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敲响了满清王朝的丧钟，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随之而来的却是有枪便是草头王，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年代，“中国陷入一种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1926年以前的民国初期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之一。”〔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第5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与北京政府的反动统治和政局的空前混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处于新旧两个时代交替期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一度活跃繁荣，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自由、封建与民主、迷信与科学的碰撞与交锋相对激烈，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新风，文物保护管理正式成为国家职能，近代考古事业宣告诞生，博物馆事业初具规模，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开始逐渐起步。
§§§第一节北京政府时期的文物保护管理
一、文物事业管理与文物法制建设
（一）文物事业管理机构
北京政府时期，文物事业的管理工作主要由教育部和内务部负责，在业务职能上两部略有交叉，以内务部职责较重。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即设置教育部，其社会司下设图书博物科；1914年，教育部官制经过改革，设立专门司、普通司、社会司及总务厅，其中社会司负责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社会教育事业。文物古迹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工作则由内务部礼俗司负责主管，此外该司还兼理古物的征集、鉴定与展示等事宜。
（二）文物法制建设
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政局多变，国家立法工作亦受影响，几乎每届政府上台都要修改宪法，仅宪法草案就先后颁布了多部，其中涉及文物保护方面的，目前所见者仅有1923年10月曹锟政府颁布的宪法草案第24条第13款规定：“有关文化之古籍、古物及古迹之保存……由国家立法，并执行或令地方执行之。”相对于当时的政局，全国政令尚且无法统一，空头宪法根本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北京政府当局为巩固自身统治秩序，顾及舆论及国际观瞻，在这一时期还颁布实施了一些文物保护管理方面的法规和法令，其主要者如下：
清帝退位之际，1912年1月19日，北京政府即发布《清室优待条件》，其第四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1912年6月，袁世凯发布《保护皇室宗庙陵寝令》，要求原清室守护皇家陵寝的都统、总兵等官员照常供职，确保文物安全。
1914年6月，袁世凯发布《大总统限制古物出口令》，责成税务处“拟定限制古物出口章程，通饬各海关一体遵照。”对于商民私售文物情事，“尤应严重取缔。着由各地方长官实行禁止，以防散佚。”
1916年3月，内务部颁发了《为切实保存前代文物古迹致各省民政长训令》，要求“所有前代古物均应从严申禁令，设法保存。”同年10月，该部又颁发《保存古物暂行办法》五条，要求各地“一面认真调查，一面切实保管，并将办理情形随时见复可也”。《保存古物暂行办法》是民国首部文物保护方面的专门法规，该办法将全国古物分为历代帝王陵寝、先贤坟墓；古代城郭关塞、楼观祠宇；历代碑版造像、画像摩崖；故国乔木；金石竹木、陶瓷锦绣等类别，分类规定了保护管理办法。
1921年5月，北京政府公布了《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令》，其中第1章第3条规定：“凡著名丛林及有关名胜或形胜之寺庙，由该管地方官特别保护。”第2章第13条规定：“寺庙所属古物，合于左列各款之一者，依照现行保存古物法令办理：经典；建筑、雕刻、绘画及其他属于美术者；历代名人遗迹；为历史上之纪念者；与名胜古迹有关系者。前项物品之保存，由住持负其责任。”同年11月，内务部又公布了《著名寺庙特别保护通则》，规定在历史或宗教上有应保存之古迹或为地方名胜、形胜所关之寺庙应受国家特别保护，并要求受特别保护寺庙之住持须对本寺庙及其附属各处所有古物、古迹及建筑物认真保管，不得听其损坏倾塌。每届年终还须将文物保护情形造具详细清册，呈报地方官署查核备案。
