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民族问题发生的潜因
因社会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世界民族过程呈现的是一种梯次递进的状态：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这里的民族最早进入自觉，他们为完成民族统一和建立民族国家而奋斗，开近代民族主义之先河，形成了世界第一轮民族运动。资本的本性推动最早的民族国家进行殖民扩张，造成了世界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分化；压迫民族的奴役促使被压迫民族自觉，推动了波澜壮阔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它摧毁了民族压迫的殖民体系，建立起了民族国家的世界格局，构成了世界第二轮民族运动的壮观图景。两轮世界民族运动基本完成了民族自觉阶段各民族政治统一和独立的过程。然而当代世界仍处在民族过程的自觉阶段，各种民族问题仍在层出不穷地发生。早在80年代初，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罗斯切尔德（JosephRothschild）就认为：民族具有可塑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在某些历史和社会环境中，民族成员所具有的认同意识极易政治化。民族政治化（politicizationofethnicity）的过程也即社会成员个人对于人生意义和归属的要求转变为民族群体对于尊严和权力需要的过程。现代社会和在正在现代化的转型社会尤其具有民族政治化的肥沃土壤。当代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或政治体系能够避免这种日益增长的民族政治化的压力，这是由于它具有可能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论哪种类型的国家，不论是共产主义的还是非共产主义的，不论老的还是新的，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中央集权的还是联邦制的，都必须对这种正在上升的意识形态压力作出反应。传统的学术见解认为，现代化和发展将消除和化解这种原生的民族感情，至少会把它大大降低，但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传统的认识将会随着民族政治意识和主张的普遍增长而逐渐改变。罗斯切尔德对世界民族问题的认识是客观的，如果说在80年代初对这种评说人们还不一定在意的话，那么冷战结束以后民族问题日显激化的事实恐怕已无人否认了。人们把冷战结束以来民族问题的激化看作是本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这是正确的。但就世界宏观民族过程来看，冷战结束后民族问题的突出应是民族自觉阶段第三轮进程中的一个高潮。也即说，当代民族问题的突出仍是民族自觉的表现，只是这种自觉已不是以往自在民族扫除封建割据、实现民族统一和被压迫民族对外部殖民统治的抗击，而是自我意识和利益感悟在不同国家内部各民族单元中的渗透和扩展。第三轮进程是在前两轮民族运动基础上发生的，而且往往随着民族运动的完成、民族国家的建立即已开始，因此它的开始时间是承接前两轮民族运动的。冷战结束之后民族问题的激化是这轮民族进程的一个高潮，但它仍属第三轮进程的一部分，而并不能单独构成一个阶段。又由于相对前两轮民族运动，当代民族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没有一致的起因、一致的目标和联为一体的斗争过程，而只是因民族自觉深入和扩展引发的分散的冲突和斗争，故我们只能称之为民族自觉阶段的第三轮进程，而不宜称之为第三轮民族运动。当然，在这轮进程的某一阶段，如冷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某种原因民族问题可以对世界形成一种强大的冲击浪潮，对这一阶段的民族进程称之为民族运动也是可以的。正如现在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对第三轮民族自觉的发生我们已无法作出如对前两轮民族自觉那样清晰的是非评价，但它的出现仍有着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根源。
（一）剥削阶级国家仍存在民族压迫和不平等
民族的多元构成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民族结构。因殖民扩张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本身就是民族压迫的象征；经民族运动而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在剥削阶级当政条件下仍会存在民族压迫和不平等。而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推翻剥削制度的国家还寥寥可数。存在剥削制度，也便存在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根源。在面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一共同敌人时，同一地区内的各个民族有着共同的自我意识和利益感悟，他们需要团结起来，共同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而当这一目标实现以后，成为一个国家成员的各个民族常会根据各自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实力发生社会地位或阶层上的分化，处于优势地位的民族往往居于统治或主导地位，实施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支配或压迫。这是剥削阶级国家民族关系的一般规律。亦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必然会激发起被压迫民族的自觉一样，仍存在剥削制度的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压迫和不平等也必然会激发民族自觉。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今多民族国家内民族冲突的存在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遗留有较多的民族冲突隐患
