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帝国的统治使其境内有着一定程度的政治集中和经济联系，因而这里的民族的文化、血缘等都有一定程度的交融，民族的性质构成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帝国作为一种国家，其国家行为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造就国内不同程度的政治集中和经济联系。这就为帝国内各民族间打破隔阂、增进交流以致促成民族性质的转变提供了条件。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数百年间，由于亚历山大帝国的统治而在地中海以东地区发生的“希腊化”很能说明这种民族交融的情况。所谓“希腊化”是指因亚历山大征服而使希腊文化在其帝国范围内的传布，以及随此而来的东西文化交融和血缘交融。亚历山大的征服带来了大量希腊人的东向迁移。这种迁移被汤因比称为“希腊人的第二次殖民化时期”可见规模和影响是很大的。由于迁移以及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联系，帝国内出现了大量希腊人和当地居民通婚的现象，同时，也自然引起了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在希腊化时期，西亚和埃及的一些家庭中，常出现姐妹使用当地名字，兄弟使用希腊名字的现象。这正是因希腊男子与当地妇女通婚，两种民族两种文化融合在同一家庭中发生的特殊景观。帝国的征服和统治除了引起一定程度的民族交融之外，也会因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的需要而打破境内民族的原有经济结构，从而引起民族性质的转变。福斯特在谈到西方殖民帝国对美洲的征服和统治时说：“实际上，征服的后果，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因为它从根本上摧毁了他们的古老的部落公有制，确实把他们推上一个更高的封建一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部分帝国的统治都是短暂的，因其地域广大，它对境内民族结构的直接改造也是极为有限的。西方殖民帝国对美洲民族性质的改造之所以深刻，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资本积累时代特殊的历史条件。
3．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大致即等于现存的国家。这些国家尽管有社会制度和发展程度的不同，但在国家的组织形式、职能和对于民族结构的影响等方面又有较大的共同性，故可视为一类。学者们对现代国家的特征有过不同角度的论述。特利（Tilly）认为，现代国家是一种政治的特殊形式，在它的疆界内，有着高度的集中、自治和不同的机构，维持着专门化和强制的武装力量。关键的因素是有一个不同于统治者（ruler）的“独立的政治机构”，而统治者还有责任来维持这个机构。迪韦尔热把现代国家都称为“民族国家”，并把它们分为四种形态：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际上由于法西斯国家只有一个短暂的存在，现已覆亡，故现代国家只有其余的三类。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是现代国家出现的开始，它是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生而形成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诞生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产生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新兴国家群体。严格来讲，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分属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但出于它们的一些共同特点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人们还是习惯上把它们单列为一类国家。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对应，与人类整体文明的高度发展相对应，因而它的民族结构也具有与以往其他国家类型不同的特点。
a．现代国家的建立均是一场革命，因而各国民族结构也均在这场革命中实现了变革。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西欧各国在这场革命之前均没有形成现代民族（即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斯大林因此否认前资本主义有民族的存在。随着革命发生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以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束了分裂局面。以国家为界限的现代民族也便逐步形成。这里，新的国家的出现造就了新的民族性质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想相反，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产生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度，而是全部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甚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这些国家多族体、多性质和不平等的民族结构毫无遗留地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继承。然而社会主义革命改造了国内民族的生产关系，也便改造了这些民族的社会性质，原来封建时代的古代民族（或称“部族”），甚至前国家社会的氏族系统民族全部被推进到了现代民族的行列。社会主义国家首先使国内民族的性质结构得到了改造，继而随着剥削制度的被推翻、各民族政治平等在法律上的确立，也使民族关系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发展中国家大多产生于民族解放运动，这种国家的民族结构继承于西方殖民帝国的遗留，因而也是多族体、多社会性质和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大多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渗透和国家政治力量的干预，这些国家的民族性质也开始了向现代民族的转变，同时较浓的血缘色彩趋淡而地缘色彩增多，小型族体减少而大型族体增多。但由于国内旧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的掣肘，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改造大多是不彻底的，这在民族结构的变革上也必然不是那么深入的。
b．现代国家具有成熟的国家职能和社会化的经济结构，受其影响，族体形态变化剧烈，民族性质趋向同一。如果说国家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事物的话，那么现代国家无论从其组织形式、统治效能还是对社会的制约范围来看，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国家统摄力已深人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是现代国家赖以支撑的经济基础，而这两种经济结构的共同特征即是经济生活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诞生，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又为社会化的大生产开拓了最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现代国家的族体形态已难以完整地保留血缘纽带，国家出现以后较长时期需要保留的血缘关系随着国家组织严格地缘关系的确立已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代国家的民族文化向普同文化的转易速率是前所未有的，且二者的界限也更加不清晰。这是现代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对民族界限的穿越，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为民族文化信息的传播提供了越来越有效的手段所造成的。与此同时，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国家社会中的各个民族保持自己原有的社会性质已不可能，因为政治上的统一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渗透已足以弥补各民族社会性质上的任何差距，且正如前面所谈到的，社会性质的变动往往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便已发生了的。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国家各民族族体形态和社会性质的变动在不同国家中的速率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这种变动毕竟取决于国家自身功能的完善程度、对社会的干预程度以及经济生活的社会化程度，而正是这些方面，在同是现代国家的国家群体中是有较大差别的。这种差别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它们各自同类的国家之间。现代国家族体形态和民族性质变动的剧烈是从纵向比较上显现出来的。
c．现代国家文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民族关系趋向合理和平等。社会进步总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伴而行的。开启现代国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力量，但也伴随着资本主义新的精神文明。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等原则虽然有它一定的虚伪性和局限性，但就其口号本身来讲，则是人类历史共同积淀的文明成果。因此它成为瓦解封建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成为进步人类共同追求的社会目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将这种目标的实现大大推进了一步，发展中国家也多以此作为自己的立国标准，文明民主成为现代国家共同的社会主流。这种社会主流也不能不对民族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即是不断导向民族关系的合理和平等。民族关系的状况是同社会关系的总体状况相一致的。当人类社会中的被压迫阶级要求解放、建立社会平等的时候，也必然唤起被压迫民族的觉醒。于是民族解放运动也便先后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构成。民族解放运动摧毁了国际民族压迫的锁链，也动摇了国内民族压迫的基石，当现代国家按照文明民主原则相继建成的时候，民族平等的原则也被同时植入新的社会之中了。国内被压迫民族的不懈斗争成为开启这种原则的最大动力，社会公正力量的支持又与之共同促成了民族关系平等的逐步实现。如果说严格的民族等级划分，残酷的民族奴役和压迫曾被过去的社会视为合理和正常的话，那么现代国家中任何公开的民族歧视和不平等现象都将为人们所不能容忍。除个别国家外，现代国家的民族等级和民族歧视至少已在法律中被剔除，大多数国家的民族关系正一步步趋势向公正和平等。当然，依国家性质不同，社会文明水平不同，这种公正和平等的实现程度在各国还是大不一样的。而从民族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总问题的解决这一点来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最终实现民族关系的公正和平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消除民族关系不平等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