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少数民族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从相对封闭的山地、牧场或林区走向城市、内地和发达地区的，他们在异地他乡走入了学堂、支起了商铺、开起了餐馆，自身生存、创业和发展的需要使得他们不能不向周围的人们，而主要又是向汉族同胞学习：学习他们的生产之道、经营之道，也学习他们的语言和一切有助于他们适应环境和发展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一样也要随乡人俗，为了在陌生的民族地区工作、创业和经营，他们也会学习当地的民族语言、了解当地的风俗、掌握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
相对国内民族之间的流动，超越国界的民族交流在当今世界呈现出更为强劲的势头。除开各国之间的访问、留学和国际聚会等短期交流之外，跨国移民构成了更为深入、广泛和持久的交流态势，传统的移民国家仍然是当今这种交流的主要舞台。加拿大在1990年的人口只有2660万人，但却包括100多个民族成分，且移民规模呈加大的趋势。据统计，仅1985年就有移民85，397人，这些移民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来自亚洲38，549人，占45．8％；欧洲18，875人，占22．4％；北美和中美11，678人，占13．9％；加勒比地区6104人，占7．2％；南美4350人，占5．2％；非洲3553人，占4．2％；澳大利亚507人，占O．6％；其他国家625人，占0．7％。①美国在1990年的人口为2．5亿人。其中欧裔白人1．9亿多，占全国人口的约78％以上；黑人2650万，占11％；印第安人190万人；拉丁美洲人1460万人；亚洲人和大洋洲人350多万；其他676万。美国独立前的1775年只有200多万以英裔为主的欧洲移民，19世纪中叶南北战争结束之后，随着国内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移民速度也随之加快，每年平均吸收移民达30万。在1820至1975年的155年时间内，移居美国的世界各地移民总共4700多万。而1975年之后，移民规模更大，每年平均吸收移民达40多万。澳大利亚的移民始于1786年，但最初也是以英国人为主的欧洲人作为移民对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60年代政府改变了种族歧视性质的“白澳大利亚”政策之后，包括亚洲人和非洲人在内的世界各地的移民才开始大量进入澳大利亚。近年来，由于非英裔民族的大量流入，这个国家的民族成分得到极大改变，致使英国出生的人由1964年的48．5％降至1993年12．8％。跨国移民和其他形式的交流，为各民族增加了解和相互学习提供了必要性和必然性。因为很显然，不了解其他民族，不学习和掌握必需的谋生手段，不努力适应异族文化和社会，就无法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交流使人们必须增加共同的东西，交流是普同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生命之源。
伴随民族交流，对民族关系影响更为深刻的是民族之间的通婚。我国各民族之间有着久远的社会联系，也有着长期的族际通婚历史，而改革开放带来的各民族交往的深入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又使这种通婚的规模和范围更为扩大。现在人们不难发现，我国城市中的族际通婚极为普通，一个家庭两个或更多民族成分的情况已十分常见。就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农牧区，族际婚也呈上升趋势。内蒙古鄂温克旗的鄂温克族与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朝鲜族、汉族通婚的家庭总户数的比例由80年代的24．39％，上升到90年代的47．92％。其中鄂温克族与汉族通婚占族际婚的52．18％；内蒙古和黑龙江的鄂伦春族异族通婚率为46．57％；黑龙江赫哲族族际婚率高达70．4％，其中20—39岁年龄段的族际婚率已超过80％。福建山区的一些畲族，从前与汉族交往很少，而至80年代后期其40岁左右的人中，与汉族通婚的情况已很普遍，一些村子的异族通婚率甚至高达60％以上。在少数民族居住较为集中的贵州省和云南省，1990年与汉族通婚的少数民族家庭已占该省总数的8．8％和7．28％，这还不包括夫妻都为少数民族的异族通婚家庭。从1982年到1990年的八年间，蒙古、藏、维吾尔、瑶、黎等民族人口由于异族通婚（仅限于该民族的男子与其他民族女子的通婚）增加了20％左右。
国外的族际婚也呈上升趋势。美国高尔夫球明星伍兹自称Cablinasian。这是他自小创造的一个词汇，意为白人（Caucasian）、黑人（Black）、印第安人（Indian）和亚洲人（Asian）的混合体。根据血统，伍兹是1／4泰族、1／4汉族、1／4白人、1／8印第安人、1／8黑人。伍兹现象在当今美国渐趋普遍。最新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2％的美国家庭是由不同种族组成的；美国的跨种族婚姻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增长了两倍。目前约200万18岁以下的青少年是混血儿，以致一些人主张给他们创造一个新名词：“混合种族”，要求2000年前在美国政府人口普查的种族分类中增加这一分类。夏威夷是美国的第50个州，也是种族和民族混血最突出的一个州。“在夏威夷，战后50年中，异种族、异民族间的婚姻到处可见，急剧增多。不仅有白人同亚洲人、白人同夏威夷人的婚姻模式，就是在亚洲系居民中日中、日韩的婚姻也绝非罕见。玻利尼西亚系的夏威夷人，由于跟其他种族、民族之人结婚的结果，导致了‘纯’夏威夷人已所剩无几。”“在这里，人种、民族关系融合、混杂到了这般程度：在一个人身上有好几个种族或民族的血在流动。”
美国的种族混血和族际通婚现象决非仅有，前述移民国家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与美国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而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种现象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民族交流的必然结果。
族际通婚是消弭民族差异的强大因素，‘通婚民族成员和整体民族之间的一切文化、语言和心理上的特殊点都将通过通婚发生融合。当然，在当今和未来社会民族界限仍将顽强存在，社会成员在民族属性上还需进行非此即彼选择的情况下，这种通过通婚达到的融合仍然不是民族的消失，通婚形成的新的民族认同还要向具体民族倾斜，但它对民族之间普同文化的建立和心理沟通所具有的效力是其他交流形式绝对无法相比的。当今社会族际通婚的普遍化成为民族之间共性增加的深厚基础。
2．民族文化的繁荣需要普同文化的支撑，发展民族文化首先需要掌握普同文化。
