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说，朋友对于你毫无益处；我不过解释，能给你身心利益的人，未必就算朋友。朋友的益处，不能这样掂斤播两地讲，真正友谊的形成，并非由于双方有意的拉拢，而是带些偶然，带些不知不觉。在意识层底下，不知何年何月潜伏着一个友谊的种子，咦！看它在心面透出了萌芽。在温暖固密，春夜一般的潜意识中，忽然偷偷地钻进了一个外人，哦！原来就是他！真正友谊的产物，只是一种渗透了你的身心的愉快。没有这种愉快，随你如何直谅多闻，也不会有友谊。接触着你真正的朋友，感觉到这种愉快，你内心的鄙吝残忍，自然会消失，无须说教似的劝导。你没有听过穷冬深夜壁炉烟囱里呼啸着的风声吗？像把你胸怀间的郁结体贴出来。吹荡到消散，然而不留语言文字的痕迹，不受金石丝竹的束缚。百读不厌的黄山谷《茶词》说得最妙：“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以交友比吃茶，可谓确当。存心要交“益友”的人，便不像中国古人的品茗，而颇像英国人下午吃的茶了，浓而苦的印度红茶，还要放方糖牛奶，外加面包牛油糕点，甚至香肠肉饼子，干的湿的，热闹得好比水陆道场，胡乱填满肚子完事。在我一知半解的几国语言里，没有比中国古语所谓“索交”更能表出友谊的骨髓。一个“素”字把纯洁的交情的本体，形容尽致。素是一切颜色的基础，同时也是一切颜色的调和，像白日包含着七色。真正的交情，看来像素淡，自有超越死生的厚谊。假使交谊不淡而腻，那就是恋爱或者柏拉图式的友情了。中国古人称夫妇为“腻友”，也是体贴入微的隽语，外国文里找不见的。所以，真正的友谊，是比精神或物质的援助更深微的关系。薄伯（Pope）对鲍林白洛克（Bloingbroke）的称谓，极有斟酌，极耐寻味：“哲人，导师，朋友”（Philosopher，Guide，Friend）。我有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像薄伯所说，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这五位老师以及其他三四位好朋友，全对我有说不尽的恩德；不过，我跟他们的友谊，并非由于说不尽的好处，倒是说不出的要好。孟太尼（Montaigne）解释他跟拉白哀地（LaBoetie）生死交情的话，颇可借用：“因为他是他，因为我是我”，没有其他的话可说。素交的“索”字已经把这个不着色相的情谊体会出来了；“口不能言”的快活也只可采取无字天书的做法去描写吧。
还有一类朋友，与素交略有不同。这一类朋友人多数是比你年纪稍轻的。说你戏弄他，你偏爱他；说你欺侮他，你却保护他，仿佛约翰生和鲍斯威儿的关系。这一类朋友，像你的一个小小的秘密，是你私有，不大肯公开，只许你对他嬉笑怒骂。素交的快活，近于品茶；这一类狎友给你的愉快，只能比金圣叹批“西厢”所谓隐处生疥，闭户痛搔，不亦快哉。颐罗图（JeanGiraudoux）《少女求夫记》（Julietteaupaysdeshommes）有一节妙文，刻画微妙舒适的癣痒（UnChatouillementexquis，uneczema，lncomparable，uneadorablemenl，d’elicieusegale）也能传出这个感觉。
本来我的朋友就不多，这三年来，更少接近的机会，只靠着不痛快的通信。到欧洲后，也有一两个常过往的外国少年，这又算得什么朋友？分手了，回到中国，彼此间隔着“惯于离间的大海”（Estrangingseas），就极容易地忘怀了。这个种族的门槛，是跨不过的。在国外的友谊，在国外的恋爱，你想带回家去吗？也许是路程太远了，不方便携带这许多行李；也许是海关太严了，付不起那许多进出口税。英国的冬天，到一二月间才来，去年落不尽的树叶，又簌簌地随风打着小书室的窗子。想一百年前的穆尔（ThomasMoore）定也在同样萧瑟的气候里，感觉到“故友如冬叶，萧萧四稀”的凄凉（WhenIrememberallthefriendssolinkedtogerher，I’veseenaroundmefalllikeleavesinwintryweather）。对于秋冬肃杀的气息，感觉顶敏锐的中国诗人自卢照邻、高蟾直到沈钦圻、陈嘉淑，早有一般用意的名句。金冬心的“故人笑比庭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更觉染深了冬夜的孤寂。然而，何必替古人们伤感呢！我的朋友个个都好着，过两天是星期一，从中国经西伯利亚来的信，又该到牛津了，包你带来朋友的消息。