现代国家的形成大多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本世纪初只有60多个国家而到90年代主权国家达到190多个正是这个问题的说明。但许多新建国家往往经过殖民主义者的裁割。如非洲现有52个独立国家的疆界绝大多数是由殖民主义列强任意划定的，因此其中44％呈经纬线走向，30％为几何图形，而只有26％以山脉和河流为界。这就使原来许多统一的民族被分割到不同的国家里，而同一国家内又包含着众多的被分割的民族成分，也使50多个国家中就有30多个存在边界纠纷。这种情况在亚洲也是如此。如1947年英国从南亚撤出，但却把整个印度一分为三：印度、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及一个土邦，而巴基斯坦又被分割成相距1600公里的东西两大块。英国在撤出塞浦路斯前把这个岛国的主权弄得支离破碎，因而造成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希、土两族三国四方之间长期的矛盾纠葛和冲突。法国在占领印度支那时，根据行政管理的方便，随意划分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界线，因而法国撤出之后，造成了越柬边界冲突的产生。两次世界大战也给当今的国家疆界留下了深刻痕迹。尤其是在当今民族冲突热点地区之一的巴尔干半岛，二战结束时《雅尔塔协定》的签署，使这里原有的民族疆界和国家格局都不同程度地重新划定。甚至在太平洋岛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里许多国家的边界划定于殖民地时期，而没有经过当地居民的选择。例如萨摩亚人被分裂为美属萨摩亚人和西属萨摩亚人，布干维尔人被安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而不是在所罗门群岛，而西巴布人是美拉尼西亚人，他们生活在印尼的伊里安查亚省，而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所以，当今许多民族冲突的根源当深刻追究于这些国家的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曾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对各国“自然疆界”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并未在其后得到制止，这不能不为遭到破坏的国家和地区留下民族冲突的巨大隐患。
（三）国内发展差距扩大造成民族矛盾
约瑟夫·罗斯切尔德认为，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是一个不平衡和无序的过程，它把有利条件提供给一些地区和集团，推进了他们的进步，而同时又把其他地区和集团降低到边缘（marginality）和从属的地位。这个过程发生在国家之间，加剧了所谓第一和第三世界的紧张关系；而这个过程发生在国家范围之内，又激起了占据有利条件的、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口和居于不利地位和从属地位人口的冲突。这些冲突经常不是国家机器所能控制的。②这里讲到经济发展差距会引发国家和民族矛盾是正确的，但揭示这种现象最有影响的还是西方比较政治学中的所谓“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colonialism）理论。它认为传统的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在国内也会发生，而主要表现在国内中心城市与边缘地区的巨大发展差距上面。这种理论认为，在西欧国家中，因发展差距形成了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两种区域。多少世纪以来，周边地区被迫成为中心城市地区的经济“殖民地”。中心地区政治上的强大优势支持着对于周边地区的统治。这里，文化上的差别被附加在阶级层面之上，地位高的职业倾向于为中心地区的人所保留，而那些具带周边文化的人总是集中在社会分层的底部。工业化的过程总是不公平的，它迫使社会按文化划分劳动力。较先进的核心集团（coregroups）为了维护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而根据文化差别区别群体。这个理论也被应用到国内民族关系研究。如米歇尔·赫希特（MichaelHechter）通过对英国历史的研究，认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控制着英国的中心及主要的资源，使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居尔特人难以与之抗衡，产生了诸如失业、贫穷和文化上的自卑感等问题，因而出现了爱尔兰（属于居尔特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等民族问题。
“内部殖民主义”提法不一定合适，但国家内部因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等导致的各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以及由此差距和利益分配导致的民族矛盾则是当代多民族国家常会出现的问题。在泰国，北大年地区马来人的生活低于边界外部的同族，也低于本国的华人和泰人，本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就因经济收入问题发生过两次分裂主义骚乱。缅甸的工业项目大部分集中在仰光周围的平原地区，而高原地区的克伦邦等地因缺乏自然资源和投资，又得不到政府资助，也导致了分裂主义。经济发展上的明显差距，往往使得边远或落后地区的民族产生离心倾向，直至视国家为一种异己力量而走向分裂。