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平衡的临界点
2011年11月初，英国经济学家信息部（EIU）的每月预测显示，当年巴西GDP将达2.44万亿美元，继上年取代意大利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后，2011年将超越英国的2.43万亿美元，晋升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最近十多年来巴西经济一直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2010年巴西经济增长率达7.5%，创造了自1985年以来的新高，成功摆脱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相比之下，欧美主要经济体仍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潭，经济仅有非常微弱的增长，或者是面临经济衰退的危险。
EIU巴西首席经济师伍德称，巴西的“超级经济周期”将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力度将减缓。EIU预测，2013年巴西经济将可能被印度超越，但因2014年主办世界杯将会重回第六大经济体的位置，2020年更将超越欧洲国家，甚至踢走德国成为第五大经济体。
从最近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来看，“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都比较迅猛。除了经济明星巴西，我们更不应该忽视印度。经过媒体及网络的渲染，印度存在着一定的浮夸风，但印度最近20多年的经济进步仍是有目共睹的。
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和金融领域的改革，在改革中，印度实行市场自由化，改革国营企业经营机制，扩大私营企业经营范围，改革金融体制，实施外贸自由化。拉奥政府的“经济革命”很快使印度为西方国家所瞩目，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印度已连续多年保持了约6%的经济增长速度。
在21世纪，印度经济表现仍然十分抢眼，2001年和2002年，印度GDP分别增长5.8%和4%，2003年即达到了8.3%。此后的2004～2005财年、2005～2006财年、2006～2007财年，印度经济增长率则分别达到了7.5%、9%、9.2%。
除巴西与印度以外，中国在21世纪前10年的表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世界各国的注视下上演着一场不断超越的大戏。2005年前中国一直在第六位和第七位之间交替，而2005年超过法国成为世界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位居第四，2008年超过德国跃居第三，2011年又一举超过日本位居第二。
如果将时间拉长，从最近40多年世界各国经济总量的对比来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
前后两个榜单中，都没有苏联的位置，这主要是由于保密和计算方法的差异，苏联在国民经济核算上采取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核算体系（the 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s， MPS），认为第三产业并不创造财富，和美国等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有巨大的差异。这也造成苏联经济数据始终扑朔迷离，我们很难将苏联的经济实力与美国进行比较准确的对比，国际上也出现了高估和低估两派针锋相对的斗争。
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统计署的折算，1970年苏联GDP总量应为4334.12亿美元，1980年达到9400.38亿美元，1990年更高达15329.9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长期处于世界第二位。尽管由于日本的跨越式发展，苏联在1989年才被判定失去世界第二经济体宝座。但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所受打击巨大，1990年俄罗斯GDP高达6000亿美元，但到1994年迅速降到3259亿美元的最低值，此后才逐步回升。不过这也掩盖不了曾经的世界霸主沦落为发展中国家的尴尬。
中国由于长期实行与苏联一样的核算系统，再加上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官方人民币与美元的汇价并不具有参考价值，中国的位置一直不确定。据《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1970年中国GDP总值为2252.7亿元人民币，如果人民币兑美元按5：1的汇价计算，中国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第10位左右。
仅过了20年左右，世界经济秩序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强弩之末，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在世界经济位次表中日益靠前。从目前趋势来看，债务危机还将加重欧美国家的衰退，进而引起世界经济的动荡，这也将导致欧美在世界经济中的排名不断靠后。
在欧美众多国家中，美国经济的衰落则相对明显。有数据显示，在“9·11”以前，美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10年后则下降到23%。2010年美国GDP高达15万亿，是第二名中国的2.5倍左右，但美国的GDP有较大的水分。在用支出法核算中，美国的GDP有一部分是虚拟的房租，即便是自有物业，不产生任何现金流，仍可以创造出社会财富，这部分有近2万亿美元之多，而在用生产法核算中，政府并不是财富的创造主体，美国的GDP中计算了1.74万亿美元，美国实际的GDP在10万～11万美元。①
除了经济实力的天平在向发展中国家倾斜，欧美国家普遍面临着人口危机。
以每秒两个多新生儿降生的速度计算，全球人口在2011年10月31日迎来第70亿名成员。世界人口达到70亿人的这一天，距“60亿人口日”不过12年。如果把人口增长看做滴答作响的时钟，那么这台钟在20世纪明显走快，每增加10亿人口的间隔越来越短。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统计显示，世界人口从10亿人增长到20亿人用了一个多世纪，从20亿人增长到30亿人用了32年，而从1987年开始，每12年就增长10亿人。
世界总人口在不断增长，但世界人口的增长却极其不均衡。发达国家人口要么已经停止增长，要么增长缓慢，而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仍然很快。每年新增的7800万人口很大一部分分布在最贫穷的一些国家。2005～2010年，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6，其中低于1.3的国家有14个。在150个发展中国家中，2005～2010年，仍然高于每个妇女生育5个孩子水平的国家有27个。
据联合国另一项人口预测，到21世纪末世界人口还会增加30亿人左右，但其中97%的新增人口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从21世纪初的82%上升到87%，发达国家的比重相应地从18%下降到13%。
发达国家除了人口的停滞，另一大问题是老龄化，这给发达国家经济的恢复蒙上了一层阴影。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是意大利和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19%；其次是希腊、德国、西班牙、瑞典。平均来看，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比例已达15%，预计到2050年这一人口比例将会翻一倍。
日本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在1975年前是不断增加的，为日本经济腾飞奠定了人口学基础。也就是说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过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进行产业升级后，不但15～64岁的劳动力在不断增加，而且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也在不断增加。黄金年龄段的人口于1975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减少，90年代又出现过一个高峰。日本的国力随着黄金年龄劳动力的不断增加而增强，到80年代后期曾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就一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有“日”薄西山的趋势。对于日本的衰退，很多人给出了解释，有人说是因为日元升值、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银行体系问题，但人们往往忽视人口结构的因素。90年代后，日本15～64岁总劳动力开始减少。总劳动力减少标志着国力即将衰退。在国力下降的过程中，不但无力消化过去的老问题，而且会因为老龄化出现新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丛生，日本政局也变得不稳，首相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最近20多年，发达国家的社会总抚养比一直低于50%，比1950年、1960年、1970年都要低，是负担最轻的时期。但是从2010年开始，发达国家总劳动力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减少，意味着也将出现经济乏力。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从2010年开始，发达国家的总抚养比将快速增加。在这个紧要关头，债务危机又降临到发达国家头上，经济和人口的双重打击也预示着发达国家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世界经济格局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巨变。