8.朋友与信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和《中国——理性之国》。
朋友相信到什么程度，关系的深浅便到什么程度。不做朋友则已，做了朋友，就得彼此负责。交情到什么程度，就负责到什么程度。朋友不长久，是很大的憾事；如同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妇之间处不好是一样的缺憾。交朋友时，要从彼此心性认识，做到深刻透达的地方才成。若相信的程度不到，不要关系过密切了。
朋友之道，在中国从来是一听到朋友便说“信”宁。但普通之所谓信，多半是言而有信的意思，就是要有信用。这样讲法固不错；但照我的经验，我觉得与朋友来往，另有很重要的一点；这一点也是信，但讲法却不同，不是信实的意思；而是说朋友与朋友间要信得及，信得过。所谓知己的朋友，就是彼此信得过的朋友。我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智慧与情感，了解他的心性与脾气。清楚了这人之后，心里便有把握，知道他到家。朋友之间，要紧的是相知；相知者，彼此都有了解之谓也。片面的关系不是朋友，必须是两面的关系，才能发生好的感情。因为没有好的感情便不能相知。彼此有感情，有了解，才是朋友。既成朋友，则无论在空间上隔多远，在时间上隔多么久，可是我准知道他不致背离；此方可谓之为信。
9.论友谊
[古罗马]西塞罗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哲学家。著作颇丰，今存演说、哲学作品《论著与恶之定义》、《论神之本性》等和政治论文《论国家》、《论法律》等多篇，及大批书简。他的著作资料丰富，文体通俗、流畅，被誉为拉丁语的典范。
公民们：
我以为，友谊的基础是美德。别人相信你有美德，所以才与你建立友谊。你若放弃了美德，友谊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早已定下了一条保护友谊的准则：不要求他人做不名誉的事。别人求你，你也不要做。为了朋友的缘故而做犯法的事，尤其是背叛国家，那是绝对不名誉的，不容辩解的。所以，请朋友做事，必须以名誉为限。如果确认是名誉的，便应毫不迟疑地去做，并且永远热诚。
我以为那些错把功利当做基础的人，实在是丢掉了友谊的基础。我们愉快，不是由于从朋友那里得到了物质利益，而是由于得到了朋友的爱。如果他们的资助使我们得到了愉快，那是因为其资助是出于真诚的爱。请问天下有没有哪一个人愿意在无穷的物质财富中享受，而不准他爱一个人，同时也不准一个人爱他？只有暴君肯过这样的生活。没有信仰，没有爱，也没有对人的信任，一切都是猜疑、犹豫、憎恨，这里绝对没有友谊的位置。因为谁能爱一个自己所怕的人呢？谁又能爱一个怕自己的人呢？
哲人恩尼乌斯说：“在命运不济时才能找到忠实的朋友。”不可靠的朋友大约有两种：一种是在自己得志、飞黄腾达时，忘了朋友；一种是见朋友有难而弃之不顾，逃之夭夭。所以，在上述两种情形之下，仍能想到朋友，而不使友谊丝毫减色的人，才真正难能可贵，才可以称之为神圣友谊。
“我们爱朋友犹如爱自己”——这样说是不恰当的，因为有许多事我们只是为朋友做，而不为自己做。有时去恳求一个卑鄙的人，有时去冒犯一个不该冒犯的人，这些为自己本不值得去做的事，为了朋友便欣然去做。有目共睹，在许多情况下，有美德的人宁肯牺牲自身利益，而使朋友得到欢乐。所以，应该说：“爱朋友胜过爱自己。”
友谊还应该有一条准则：不要为了自己过分钟情友谊、依恋友谊而妨碍了朋友的大事。凡是舍不得离开朋友而阻止、妨碍朋友去尽他高尚的义务的人，不但无知、怯弱，而且简直就不懂友谊。
美德之所以能创造友谊、保持友谊，是因为美德里有和谐，有坚贞，有忠诚，有无私，有明智，有善，有美，有爱。一个人的美德一旦表现出来，便会光芒四射，并且借助这种光芒，照见别人的美德。美德与美德互相吸引，光芒与光芒变相辉映，结果便燃出友谊的光焰。
先看准了朋友，然后再爱他。不要因为先爱了他，就认做朋友。因为，只有心灵值得爱的人，才是值得去结交的人。
10.说朋友之道
冯英子
