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台湾的文物事业虽然历经曲折，但毕竟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台湾地区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工作也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发端。我们在谴责和否定日本殖民统治的前提下，对于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文物事业取得的成就还是应该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安志敏在《日人在华之考古事业》一文中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即对中国采取军事、经济等攻势，即文化事业方面亦不遗余力，而其中之较显著者，则当推于中国之考古事业。迄今已逾五十余年，且皆有正式之报告，虽为文化侵略，然对阐明中国古代文化之功绩亦不可没也。”天津《益世报·史地周刊》1946年8月3日第5期，转引自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51页。黄静嘉也指出：“惟从殖民地时期各种留下的公共建筑如总督府、学校、博物馆、医院等，由其规模及结构上，可见规划、设计及施工之认真，虽为震慑殖民地人民而必要，但亦足显示其技术官僚群，不乏具有企图心，亦具一定水准之人员。”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第21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不应因谴责殖民统治之本质，就其技术官僚及其吏治之略具水准，辄予轻易抹煞。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第218—219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时至今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台湾开展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及发表的考古资料，仍然对研究台湾历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战后相当一段时期，对于台湾考古事业在理论与方法上具有重要影响；同时，相对于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内地文物古迹和珍贵文物遭到的肆意破坏、劫掠式考古与大量流失而言，日本学者在台湾的活动基本上能够遵循科学规范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程序，岛内古迹和博物馆受战争影响也小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考古发现和出土的石器、黑陶、彩陶等大量文物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同属一脉，这就以考古学的证据，直接证明了台湾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事实。
第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文物事业，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文化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庇护下，日本考古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日本政府实施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工具，在科学史上是不光彩的。如同纳粹德国对考古学的利用，在台湾进行的文物调查与考古发掘，往往也成为日本为“大东亚共荣圈”寻求理论依据的手段。殖民统治时期，殖民当局兴办的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功能是炫耀殖民者的文治武功，消除台湾人民的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潜移默化地“同化”殖民地人民，与其实施的奴化教育有异曲同工之效。此外，由于长期与祖国大陆隔绝，除厦门大学教授林惠祥曾冒险赴台开展过考古调查等个别例子外，中国内地学者几乎没有机会赴台进行文物保护方面的学术调查研究，也阻碍了台湾文物学术与外界的交流和进一步发展。
第三，应当着重指出并正确认识的是，日本殖民当局对于台湾文物事业的关注，绝对不是基于台湾人民的福祉和台湾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考虑，主要是为了证明日人有能力承担“开化未开化之国土，广被文明之德泽”，有意将台湾作为其统治殖民地成功的橱窗。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第24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所以，包括文物事业在内的台湾各项社会事业虽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有所发展和改善，但在本质上还是日本侵略者粉饰太平、掩盖其在台殖民统治罪恶行径的政绩工程。
