地窝子里），只剩下陈野一个人了，他拒不回队。不过这些日子，他也没有闲着——先后有二十七个外调组的外调人员，来到这儿找他调查原上海地下党同志的情况，陈野在这段时间内，一共写了两百多份外调材料——证明张三不是叛徒，证明李四在对敌斗争中十分坚定。这些材料完全可反证陈野是个好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他却在地窝子中被关了两年零十五天。
面对黑暗，他已经准备“把牢底坐穿”了。其间，发生过这么一件令同类难忘的事：有一天，一个来自上海的姓范的成员，被关进严管班，仅仅因为他那天听见吹哨，起炕晚了一点儿，先是罚他跪在地上，后又不给他饭吃。陈野见他实在可怜，便端过去一碗水，给他解渴。管理他们的人员，上去就给范一枪托，同时骂道：“我日你妈——”
陈野被激起了火性，反骂那个管理人员道：“他妈在上海，你怎么骂人家老人呢！谁给你骂人的权力？”
“我还打你这个反革命呢！”说着，照着陈野腿上就是两枪托。
十分凑巧，正逢当时有来自上海外调的工作人员来找陈野，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出于公心，外调人员当场对这种野蛮的打人行为，表示了有限度的不满。当外调人员走了以后，陈野可就倒了大霉。他们捆起他的手反吊在树上，用鞭子狠狠地抽他——一直打了四十分钟，直到打人的人累了，才罢了手。其间，陈野反背着的手，被勒得紫青紫青；他的身子随着皮鞭的节奏，像钟摆一样在树上摆来摆去。
“我打死你这个反革命！”
“你打我已经证明你比那些国民党的特务坏不少了。”陈野不屈地喊道，“你要是打死我，更证明你是与共产党为敌到底的坏蛋了！”
“你还嘴硬？”“叭叭”又是几鞭子。
陈野被放下来的时候，已经成了血人。管理人员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属于革命行为，待陈野醒来之后，让他在地窝子中写认罪书，并引用了红宝书中“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让他承认为姓范的送去的那碗水，是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问题。陈野声言，决不离开地窝子了，除非打人者向他认错——就这样，陈野成了“死不悔改的‘花岗岩’”，当然也就真成了在地窝子里生活的野人。直到后来，劳改队强行用车把他拉了出来——那时，他已然皮包骨头，像一具出土的木乃伊。
他和他的同类，去新疆是自愿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怕艰苦，说得形象一点，就像是过去卖故衣的小贩们唱的绕口令：
这个由我的卖，
三年也穿不坏。
它经湿又经晒，
它经蹬又经踹。
陈野与他的同类，不是畏惧大沙漠的艰辛而逃跑的——他和王继祖、周世资以及孙本桥、王同竹（后两者和陆鲁山、姚祖彝同时被枪决于南京），何以来而复去？就是因为政治上的重压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生命负荷。特别是像陈野这样的老革命，他出逃的内涵十分丰富。平反之后，他来北京看我，讲起这一段往事时，仍然对他离开“桃花源”无怨无悔——他惟一憎恨的是那血腥的“文革”暗夜。他认为“文革”之所以来势汹汹，都是出自于党内“左”祸根深蒂固。一线萤火，便燃起了熊熊烈焰，致使许多开国将帅死于自己的屠刀之下。
陈野的感悟是深刻而理性的——因为他的生命，也险些埋在大西北的沙漠之中……
安身立命于阴山背后的小屋
在“桃花源”中的我及我的同类们，没有经受陈野等人去了新疆后的血肉之灾，但是不等于我们对那一段历史，只有表层的开掘。
当时引起我们最大震动的有一件事：园艺队有个名叫符星勋的农工技术员，把他爱人王月娥的妹妹，介绍给农场司机陈长勤。两个人到了快要结婚的程度时，王月娥的妹妹到农场里来，符挽留她当天住在农场，她说回家准备一下婚前的杂事，没有在农场过夜。符技术员以及他的妻子——包括陈长勤在内，谁也没有料到当天夜里，发生了使他们一生也无法弥补的憾事。
王家住在大兴县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家庭成分不属于红五类，她和姐姐大不了属于地、富子女。就在她回家的当天夜里，该大队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以砸烂旧世界为名，与无知农民勾联在一起，干了一件震惊全国的惨绝人寰的事件。在8月31日的晚上，王月娥一家六口（她本人在农场除外），以及生产队中所有成分不好的人，被勒令不许出屋，在家中静候。这些农民分别被叫到队部办公室去，便再也没有回来。因为一进门，便有人用细铁丝从后边勒住脖子，直到窒息为止。王月娥的妹妹，见父母兄弟都不回来，知道凶多吉少，便一头钻进炕洞里躲藏起来。假如她能借着月黑风高，想办法逃脱劫难，也许还会有一条活路，但是没有想到“文革”凶手，会如此灭绝人性。第二天，她从炕洞中爬了出来，想寻找她的父母和家人。被造反派发现了，当即被处死，与她家中的另外五口，一起填了她家院中的一口枯井。
就在这三两天之内，整个大辛庄公社一共处死了百来口黑五类（包括他们的子女及隔代子女），最老的年过八旬，最小的出生仅有三个月，开创了“文革”暗夜之最。
