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在上海出生，满月后，就被送到故乡——浙江省镇海县高塘村（高塘村现属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祖母托人在邻近的横河村，为我请了一个奶妈。奶妈喂养我十个月，然后把我送回了高塘。
祖母说，奶妈离开我时，我大声哭，因此奶妈又奔回来抱我，抱到我睡熟了才走。走时，她大声哭了。
一九八八年，我工作调动回到了故乡，就认真地寻找我的奶妈，但最终得到的消息是她已去世多年了。
我自然是见过我的奶妈的，可当时我太小了，没有留下丝毫的记忆。我长大后，曾问过祖母，我的奶妈漂亮吗？祖母回答说，你的奶妈很漂亮！我听了感到十分高兴。有时我也想，我从小到大，一直喜欢农村，并不留恋城市，到现在，我还时常盘算，如何在农村的一个地方度过我的晚年，这大概和受过农村妇女的哺乳，多少有点关系吧。
二
一九六二年初，农村的自然灾害还没结束，我和父母一起回乡过年。那次回乡，除了过年，父母还要和我的三个弟弟团聚，三个弟弟自断奶后，一直就托祖母照看着；同时，我们还要参加隔壁一位阿姑的婚礼。
对那场婚礼，我留存至今的印象，仿佛是新娘回门时的情景。那一天，大碶方向走来了一队人马，他们簇拥着新娘的摇篮，从汽车路上，拐过一个椭圆形的大池塘，渐渐走近了村口——碾子门口；阳光照耀着，阿姑穿着花衣裳，懒散地斜卧在摇篮里，细细地吃着一块饼干。那只被她揽在怀里的饼干箱，在太阳底下金光闪闪。
我在上海，被全托在一家幼儿园里，虽然一天三顿，不至于挨饿，但下午的点心，比如饼干和藕羹，确已很久看不见了。所以，当新娘的摇篮，在平屋前的大水缸旁歇下，我的目光仍离不开那只饼干箱。我的三个弟弟，也挤在围拢来的人群中，他们的目光，比我更加灼热的目光，同样集中在饼干箱上；接着，我们情不自禁地跟着饼干箱，一起走进了阿姑的闺房。
短暂的热闹过去了，在寒冷而晴朗的天气里，母亲把我们叫拢，跟她到老屋附近的空地里去挖荠菜。我们四个小人，分散开蹲在地上，拿着不知什么工具，使劲地挖草，当母亲挖到了荠菜叫一声，我们就抢着把篮子送过去。
也许是挖荠菜挖出了劲头，我总想再干点农活，因此，看到一位阿太门前的地里种着一片“大菜”，我就兴冲冲地走过去，用力拔起一棵，不料，发现那棵大菜的底下，竟还连着一个红色的东西，再拔一棵看看，还是有；于是……当大人发现赶来阻止我时，将近半分地的萝卜，差不多都被我拔出来了。这些受伤的萝卜，立刻都被种了回去。但母亲为此事，一直心里不快，说我搞破坏。许多年后，我们又曾说起此事，母亲说当时真的要打我，幸亏阿太赶来，把我领走了。
我们要回上海去了，拂晓时分，就都起床。祖母拿着油灯，在灶跟间和外间走动，张罗着叫我们吃早饭，空中弥漫着清炒荠菜的香气。然后，大叔挑着行李，父母和我跟在后面，一起走上了漆黑一片的镇大公路。这十来里路，我们似乎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走上一座有木头栏杆的大桥。那时晨曦初露，映照着桥下静静流动的河水，我清楚地听到父亲对母亲说，过了这座桥，大碶车站就快到了。父亲的这句说话声，直到现在还响在我的耳边，只觉一瞬间，却已四十多年过去了。
三
“文革”开始不久，学生罢课闹革命，父母怕我们闲荡在社会上，早晚要惹祸，就又让我们回到了故乡。船抵宁波的那天，正好是一九六七年的元旦。