§§§第二节伪满时期的文物事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1932年3月，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在日本军队刺刀的保护下宣告成立。在伪满统治时期，文博事业主要由伪满各类文教机关负责管理和具体实施，如吉林地区的文物事业由伪满国务院民生部负责管理。黑龙江地区的文博机构，先后由伪北满特别区教育处、伪滨江省教育厅、伪大陆科学院哈尔滨分院管理。辽宁地区的文物事业在“七七事变”前由伪满奉天省教育厅社教科社会教育股博物馆系管理，“七七事变”后，伪奉天省公署撤销教育厅，各项文博事业交由伪民政厅教育科管理。内蒙古东部地区（即伪满兴安南省、兴安北省和兴安东省）的文博事业先后由伪满兴安总署政务处文教科、伪满蒙政部民政司文教科、伪满民生部文教司、伪满兴安总省公署民生厅管理。金海：《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第57—5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为加强对文物事业的管理，1933年7月，伪满洲国颁布了《古迹保存法》凡十四条，同年9月又颁布了《古迹保存法施行规则》凡十二条。
一、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
伪满洲国成立后，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古学名正言顺地成了日本考古学事业的一部分。蔡凤书：《中日考古学的历程》，第80页，齐鲁书社，2005年。这一时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基本上为日本学者所垄断。实施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的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日本本土的大学或学术机构，如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一类是伪满学术机关，如伪北满特别区文物研究所、伪满铁路教育研究所、伪满大陆科学院哈尔滨分院等。所开展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主要有：
1932年8月，鸟居龙藏应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京支社邀请，前往中国东北为满铁各会社做巡回讲演，借机进行了其第八次所谓满蒙考察活动，在渤海古城、上京城遗址、八面城等处进行了调查发掘和宗教、民俗等方面的调查。
1932—1934年，三宅俊成先后三次赴长山列岛调查，发现许多贝冢，并采集到大量彩陶。
1933年，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金关丈夫、三宅宗悦对旅顺西海沿羊头洼贝冢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有红陶、黑陶、石器、骨角器、占卜用兽骨等和房屋遗迹。
1933年5月，原田淑人等在哈尔滨郊区顾乡屯进行了调查发掘，同年6月，日本早稻田大学德永重康、直良信夫等又在顾乡屯进行了发掘，1937—1938年，伪满铁路教育研究所远藤隆次、野田光雄等在同一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日本人的多次光顾获取了一批动物化石及骨器。
1933年，滨田耕作等调查了义县万佛堂石窟。
1933年6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原田淑人、池内宏主持发掘了渤海上京城宫殿遗址，参加发掘的日本学者有驹井和爱、鸟山喜一、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中国学者金毓黻等参加了部分发掘工作。1934年7月发掘工作结束，出土文物共23箱全部被运回日本；
1933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了以德永重康为首的所谓“满蒙学术考察团”，主要在朝阳、承德、兴隆、赤峰一带开展考古调查。1935年，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对赤峰红山史前遗址进行了发掘，江上波夫、赤崛英三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调查发现了一些史前遗迹与遗物。
1934—1935年，伪北满特别区文物研究所组织了呼伦贝尔和呼兰考古调查。
1937年4月，鸟山喜一、藤田亮策在延边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对珲春八连城宫殿址与寺庙址、和龙县西古城宫殿址进行了发掘。
1937年9月，藤田亮策、山田文英、竹下晖彦等人在延吉市郊小营子发掘了55座石器时代古墓，获取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等文物。
193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等对元上都遗址进行了调查试掘。
1939年以后，岛田贞彦、稻叶延吉等先后对金州望海娲城址、新宾老城和旧老城等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
1939年，黑田源次等发掘了沈阳砂山子辽金墓，岛田贞彦等发掘了普兰店、亮甲店遗址。
1940年，三上次男等发掘了旅顺高尔山山城。
1941年，八幡一郎等发掘了大连长山岛的马石贝冢。同年，原田淑人等发掘了辽阳南林子壁画墓。
1941年，以梅原末治为首，长谷部言人、藤田亮策等日本著名考古学者为成员的考察团，对旅顺、大连地区的史前遗址进行了考察并发掘了长山列岛上贝冢遗迹。1942年，他们又发掘了旅顺老铁山郭家屯贝冢和营城子四平山石冢，出土大量石器、玉器和黑陶。
此外，伪满大陆科学院哈尔滨分院成立后，加强了考古活动，并把大量出土文物掠往日本。日本学者还对辽宁集安高句丽遗址、吉林市郊区的青铜时代墓葬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应当指出的是，在日伪统治东北期间，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并非完全遵循应有的学术规范和职业道德，比如凡是日本学者所了解的渤海国遗迹，不论有无必要，基本上都被毫无保留地发掘了，而且发掘过程并非完全依照考古学规范，有的所谓发掘甚至是掠夺式的“挖宝”，不仅破坏了文物遗迹，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有关考古发掘报告的真实性和学术价值。
