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位魁梧而英俊的同类，看看事情已然僵到这种程度，便退却了一步。他说：“大伙也得替我想想，队长让我干这份差事，我总得对得住政府。我不是不知道大伙肚子里缺少油水，但也得让我过得去。话得说狠一点，要是有检查岗，都得把粮食扔在道沟里，要是翻出来谁带粮食，那是‘值星’拒绝执行搜身任务而非我的责任。”
我的这位同类到底还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认这一条件。一路上我心里虽然忐忑不安，但总觉得没有出卖良知。幸好，那天大门没出现检查岗，事后我的那位同类，并没有向上报告我的“恶迹”，因而没有酿成一个事件。过了许多日子，那位同类找我道歉，我们都深感自己灵魂深处，深埋着许多杂质，在生死劫难的面前，暴露出知识分子懦弱的霉斑。
冬天来了，饥荒造成的浮肿大面积扩散。上边下令：劳逸结合。遇有风天、雪天，便坐在炕上“认罪学习”，专政机构的词汇叫它“冬训”。封冻的大地上无食可觅了，便倍感严冬之漫长，监舍里无火取暖，大家就围着被子打坐说道：我偷吃过白菜啦！我偷吃过高粱粒啦！我偷过伙房一个窝窝头啦！我偷吃过……夏日里使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物，此时都成了犯罪材料，因为凡是产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哪怕小到一块菜帮、一片菜叶，也都姓公而不姓私。于是在检查中纷纷上纲上线，编演着一出既荒唐又虚假的时代闹剧。
除了闹剧也有真戏，这事情发生在秋天：我们一个同类（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因浮肿而死亡被大车拉往五八六，他爱人在某医院是个大夫（模糊记得是西四人民医院的大夫），当时正好来探望他；当她追踪到五八六，对着小土丘痛哭了一阵后，里边居然有了微弱的回应。凭着医生的职业敏感，她意识到丈夫可能只是假死，便扒开她丈夫身上盖着的一层薄薄新土，真是历史戏剧《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过来。这件奇闻像一阵风一样传遍西荒地，成为饿汉们闲扯淡时的热门话题。
当然，这样的奇闻少到绝无仅有，五八六坟连坟地连成一片，里边埋着的净是饿死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苇子的劳动中，瞻仰过囚号的天堂圣地。它的周围有密密的铁秆芦苇当做屏风，大有要在天堂与人世间架设高墙之势，没有被秋风吹尽的银白色芦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为这些死鬼插着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坟场选择在苇塘沼泽中的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形豆包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成了平地，我之所以能得知那还是死鬼的家，是因为那些地方横七竖八倒着“劳改分子×××”的木牌。和兴凯湖的太阳岗一样，这儿也有用红砖代替木牌等做坟头标记的，上边的死者姓名已荡然无存，不知这死者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无名氏”成了他们的统标，我联想到天下父母生养之罪莫大矣！
那些新坟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数量相当之多。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场在1961年秋冬之际，到这儿来报到的。其中，不仅有劳教分子，连解除劳改的成员（理应成为公民），也挤到这里来凑热闹。
我手拿割苇的镰刀，一个个地查阅牌上姓氏，这固然对我有所安慰，但接着就是一连串悲恸的问号：
我们的法律到哪里逍遥去了？
我们一直标榜比“人道”更高的“社会主义人道”又到哪儿去睡大觉了？
那么多有名氏，变成了无名氏，万一有死者家属来收殓尸骨，该怎么对号入座呢？
就是家属不来收殓尸骨，清明节时来上坟，该往哪座坟上拍土？该哭哪座坟头呢？
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计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来，一旦倒下就要来与这些无名氏为伍，过不上一个夏天，有名有姓的张三李四，也就变成无名野鬼。
这些活着的人，分明都害怕到这儿来，但到劳动歇息时，却又都喜欢到这里来转悠。周围芦苇“沙沙”作响，成群的苇扎子（水鸟）“喳喳”地叫个不停。从这儿一直向南走，就是波光粼粼的金钟河了。那儿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着堆堆白骨，它在蓝天和白云之间，编织的是一个轻柔的梦。
至今，回忆起五八六来，还像是一场怕人的梦。当时，尚未泯灭良知的劳改干部，也常常使出浑身解数来为本队成员寻找补充热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难忘，那天早晨下着初雪，队长让我们集合出工，队长特别强调，希望爬得动、走得动的浮肿号都要出去转转。浮肿号们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惊愕地观望之际，见小队长朱诚和徐恭瑾抬一口大铁锅排在队列前头，似乎意识到和“进口货”有关系，便纷纷尾随在队尾，出了院门奔向田野。
原来，刘队长偶然发现有两块漏收的胡萝卜地，他叫我们到地里来吃一顿加餐。有人架锅，有人烧火，有人用铁耙和铁锨去挖刚刚上冻的胡萝卜地。那是少见的劳动场面，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身体好一点的干挖胡萝卜的活儿，那些浮肿号有的拾捡干柴，有的当“火头军”。面对着一大锅冒着热气的胡萝卜，囚号们忘记了天上飘飘飞的雪花，忘记了自己是在冬天的旷野上进食，有人竟然呼喊开了：“刘队长万岁！”“胡萝卜万岁！”
由于这一发现，刺激了囚号们的联想，有人拿铁锨到界邻的白薯地里试了几下，居然挖出一块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于是，人们疯了般地涌向了白薯地。这块地不同于胡萝卜地，漏挖的胡萝卜，能隐隐约约看见头上枯萎的黄叶；漏挖的白薯都藏在地下，尽管连挖带刨仍难见收获。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刘队长的机智，他派人去喊猪倌，叫他们赶着猪来白薯地当雷达探测仪，凡是猪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里边一定有白薯。遇到这一情况，囚号们把猪一脚踢开，顺势来往下挖，就可以挖到白薯（在中篇小说《风泪眼》中，对这一绝妙的细节，我进行了移花接木）。