不久便过年了，到元宵节前夕，却下起了鹅毛大雪。我清晰地记得，正月十四的那场大雪，下到傍晚时分才停住。晚饭后，大人都早早进了被窝，我们则跟着小叔叔，出门去闹元宵。这时东方的天空中，已升起了一轮明月，小叔叔大声地说，你们看，汤团浮到天上去啦！
乡下的孩子闹元宵最高兴的，是可以到田野里去尽情地放火，这也就是，把经过严冬还留在地里的稻秸和枯草，到处点燃起来。可是那天，我们却看到田野里全是厚厚的积雪，四处寂静无声；唯有田塍沟渠之上，一队队渴望放火的孩子，像秋叶一样团团乱转。我们冷得发抖，心里又感到失望，就转身回家去了。
我们回到家里，小叔叔去灶跟间，给油灯加满了油，再把它端到窗前的桌子上。然后，我们叔侄五个，在外间的床上，全都靠墙坐进了被窝，也全都瞪大了眼睛，一声不响地——看油灯闹元宵！
天气逐渐地暖和，我们要去跋泥涂了。对于泥涂的记忆，在我，最生动真实的部分，并非那些跳鱼、沙蟹、蛤皮，或者泥螺，而是一个瘦弱的女人的身影，和伴随着她的身影的海潮声。
海边村里的一个小朋友和我们说，这个女人的老公自杀了，所以，她得了神经病，每天就蹲在泥涂里，饭也不吃，拿一个竹枝做的圈套，在捉蟹。我后来发现，她还把这只圈套，放在带尾巴蛏子的三眼的透气孔上，她是在等着蛏子出来吗？
她就那样一直蹲在开阔的泥涂上，孩子们说说笑笑地走过她的身边，大人们蹬着泥蜢船飞驰往返。潮水上来了，我们奔跑着离去，她却一动也不动，在越来越响的海潮声中，像一块黑乎乎的礁石。我们曾一个个立在海塘上，紧张地朝她的方向凝望，直到她终于慢慢地从海水里站立起来，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转身回家去了。有一次，趁晚潮退去，我们提着玻璃灯去拾泥螺。在灯火闪烁、人影晃动的海边，我们忽然发现，她也蹲在泥涂里。
我总觉得她很可怜，有一天，我的脚被石头硌破了，就在离她不远的一块礁岩上坐着。不知为什么，我看着她，叫了她一声阿婶，还从木桶里，捉了一只红旗蟹（它扬着巨大的独螯，又叫招潮蟹），丢到了她的手边。她拿起它，在水洼里涮一涮，扔到嘴里咔嚓咔嚓吃掉了。我又丢了几只沙蟹给她，她全都扔到嘴里吃掉了……
跋泥涂自然是赤脚的，但我们不论做什么，几乎都不穿鞋。白天的“工作”，诸如滚圆石（读作擂木圆）、赌牌、摔跤（读作殴倒跌），吵架等，都是赤着脚；到了，夜晚，去抲田鸡、夹黄鳝，也是赤着脚。我们到乡下时一人一双的解放跑鞋，后来回到上海基本还是新的，令母亲又惊又喜。
我赤着脚，从铺满碎石子的公路上走到大碶，至少有三次，而最远的一次赤脚出游，是去新碶老街，来回一共走了三十来里路。长长的灰白色的新碶的老街，除了寥寥几个行人，店门口许多门板，路边上几只空箩筐，我似乎没看到什么东西，只有一股很难闻的鱼腥气始终缠绕在鼻尖。我摇摇晃晃地走到街尾，再寂寞地折返，心里觉得，还是半路上的备碶村要有趣得多。
备碶应该是一个渔村吧，我扑在狭窄的碶桥的石栏上，看到并不宽阔的水面上挤着许多条渔船，细长的船桅交相斜矗，渔妇们正在甲板上煮饭，饭菜的香味扑鼻而来；有小女孩安静地、蹲在船舷边拉尿，也有小男孩大叫着、从岸上跳下去……我的舅公——我祖母的哥哥，曾是这里的一个渔民，他因病在上海去世了。我听大人说，舅公一辈子受尽了海浪的颠簸，最后能死在陆地上，能死在安稳的床上，真的要算是他的福分。
我那天回到家，祖母已经去一里路外的下朱村头张望我两次了，她担心我到了备碶去寻找舅公的老房子，怕我一个小人会被什么东西吓着。