一夜之间，王月娥没了妹妹；司机陈长勤，死了未婚妻。这么重大的消息，是没有办法保密的——特别是来农场要人的事情，使我们感到人人自危。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一次发生，农场各队都传达了万一红卫兵来农场要人，不许与他们发生冲突。但是三畬庄没有解禁的老右中，已经丧失了耐心的人，说自己已然活到头了，来了就打，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王月娥还是个家属，不过是成分不好，若老右被要出去，就更没有活路可寻了。
在半个月后的一次休息回家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母亲。她连连表示感谢上苍，因为与那些冤死鬼相比，我们这个家虽然散落为三，但是每个人都还全须全尾地活着。
在旁边听到我和母亲对话的儿子，吓得面色如土。他年纪只有十岁，按正常的情况推论，他正是每天与小伙伴嬉戏的年纪；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也开始关心这个家庭的安危了（这是不应有的早熟）。他说：“爸，前两天街道来人了，说我们不能再住这个院子和这三间大房子了。您看，早晚我们是要搬家的，与其等着让人家轰走，还不如自个儿提出来，搬到能住下奶奶和我的地方去。”
我母亲有些恋旧——因为我们已然住在这儿十多年了，邻居中除少数的之外，可以说都是一棵秧子上的苦瓜。院子里的邻居不愿意我家搬走——因为我们一走，不知道进来一个什么户。根据阶级斗争的学问，来的肯定是一户无产阶级。如那样，全院会因此而失去和谐，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那日子也不好过。
我有限度地支持了儿子的意见：“妈，能重新上了户口，说明您在这儿没有民怨，全是受了我和您儿媳的牵连。主动提出换一间小房，虽然能落一个态度好，到了这个份上，态度已经不是什么护身符了。小丛提的全对，但是当前最好是老老实实听话，让走就走，上哪儿都行；表态表的不是地方，还会惹起别的麻烦。”
我母亲同意我的意见，她说她时刻做好搬家的准备。
儿子又说：“爸，现在我常在屋里猫着，一上街就有孩子喊我‘反革命崽子’，‘地主崽子’……”孩子两眼含着委屈的泪水。
“别惹他们，只当他们是在骂别人。”
孩子还想说什么，我说：“你想想，你要是在那个大辛庄的话，你和奶奶都被勒死了。”孩子被吓坏了，这之后，他夜里常做噩梦。母亲告诉我，她有时被孙儿的喊叫声惊醒，不得不把孙儿的手，拉进自己的被窝，告诉他奶奶在他身旁，让他安心睡觉——每逢这时，一老一小便谁也不能入睡了。母亲为哄他入睡，有时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小时候哄我入睡的儿歌：
狼来了，
虎来了，
马猴背着鼓来了。
狼抱柴，
虎烧火，
马猴锅里煮饽饽。
我一直后悔，不该当着孩子的面，谈起那百来口人的冤魂归西的事情，因为这对孩子的刺激太深了；但在它的负面价值中，也有积极的因素——那就是使他从小学会了忍耐，以应付那个年代的一切恶行。
不久，换房搬家的命令下来了——我没有到大周周末，不能回去帮他们搬家，是街坊的几个同命运的孩子，帮着一老一小，把家搬过去的。待我再一次公休，已然不用再去原来的院子了——这一老一小，搬进了南吉祥胡同十七号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十平米的小屋。那是一间低矮、一年四季也见不到阳光的房子。前面矗立着一座高高的青砖楼，原本为著名京剧演员杜近芳的家宅。“文革”开始以后，其家受到了冲击，不知被撵到了什么地方栖身去了。我家的那间小屋，昔日住着杜近芳的保姆。自从杜近芳（其先生家姓吴）一家搬走，派出所搬了进来以后，在青砖楼与大杂院之间，砌了一面高墙，以示楚河汉界。由于地下水道不通，到了冬季，那一排低矮的房屋之前，成了一个冰坨堆成的滑冰场。母亲又是两只小脚，曾经被滑倒过几次；不过这对于经历过“文革”洗礼的母亲来说，构不成活不下去的问题。
当时，张守仁（《十月》杂志副主编）住在十七号的对面，曾看见我母亲每天在吉祥胡同扫街；孙儿怕奶奶累着，有时争抢着奶奶手里的那把扫帚，替奶奶赎罪。由于街坊都是陌生人，一老一小的生存状态，不如在原来的地方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尽管儿子从众像只怕猫的小耗子，还是无法逃脱各种欺辱——住在张守仁院子里一个颜姓家中的大小伙子，有一天，没有任何原因，在小巷里打了从众一个耳光。
因此，尽管我没有承受陈野的皮肉之苦，但对中国社会在那段暗夜的理解，也称得上入木三分。昔日，我从美国记者写的一部名叫《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书中，似乎找到了潜伏在人类灵魂中的弱点——他们极易被一种类似于神示的东西煽情，而一旦这种心绪涌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就会首先扼杀善良——先扼杀掉自己的，然后再扼杀别人的——最后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此时的人，会在不可知的本能驱使下，返祖回归成为非人的某种动物。
如那位姑娘站在老妇身上跳舞；那个监管人员让陈野跑骆驼刺；大辛庄的百来口人集体被勒死……在这种时代黑潮的冲击下，我们在团河的同类，不仅梦碎“桃花源”——而且无资格再在皇城脚下驻足，因为“水晶城”郊，是容不得沙尘的。所以我们一行——无论是解禁的还是未解禁的同类，都于1968年11月8日从黄村上了火车，重新回到老巢——茶淀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