这位想出赶猪来当探测仪的刘队长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难忘他在困难年代中对囚号施行的仁政。一个分场里有几个中队，还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一位以诚待人的队长，他积极想各种办法减少浮肿号，使尽浑身解数增加饥汉们的热能。可想而知，在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这种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则是我难以忘却的。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邃，是因为刘队长（包括绰号“姚菩萨”的教导员）对我个人也曾给予人道的待遇。
那是在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站在队列中等待出工，刘队长突然把我喊出了队列，问我：“你想去看看你亲人吗？”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来：“想。”
“我早就觉察出来了。”他说。
“我没有对人说起过。”
“这还用说？”他咧嘴笑了，“都是人嘛，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介绍信递给我，同时叮嘱我说：“姚教导员给她们女队打过电话了，她们队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证说：“队长放心，我下午就赶回来！”
他笑笑说：“用不着当天就赶回来，你在那儿可以过一夜。七月七还有个‘天河配’，你跟你妻子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褴褛的衣衫刚要启程，他又从背后叫住了我，递给我一把雨伞：“天不保险，带上它。”
从西荒地五八三分场到东区的女号驻地葡萄园，大约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刚行至大堤下的农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伞只能遮住上身，而裤子淋得湿透。加上清河农场为黏性土质，黏泥很快就粘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来，夹在腋下。尽管这样，我还没走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浑身已摔成泥猴了。
只有一件东西没有沾上湿泥，那就是行前我领到的三个大米面窝窝头。我必须把它保护好，我想和妻子会见时与她同吃。离开土城前，家里转来她寄往家中的一封信，信上说她身患浮肿，没有力气出工，不能出工的病号定量二十一斤，其饥饿程度可想而知。那么，这三个大米面窝窝头，就算是受难丈夫向受难妻子送上的心意吧！
大雨连哭带嚎，西荒地的农道上看不见一个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绪十分复杂：时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体浮肿到了什么程度。见面该怎么说第一句话？她性格比我坚强，一定不会掉泪；而我则难以保证这一点，因为此时此刻我的酸楚泪水已经与雨水同流了……二十多华里的路，走了五六个小时，走出西荒地踏上了沙石公路时，雨停了。我到一个水沟旁洗净脚板上的污泥，蹬上那双解放牌矮帮绿球鞋，按照路人指点的方向，直奔女号的驻地。关于那儿的环境，事隔二十几年记忆已经模糊了，外边似乎有木栏状的围墙，在大门口的大值班是个年轻的女性，可能这儿绝少出现男性之故，当我出现在门口时，她觉得有些惊奇。
“你……”
我没说来看张沪，先递给她那封介绍信。她看完信仿佛明白了我的来意，对我说：“你先进来，我去禀报队长。”
“她在吗？”我追问了一句。
她知道了这个“她”的含义是谁，点点头说：“下雨天，没出工，正在学习呢！”
片刻之后，一个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队长走出院子，她的背后跟着我妻子张沪。
她比一年前更瘦了，脸上颧骨外突，身上那件补着补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显得过于肥大。她两眼直直地凝视我，泪光闪烁在她那双黑眸当中。我强制自己不能流露心声，我生怕一场见面的“天河雨”，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那健壮的女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间空旷的小屋，对我俩说：“本来劳教分子是没有彼此会见的权利的，经过我们双方队部研究，觉得叫你们见面谈谈，对改造你俩的反动立场有利，就破例作出这样的安排。你们可以在这儿团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队。”她走了，又折回身来，补充了对张沪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队去葡萄园了，上午在家帮着大值班整整院内卫生吧！”她去了，并不失礼貌地关上了房门。
我不想在这篇回忆录里，详细回忆那次的会见。
对于我它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的纪念意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苦难时代悲怆乐曲中的一个小小欢快音符。即使在这小小音符中，欢快中也充满凄婉的底色。那是一间没有桌椅板凳的房子，地上一角铺着厚厚的稻草，张沪把她的被褥从宿舍里搬到这里，稻草就是我们过夜的床。据她告诉我，这儿原是武警豢养警犬的狗舍，女号搬到这块地盘，战士迁居后这儿就成了女号的接见室。那是一个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们低声絮语时，有两只红眼耗子一直在稻草边上跑来跑去。它是来觅吃我们掉在草铺上的窝头渣渣的——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我带来的三个凉窝头，并在一口小铝锅里吃了她打来的大米稀粥。
“还有希望吗？”她是悲观主义者。
“有希望。”我只能这么说，以给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儿子！”她喃喃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