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
本篇论述的是保守政权的策略。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对内“无疏其亲，无怠其众”；对外是“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政治上“无借人国柄”，防微杜渐；经济上富国殷民。接着进一步阐明了疏亲、失众以及“借人利器”的危害。最后指出，应以仁义敬众、合亲，这样就能达到“天下和服”的目的。
“译文”
文王问太公说：“如何才能守卫国土呢？”
太公答道：“不可疏远宗族，不可怠慢民众，安抚左右近邻，控制天下四方，不要把治国大权委托别人，把治国大权委托别人，君主就会失去自己的权威。不要挖掘沟壑去堆积土丘，不要舍弃根本去追逐枝末。太阳正当正午，要抓紧时机曝晒；拿起刀子，要抓紧时间宰割；执有斧钺，要抓紧时机征伐。正午阳光充足时不曝晒就会丧失时机；拿起刀子不宰割也会丧失时机，手执斧钺不杀敌，敌人就会乘虚而至。涓涓细流不堵塞，将会汇成滔滔江河；微弱的火星不扑灭，将会酿成熊熊烈火而无可奈何；刚萌芽的两片嫩叶不撷除，最终必得用斧柯去砍伐。所以，君主必须努力使国家变得富足。不富足就不能实行仁政，不行仁政就不能团结宗亲。疏远自己的宗亲就会受害，失去自己的民众就会失败。不要把统御国家的权力交给别人，统治权交给别人，就会被人所害而不得善终。”
文王问道：“什么是仁义呢？”
太公回答说：“尊重自己的民众，团结自己的宗亲。尊重民众就会和睦，团结宗亲就会欢喜。这就是行仁义的准则。不要让人篡夺了你的权力，要根据自己的明察顺应常理去处理事务。对于顺从自己的人，要施予恩惠加以任用；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就动用武力给予消灭。遵循上述原则而毫不迟疑，天下就会和顺而驯服了。”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守土奈何？”
太公曰：“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无掘壑而附丘，无舍本而治末。日中必替，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替，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无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而不终其正也。”
文王曰：“何谓仁义？”
太公曰：“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
“例证”
“借人国柄，则失其权”，“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这是本篇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东汉末期，皇帝大权落入外戚、宦宫之手导致衰亡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外戚就是皇帝的母家和妻家的亲戚，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东汉初期，为了防止他们干政，对他们的控制比较严格。但到了中叶以后，皇帝多是幼年继位，由母后临朝称制。外戚把持朝政，皇帝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皇帝为了摆脱外戚势力的控制，只好依靠身边的宦官，铲除外戚势力，结果大权又落入宦官手中。无论是外戚或宦官，他们都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任人唯亲，打击异己，卖官鬻爵，搜刮民财，造成政治的极端黑暗和腐败。
从顺帝经冲帝、质帝到桓帝的二十余年间，粱商、粱冀父子相继掌权，外戚势力发展到了顶峰。梁冀凶残贪暴，骄横跋扈。有一次，九岁的质帝开玩笑地称呼他为“跋扈将军”，他便将质帝毒死，另立他十五岁的妹夫刘志为帝，是为桓帝。朝廷大事都由他独断，甚至连皇帝也不得干预，百宫更不敢违背他的意志办事。梁冀公开贪污受贿，搜刮财富，敲诈勒索，广求珍宝，穷奢极欲。后来，梁冀的两个妹妹皇太后和皇后相继死去，他失去了靠山。这时，早已对他心怀不满的桓帝同几个宦官合谋，消灭了粱氏势力。
粱氏势力被消灭后，朝权又转移到宦宫手里。帮助桓帝诛灭梁氏的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五人，同日封侯，还有一些小宦官也被加官晋爵。这些人也同样是一群贪婪残暴的吸血鬼，他们竞相修建华丽的第宅，又派姻亲宰州临郡，任意勒索民财。单超等五个宦官和他们的亲属“虐遍天下，民不堪命”。人民痛恨地称呼他们为“左回天”、“徐卧虎”。“具独坐”、“唐两堕”等。在他们的统治下，东汉政治乌烟瘴气，黑暗混乱。
就这样，东汉朝政在外戚和宦官手中不断转换。伴随这种恶性循环的不断发展，东汉王朝也逐步走向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