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上述法规法令大部分本身就带有应急性质，初具大纲，条文简单，甚至连何为文物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只是泛泛举例，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因而收效甚微。对于文物保护法规方面存在的缺陷，有识之士亦多有微词，1920年3月，时任总统府顾问的叶恭绰呈请总统速拟保存古物法规提交国会审议公布，其在条陈中道：“民国五年，内务部虽有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及古物调查表通咨各省。然有劝无诫，纯任自然。守土者视为具文，盗卖者依然如故。长此不已，无待金人入汴，而古物已东；不必德军破京，而仪器西去矣。是宜仿各国办法，制为法案，提交国会，议决公布。”《总统府顾问叶恭绰致大总统条陈》，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578—57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1924年，北京政府内务部曾拟定了《古籍、古物、古迹保存法》（草案），已经提交国务会议讨论，但“因时局变更，未经议决公布……此项保存古物根本法未能订定实行，则一切详细办法无从拟议”。《内务部致税务处复函（1925年12月）》，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18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此外，北京政府时期，政局动荡，各部无心公务，仅限制文物出口一项工作，内务部与税务处等部门就立法问题互相扯皮十余年之久，虽文牍往来频繁，但却毫无实效，文物流失国外如故，海关无法可依，只有徒叹奈何。
任何法律必须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不能仅凭几条法规空文就得出北京政府时期文物保护管理即已走上法制化轨道的结论，但对于刚刚尝试民主共和政体的中国来说，百废待兴之时，尚能顾及文物事业已属难得，不应抱有过高期望。
二、文物普查1916年10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在颁布《保存古物暂行办法》的同时，还发出《内务部为调查古物列表报部致各省长（都统）咨》，曰：“我国地大物博，开化最先，古代流传，何可胜纪。顾以历经浩劫，销沉已多。公家所保存，不及百分之一，私人所搜集，每集散亡。……倘不亟谋保管，必至日渐销亡。本部保存古物，职有专司，凡物品之征求，保管之方法以及出售之限制，现正次第筹画，将以谋全国古物之保存，自当以分类调查为起点。且查有清季年，前民政部曾咨行各省调查古迹有案，中更事变，册报尚稀。兹特准酌国情，特制调查表及说明书，咨送查照。即希通饬所属认真调查，按表填注，限期送部，藉便考查。”北京政府内务部《为调查古物列表报部致各省长（都统）咨》，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199—20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随令还颁发了调查古物表式和古物调查说明书。调查项目分为十二类，即建筑、遗迹、碑碣、金石、陶器、植物、文献、武装、服饰、雕刻、礼器、杂物。调查以县为单位，调查表名称为某某县古物调查表第几类，表列名称、时代、地址、保管、备考等五个栏目。有的省份在调查汇总时结合自身实际对调查项目作了调整，如山东省在汇总时，将原来的12个调查项目简化合并为遗迹、祠宇、陵墓、金石、杂物、建筑（仅收古塔）六类，另有曲阜礼器一项。由于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有效控制地区极为有限，加之时局不稳，将调查结果按期报部的仅有京兆、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故此次文物普查并不能反映当时全国真实的文物家底。
三、文物保护维修北京政府时期，官方的文物保护维修工作几无建树。唯一的亮点是对“三孔”（孔府、孔庙、孔林）的修缮保护。值民国肇兴，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之际，北京政府却极力宣扬尊孔复礼，当局连续发布了《尊崇孔圣令》、《尊孔典礼令》、《规复祭孔令》等，并颁布了《崇圣典例令》，规定“曲阜林庙于修缮工程必要时，由该管地方长官勘估，报内务部核准修缮。”自1919年起，北京政府每年拨2000银元，作为“三孔”的日常维修经费，至1928年停止。山东省对“三孔”修缮亦极为重视，1915年，曲阜县知事修葺孔庙寝殿，并疏浚孔林洙水；1925年，山东省拨款及各界捐款共3．8万余元修葺了孔庙寝殿、神庖等建筑；1926年，山东省拨款3．4万余元维修了孔庙奎文阁前各建筑物。由于孔老夫子的超然地位，连军阀混战也不得不敬而远之，1925年12月，军阀张宗昌部与吴佩孚部在曲阜吴村、姚村一带交战。衍圣公府以“连日炮声隆隆，震动林庙”为由，电请张、吴将战线划出曲阜县境，并请“慨捐银洋4万元以助孔庙寝殿修复工程”。