当代民族文化的繁荣决不是简单的旧传统的发掘和恢复，而是在现代条件下对自身民族优秀文化的提炼和振兴、对民族文明素质的培育和提高。显然这种繁荣要在民族现代化过程中实现，要以现代生产和社会条件作前提，也即民族成员必须首先掌握已经成为普同文化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技能和人类共同的文明素养，用这些普同文化去支撑和培育自身民族文化的繁荣。如民族语言的教育和普及，要依靠科学的教学方法、发达的传播手段；民族服饰和民族手工艺品的制作和传承，要和现代审美观念合拍，使用科学的生产方法和制作工艺；对民族历史、文学和哲学等精神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要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作指导，正确的方法作手段，以及相应的机构来组织、协调和出版。这些已成为普同文化的知识技能和其他社会条件为民族文化的繁荣所不可或缺，因而民族成员掌握这些文化的过程也即是与其他民族不断构建联系、增加共性的过程。实际上，这也是民族之间的交流，而交流的范围也不仅限于文化领域，作为民族繁荣内容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同样需要这种普同文化的支撑。
由民族交流和学习普同文化带来的共性的增加范围是极为广泛的，它涉及到知识领域、生产生活技能、语言习俗，也深入到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些东西一方面促进了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总体发展，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民族文化的存在和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对于民族特殊性的强烈冲击，导致了民族文化的衰退。民族共性因素的增加与传统文化的衰退不是一个概念，但在事实上却又是因果相联的：特殊性的东西多了，共性的东西必然就少；而共性的东西多了，特殊性的东西也必然要衰减。这显然是一种规律。所以，尽管世界各国和各民族极力维护各自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并且取得了上述种种成就，但客观地看，民族传统文化总体上是呈衰退趋势的。早在90年代初，已有研究者提出了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衰退问题，并提出了种种例证，如：某些世代相传的民族古歌、民族曲艺、民间传说等部分断传；某些丰富多采的民族节日活动，传统的东西少了，变得空洞乏味；某些独特的民族工艺和灵验的民族医药后继无人；某些典雅古朴、工艺精湛的民族建筑逐步被现代建筑所取代；某些有利于培养人类美德的传统礼仪和习俗被废弃；某些地区对于民族语言的使用也在发生变化等。①这些情况在各地都是存在的，而时至今日并未得到改变，有些甚至发展得更为严重。如，基诺族是我国1979年才得到识别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国家的关怀和自身的努力下，这个仅有1．8万人口的民族在80年代中期就从总体上摆脱了贫困，实现了温饱，成为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发展的一个典型。但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步出现的却是严重的“族籍迷失”现象，民族认同发生危机。对此有学者曾同基诺族长老们就其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失时间做了预测：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颇具特色的基诺族服装，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
适应热带山区居住特点的基诺族竹楼，有可能在10年内消失：
与基诺人生命过程相伴的歌唱文化、民族舞蹈，有可能在30年内消失；
与民族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的基诺族传统年节、上新房仪式和生命礼仪，有可能在30年内消失；
既是民族特征基本要素之一，又是无文字民族传统文化载体的基诺族语言，有可能在30年内消失。
这项预测是在1989年作出的，可6年之后，基诺族长老们对上述预测又作了校正：
基诺族传统服装有可能在10年内消失；
传统歌唱文化与舞蹈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
传统节日与生命礼仪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
基诺族语言有可能在30年内消失。
显然这次预测比6年前的预测相比，基诺族传统文化消失的时间都大为提前，由此长老们不由得发出了“基诺族不久就没有了”的概叹。
基诺族传统文化的消褪的确令人担忧，而且这些现象在民族地区又是具有普遍性的。我们可以看到，处于杂散居的少数民族在语言上已几乎完全使用了汉语，本民族的语言只在本族成员之间偶尔使用，或者已完全不再使用；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已通用了汉语，有的已经完全改用了汉语。双语教育虽然在民族地区普遍得到了推行，但少数民族文字的社会使用率很低，一些少数民族对自己的文字已完全没有兴趣，国家为其创设的文字很多也形同虚设。民族服饰在杂散居地区几乎不被穿用，而在相当的民族聚居区也几乎成了礼仪性的装饰。传统的民族文娱活动抵挡不住现代艺术形式的冲击，人们对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的喜爱远远超过对传统艺术的兴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带有十分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因而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民族文化产品走向市场等繁荣表象掩饰不住这些文化仍在衰退的实质内容。制作少数民族用品的人们不用这些用品，走出旅游点的少数民族导游小姐转眼变成时髦女郎，正是这种情况的深刻反映。
当然，这种民族文化的衰退现象是世界性的。前述毛利人在新西兰的文化复兴运动的确取得了很大成绩，如自己的民族权利得到了尊重，人口数量和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毛利语取得了同英语一样的国家语言的地位，不少毛利人还进入政界等等。但是同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已有75％的毛利人移居城镇，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而大多数毛利青年已不会讲自己的母语，毛利语面临着失传的危险。混血现象也大量发生，仅惠灵顿地区就有一半以上的毛利人与欧裔人婚配。毛利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都显著提高，但欧化程度也显著高于其他澳洲土著人。
至于其他移民国家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这种传统文化消褪的现象也是俯拾即是，在此无需举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