如原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就有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捷克斯洛伐克由奥匈帝国崩溃后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两部分组成，但两部分经济基础差距很大。捷克曾集中了奥匈帝国采煤量的80％以上和全部工业的四分之三，而斯洛伐克地区与之相比则要落后至少半个世纪。捷克斯洛伐克建国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各时期的政府都没有认真解决经济发展差距问题，致使斯洛伐克一直处于农产品、原材料和半成品供应基地的位置。这使斯洛伐克人深为不满，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捷克族的中央集权政府”。这种不满成为国家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在一些国家这种发展是以牺牲边远或落后地区的经济利益为代价的。当国家未能充分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未能从政策和具体措施上对之作出利益补偿和努力缩小以致消除这种差距的时候，由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引发的民族矛盾的出现也便是必然的了。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西部地区，因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西部的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西部虽然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甚至因基础薄弱和东部发展速度的加快反而使差距有所加大。这种状况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关系。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充分注意地区差距问题，加大对西部发展的投入和政策倾斜，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减少差距，不但对于经济发展，而且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也是至关重要的。
（四）现代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强了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的实质是人们对自身价值和利益的感受在民族层面上的延伸，它的产生有赖于人们对自身价值和利益的确认。因此，民族意识是基于一定文明水平的认识，它需要一定的文明素养的酿就，这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是直接相关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教育的普及为民族意识的觉悟创造了充分的条件。教育对民族意识的促发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这一点可以从台湾当局对高山族的一些做法得到说明。台湾当局自50年代以来一直对高山族实施的是“平地化”政策。在台湾，因高山族多居山地，被称为“山胞”，而汉族多居平地，因此所谓“平地化”即指汉化。为达此目的，他们把教育作为主要手段。他们早期的山地教育方针包括：彻底推行“国语”，加强国家观念，训练生产技能，培养经济观念等。80年代后期以来其重点又为“加强山胞教育事业，提升山胞教育素质，并继续办理山胞升学、就业各项优惠措施，增加山胞青年深造机会，培植优秀人才。”可以说，对高山族的教育台湾当局是作了相当工作的。这种教育也取得了一定的“汉化”效果。许多高山族人掌握了汉族的语言、文化、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等。但另一方面又酿造出了高山族的所谓“原住民意识”。它表现在：1．要求正名。汉族人习称的“高山族”或“山脉”被他们视为歧视，要求被称为“原住民”，意指他们才是台湾的主人，这块土地是他们的。2．重新认同自己的族群和文化。例如他们开始使用本民族传统的姓名，象原住民运动组织“原住民权利上促进会”的前会长就叫夷将·拔路儿，前秘书长叫多奥·尤给海等。3．建立原住民运动组织，掀起“原住民运动”。在民族意识高涨的基础上，1984年台湾成立了最早的原住民运动组织“台湾原住民权利上促进会”，1991年又成立了“台湾原住民族自治区议会筹备会”，与此同时，掀起了“泛原住民运动”。他们发表宣言，要求除国防、外交以外的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自治权利。值得说明的是，台湾原住民运动的领导人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这虽然也属必然，但也足以说明现代教育对民族意识促进的重大作用。国内有学者曾对某民族院校的学生作过一项民族意识状况的调查，发现年级越高，其民族意识越强，这也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教育的普及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由现代教育促发起广泛的民族意识也必然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传统的观点认为，包括教育在内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大大化解乃至消除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但现在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因为普遍的情况是，至少在一定的时期中，教育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民族意识是起着一种促进作用的。
（五）各种社会力量对民族意识的经常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