与“三孔”受到的特殊关照相比，其他文物古迹就只能靠地方官绅的政绩工程延续生命了，如1915年5月，吉林省扶余县县长孔郁吾，因大金得胜陀颂碑碑石折半，风雨剥蚀，“怪其伟丽工妙可喜之物，又岂能听其湮沦磨灭散弃于山崖印莽之间，而与此终古乎？”遂令人“补其破坏，建树碑亭，鸠工它材，举而成之，或亦考古者之一助欤”陈相伟，李殿福主编：《扶余县文物志》，132页，吉林省文物志编修委员会，1984年。。而且，在这一时期，由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古迹被拆毁，如1915年，北京正阳城瓮盛被拆除；同年因修建环城铁路，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等4座城门的瓮城被拆除；1921年，德胜门因年久失修，糟朽严重被拆毁，仅保留了箭楼。
§§§第二节严峻的文物安全形势文物事业的发展需要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北京政府时期的动荡局势给文物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
一、军阀混战对文物安全造成的威胁军阀混战为北京政府统治时期之一大特色。1912年，始建于明宣德年间的北京皇城东安门在兵变时被焚毁；民初二十年间，四川省内各派军阀的大小混战达478次，几近平均每月两次。
制止内战大同盟编：《四川内战详记》，中华书局，2007年。川境古迹多有损毁；其他各省文物古迹亦受战火之累，如1920年9月，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溃逃至中国新疆的白俄军队900余人，由新疆省政府奉北京政府命遣送到敦煌莫高窟临时安置，该部在洞窟内生火造饭，熏黑许多珍贵壁画，并肆意破坏洞窟内的塑像，在壁画上胡乱刻画，甚至在一个宣讲莲花经的坐佛口中“喷出了一些斯拉夫人的下流话”，使莫高窟文物受到严重损坏，直至1921年8月，白俄军队才被甘肃省当局遣送出境；1926年9月，军阀邓如琢纵火南昌章江门一带，“大火延烧三日，街巷尽成焦土”，千年滕王古阁化为灰烬；同年，国民军与晋军的交战使著名的山西应县木塔身中炮弹200余发。各地军阀还利用驻防之便大肆盗掠文物，1912—1913年，两任热河都统或以离宫文物赠人，或“大肆拆毁山庄古建，盗卖木材”，期间，避暑山庄的戒得堂、芳洲亭、永佑寺等均被拆毁。1914年，又以修建兵营为由，拆毁了溥仁寺前后配殿及廊房32间；1917年，张广建任甘肃督军，对敦煌文献“尽量搜求，不少无耻官僚用为谋缺工具”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编：《甘肃新志近百年大事志初稿（1911—1924）》，甘肃省图书馆藏手稿。。1926年，热河保安司令汤玉麟将承德避暑山庄内千佛阁等处的镀金铜佛、铜罗汉、铜香炉、万佛龛金佛等大量珍贵文物运走。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二、盗窃盗掘对文物安全造成的威胁
1914年，美国人卑斯博与北平琉璃厂古玩商“尊古斋”及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相勾结，并串通陕西督军陆建章，将昭陵六骏中的风露紫和拳毛涡偷运至美国，后入藏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20世纪20年代，中原一带盗掘古遗址、墓葬之风蔓延，洛阳为九朝古都，地下文物丰富，盗墓狂飙突起，或数人合资，或个人独资，成立公司，雇佣民工，明火执仗地钻探发掘，农民不种庄稼，以土地入股，坐视盗墓者在自家田地中干得热火朝天，由于每处发掘现场聚集多至百人，间接带动了餐饮业繁荣，“卖小食的亦随之而至，俨然如边地的集会”见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而地方当局不仅不严厉阻止和打击，竟然设立专门机构，凡出售盗掘出土文物均公开抽头征税。大量的出土文物不仅吸引了国内的古玩商人，还使外国学者和古董商人趋之若鹜，如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不仅收购了价值数十万元的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珍贵文物，还亲自到洛阳附近金村的汉代墓葬考察，后著有《洛阳古城古墓考》。盗掘古墓葬之风在最为登峰造极时，连近代新坟亦不放过。1925年11月，军阀党玉琨在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沟进行大规模的盗宝活动，至翌年7月共挖出商周秦汉历代青铜器千余件，其中完整的有740多件。参与盗掘文物活动的约千人，每天四五百人轮番换班挖掘。为调剂盗掘期间的文化生活，还连唱3个月皮影戏，可见盗掘活动规模之大。因为盗掘目的不是出于科学研究，发掘方法也比较野蛮，挖到铜器留下，挖到陶器，不是随手扔掉，便是打碎，也没有详细的发掘记录资料，苏秉琦先生在《斗鸡台发掘报告》中说：“陕西地下如仰韶期之红陶、灰陶，虽不少概见，而带色陶片，在考察范围之内尚不多有，而斗鸡台则因前数年党玉琨之发掘毁弃，地面上石器碎块、带色陶片却时时可遇。”高次若，刘明科：《党玉琨盗掘斗鸡台文物始末》，载1999年8月2日《中国文物报》。盗掘破坏了该遗址的考古学价值，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三、文物流失对文物安全造成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