伪满时期，极少数中国学者在极端困难和险恶的学术氛围中，也开展了一些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如李文信曾调查了吉林市郊区的原始社会遗存，在东团山至龙潭山之间的旧龙潭山火车站附近铁路路基两侧，发掘了两座汉墓，出土陶灶、耳杯等文物，为论证汉代东北疆域找到了宝贵的实物证据；1939年6月，李文信发掘了沈阳塔湾辽金墓，1940年6月发掘了叶柏寿车站辽墓，7月发掘了建平辽郑恪墓，1941年9月发掘了辽阳玉皇庙汉壁画墓，1942年10月发掘了沈阳南湖汉、辽墓，1943年3月，调查清理了辽阳北园汉壁画墓，1943年，李文信、佟柱臣还调查了内蒙古敖汉旗至辽宁建平的秦、汉长城遗迹，指出这里的长城为燕国所建，后又为秦、汉所沿用。他们根据长城遗址附近出土的遗物，从考古学上证实了中国古代长城存在前后沿用的事实，对于了解中国古代长城的沿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景爱：《中国长城史》，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佟柱臣于1943年对建平、凌源交界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在吉林市郊区他还曾发现过石棺墓群。
二、博物馆事业
1934年，伪满当局在奉天（今沈阳市）设立“国立博物馆”筹备办事处，6月1日正式开馆，馆址在十纬路原汤玉麟公馆。该馆属于历史艺术类博物馆，主要收集和陈列历史、考古、美术工艺品，藏品来源主要包括社会捐赠、政府拨交和日本外务省赠送等，开馆之初共有书画、佛像、铜器、陶器等1285件。1939年3月该馆编入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序列，成为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
1938年5月，伪满国务院民生部在奉天成立“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办事处，同年11月筹备办事处移至伪新京（今长春市），时值伪满洲国所谓的第二期“五年计划”开始，伪首都的基本建设正在大规模进行，在伪满中央政府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支持下，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于1939年7月15日正式对外开放。
伪满政府民生部次长、“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宫泽惟重曾指出建立该馆的主要原因是：“对满洲之大自然无正确理解，绝难图民众之向上，对人文缺乏深刻认识则此共存共荣国家之理想必不能达到。况对外宣示我国文化机关之整备，乃发扬日满两国不屈不挠的决心之事也。”如此冠冕堂皇之语却也一语道破了日本在中国东北施行殖民统治与文化侵略的本质。
该博物馆的主要任务包括：古今内外之自然人文两种科学资料之汇集、整理、保存、陈列；研究所调查来的资料、刊行学术论文，举行平易之讲演；于国内外各学术机关进行联络。该馆馆舍设在长春市大经路，临时租用的展厅建筑面积不足700平方米，分为大小两个展室，计有大小中心柜、壁柜、展桌、展台45个，无盖陈列台24个，全馆馆藏文物及标本共6万余件，其中包括开馆时美国华盛顿国立博物馆赠送的300余册珍贵文献和化石矿物标本，受场地限制，实际陈列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标本资料和民俗文物资料1200件。整个陈列分为动物、地理、矿物、地质和物理五大部分，展品中包括康熙皇舆全景图原版等珍贵文物，有些自然科学方面的展品还可以供观众亲自动手操作。
值得一提的是，伪满上层对文物博物馆事业相当冷淡，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开馆时，曾向朝野名人发出850张免费招待票，但开馆当天前来捧场的不过寥寥52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己购票参观的观众却出乎意料的多，开馆头一个月，观众就达5000余人次，其中绝大部分为中国人。
由于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馆舍狭小，陈列展览和宣传教育活动受到限制，因此馆方十分重视所谓“博物馆的外延扩张”活动，致力于开创“没有馆舍的博物馆”，加强社会教育，对于传统的博物馆办馆理念是较大的突破。其主要活动包括：到长春市内中小学开展巡回展览；吸引中小学教师到博物馆进行科学研究，对其进行短期的自然科学知识培训；利用“满铁福利会馆”等公共场所，每月举行一次“博物馆之夜”活动；组织“科学同好会”，定期举行专题集会、地质学和植物学标本采集指导会、科学旅行；出版发行《国立博物馆时报》（双月刊）和《博物馆论丛》、《满洲民俗图集》等专业刊物；加强与伪满其他学术机关的交流等。
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发展受政治和时局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为日本侵略扩张服务的工具。如1939年元月，即“诺门坎事件”爆发两个月前，为引起人们对于北方边境局势和苏联远东地区的注意，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配合日本关东军举办了“西伯利亚展览会”并发出了所谓“国防紧急警告”；还配合所谓日满文化交流，举办过多次日本奈良、飞鸟朝文物展览，美化殖民统治。此外，伪满当局从1940年开始实施规模宏大的博物馆建设规划，计划建设包括美术馆、自然科学博物馆、人文科学博物馆等分馆和综合文物仓库在内的大型“中央博物馆”，还计划建设满洲民俗博物馆，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因财力关系该计划被迫搁浅。尹承俊、关忠祥：《伪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载《伪满史料丛书·伪满文化》，第118—12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