狗叫声到处都差不多。这许多年了，不管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我听到狗叫声，有时蓦地就记起了祖母家养的乌利狗。乌利是一条雄壮的大黑狗，是我十二岁那年的好朋友。我在高塘住了五个月，要回上海去了，上汽车前搂住它的脖子，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四
我这一别，就将近十年，直到一九七六年，才重新回到了故乡。那一年的六月下旬，我利用工休时间（我在工厂从事的是一个特殊工种，所以有这样的待遇），自费旅游江浙，但到高塘时，身边已经没有钱了。一双皮鞋的前半截，鞋面都已和鞋底分了家，好像鲸鱼张着大嘴，我用一根细绳子把它们绑在一起，勉强走路。到家后，我脱了鞋，交给了祖母，她马上拿着到街里去修理，不久就拿回来，里外清洗干净，晾在窗台上。
祖母还给我买了二角钱的水果糖，她说我瘦多了，脸色也不好，路上吃点糖，总归可以提提精神。我吃了两颗糖，把其余的都悄悄地塞给了我的两个年幼的堂妹。
我第一次见到了大阿婶和小堂妹。大堂妹出生后，曾随祖母去过上海，所以我一见到她，就亲热地抱起她；小堂妹头顶一根冲天辫，老是站在门槛上，还踮着脚尖，用沙哑的声音，起劲地叫我哥哥。我觉得家里，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气象，好似吹拂着一片宜人的春风。我选择了门前，要大叔一家坐在长凳上，以苦楝树和石捣臼为背景，用120相机（我从上海的邻居家里借来的）给他们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大叔现在还藏着。
按照我的“壮游”计划，在高塘只能住一晚上，第二天就要从穿山去定海，再到沈家门，前往普陀山。那天的晚饭，祖母要让我吃好，照乡下的办法，她从隔壁的婆婆家里，借了两碗荤菜过来。我现在不记得那两碗是什么菜了，总之，我一筷也没动。祖母要给我搛，我说阿娘，这菜不要动它，我吃了，你和大阿叔就要想办法还，现在家里人多了，负担也重了，我过几天回到上海，就有肉吃了。祖母听了我的话，才勉强停下筷子，不给我搛菜了。
灶跟间后面的芦苇泥墙上，挖有一个方洞，洞的那边，便是婆婆家的灶跟间。那天晚饭后，借来的菜还回去时，我听祖母在墙洞前，轻声地和婆婆说，菜没有动过……
第二天，我离开高塘和亲人，到穿山码头上了船。我在船舷边，再一次伸长脖子回望故乡的沿海一带，其时正值一九七六年六月下旬，我并不知道，就从七月开始，我的祖国，将要接连经受一个又一个重大而又严峻的考验；我也并不知道，我的故乡，将会在不久之后开始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天，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我的心中，只是涌动着一种难以排解的感情，就是舍不得离开亲人，舍不得离开故乡。
船是机动的小客轮，我坐在舷窗边的位子上，感觉到无尽的海潮就在肩旁起伏。薄雾刚散，客轮便启碇驶向东方，经过长腰剑岛、里神马岛，再穿越拦门礁，汽笛声在辽阔的天空回荡，海鸟自由飞翔，太阳渐渐升高，客轮转向东北，航速提高，乘风破浪，驶入了波澜壮阔的峙头洋……
2009年3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