冯英子，江苏昆山人。曾任上海《大公报》记者，《中国晨报》、《中国日报》总编辑等职，建国后，历任《文汇报》总编辑，《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以写通讯、特写和杂文见长。著有《苏杭散记》、《长江行》、《穆山集》、《相照集》等。
“朋友”这个名称，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是古已有之的，古代的“五伦”中间，就有“朋友”这一伦。据后汉的郑玄说：“同师曰朋，同志曰友。”看来朋与友之间，还有一点儿区别。不过时移世迁，现在我们讲的朋友，大抵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已经有些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味道了。
交朋友要讲一个“信”字。《论语》讲到“吾日三省吾身”时，第二条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个信，就是诚实、不欺之解。朋友而称谓诤友，更要求能诚实、不欺，知无不言，言无不直。因为诤者，争也。能够在朋友面前以言相争，争出一个是非，希望朋友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始称得上诤友。至于那些吃吃喝喝者是酒肉朋友，胁肩谄笑者是吃豆腐朋友，同诤友就大异其趣了。
可是要所有的朋友诚实、不欺，也非易事。因为人的地位不断变化，友谊也常常随之升降。刘邦在泗水做亭长的时候，当然同萧何、樊哙之流很有一点儿友谊，但一旦身登九五，他还是相信叔孙通的办法，要大讲“君臣之义”了。陈余、张耳，落魄时患难与共，休戚相关，总算够得上朋友了吧，但后来却变成你死我活的对头冤家。一面信誓旦旦，一面翻脸不认人，“翻手为云覆手雨，当面输心背面笑”，你得意时锦上添花，你倒霉时落井下石，渐渐变成了后来的朋友之道。无怪乎《今古奇观》中描写的那位楚周上大夫俞伯牙先生，老早就有“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之叹了。有人讲了一句“贫贱之交不可忘”，史家就大书特书，好像从沙子中淘出了黄金一样，也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我以为倘要真正“信于朋友”，使朋友成为诤友，第一条是大家要有点儿雅量。“闻过则喜”，这样的要求不免太高了一点儿，但闻过则思，不勃然变色，过后算账，这是应当做得到的。尽管朋友们的直言有的偏激，有的片面，是否也想一想他们善良的出发点呢？李逵砍倒了忠义堂前那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由于听了不正确的情况，当然是错误的。但原其心迹，他倒是真正维护梁山泊的正义事业的。“梁山泊里无奸佞，忠义堂前有诤臣；留得李逵双斧在，世间直气尚能伸。”
《水浒》作者的这首诗，很有一点儿道理。喜鹊容易讨人欢喜，因为它带来的据说都是喜讯；乌鸦总是使人讨厌，因为它哇哇哇叫得刺耳。其实一个人陶醉于自己的盖世功业之时，听几声乌鸦叫，也可以使头脑保持清醒，不无裨益。倘若查查历史，有些伟大的人物，哪一个不是失败于他踌躇满志、忘乎所以的时候？
当然，一个朋友之能否成为诤友，还有他另外的一面，也就是自己有没有勇气。祸从口出，好像已是我们历史的传统。宋末的蒋捷和清代的顾贞观，他们各写过一阕《贺新郎》，一个劝人“节饮食，慎言语”。一个劝人“辞赋从今须少作”。他们这两位先生，一在南宋亡之后，一在清严酷的文字狱时，噤若寒蝉，自可想见。不过今天倘仍然如此，岂不弄错了时代。我们今天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要广开言路，人人献策，倘讲朋友之道，那么人人应当以诤友自任，“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我们当然不讲封建道德规范，不讲资本主义那一套，我们应当讲我们的朋友之道。但诚实、不欺这两条，恐怕仍然是重要的，倘然像西门庆身边的应伯爵，《白毛女》中的穆仁智，那不是朋友，当然更谈不上诤友，那不过是篾片和奴才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