托尔德西拉斯，是今天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西北150公里处的一个小镇。今天的小镇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但是它在世界历史上却是大名鼎鼎。1494年6月7日，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在这里签署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这是一个今天看起来非常奇怪的条约。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佛得角以西2056公里或者西经48°～49°，从南极到北极划出一条分界线。在分界线以西的地区，专有权归西班牙，葡萄牙的远征考察活动只能在分界线以东进行。两国都不得占领已经归属基督教统治者所有的任何领土。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个由两个国家瓜分世界的条约。
1800年欧洲人或前欧洲殖民地（在南美和北美）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35%，1878年这一数字为67%，1914年为84%。到了1920年，当奥斯曼帝国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瓜分时，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1800年英国包括1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000万人口。到了1900年，维多利亚女王朝代的“日不落”的英帝国包括1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9亿人口。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欧美数个发达国家统治全球、决定其他国家和民族事务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
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就业人口的增加，人口增长的停滞则意味着就业人口的萎缩，经济增长的潜力将大打折扣。一边是发展中国家欣欣向荣，对未来充满希望，而另一边则是发达国家暮气沉沉，让人看到的只有落寞。国家政治影响力是经济实力的自然延伸，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显著上升，这也直接提升了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2009年5月，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马绥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文，称当前世界存在着“三种情绪”，其中欧美国家则表现得“忧心忡忡”，它们忧心恐怖主义，担心经济衰退，害怕失去竞争力，也害怕失去影响力，而中国等亚洲国家则“充满自信”。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从G8到G20，权杖的移交
现代的民族国家最早出现于中世纪的欧洲，在与另外三股势力——宗教势力特别是教皇势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势力以及各种行会与地方封建势力——的斗争中逐步占了上风，并成为政治权力的主要存在形式。17世纪以后，民族国家开始成为现代国际制度的主体，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主权国家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享有排他性的权威，不干涉别国内政和社会制度成为国际关系新秩序最主要的原则。民族国家的基本准则因1648年欧洲国家之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等政治文件而被固定下来。①
工业革命后，老欧洲在世界舞台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主角，世界霸权的争夺也一直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奥匈帝国、芬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之间展开。民族国家原则仅仅适用于欧、美、日等经济和军事强手，只在这些国家之间才有对领土与主权的尊重，才有国家作为国际法行为主体所享有的合法性。欧美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可以肆意征服、占有或殖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国家纷纷开展争取独立与平等主权的运动，世界秩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走向平等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趋势，对国家使用武力提出某些限制。国际秩序某种程度上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代表的秩序从欧洲国家团体向世界范围内扩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反映的原则不再是欧洲国家的特权，在理论上，世界上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享有平等的主权。《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明确规定，联合国的组织原则是“各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将主权平等原则写入《联合国宪章》“在主权观念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由于自身实力强大，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并不满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秩序对不发达国家主权的承认，试图以美国、北约或其他由西方单独组成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充当新的国际秩序的立法者与执法者，以实现所谓的“新世界秩序”。
联合国仅成为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其霸权的工具，它们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肆意入侵他国或干涉别国内政。在阿富汗问题上，当联合国不对其进行授权时，美国拉上北约，派兵推翻塔利班政权；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仅以萨达姆政权“可能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甚至撇下北约，只拉上英国、澳大利亚就开始了，根本不顾及伊拉克人民及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感受。美国多次扬言要抛弃联合国框架，另起炉灶。
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首先提出挑战的是苏联，并组成传统“欧洲国家团体”之外的另一个权力群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凭借其雄厚的实力提出“马歇尔计划”，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并同时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而时任苏联领导人的斯大林认为，该计划会严重威胁到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不久，苏联就出炉了著名的“莫洛托夫计划”，划出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而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在军事上，美国主导的“北约”对抗苏联主导的“华约”；在经济上，欧美主导的关贸总协定对抗苏联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两大阵营旗帜鲜明，刀来剑往。美苏争霸也成为20世纪下半叶国际关系最重大的主题。但这种对抗也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结束，世界重回欧美主导的局面。
不发达国家一直在争取自己的权益，批评这种国际秩序过多地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批评这种经济秩序对不发达国家是一种剥夺，但由于自身经济力量的孱弱，只能享受表面上的平等。据统计，从1960年到1990年，最富的20%的国家在世界财富中所占的份额从70.2%上升到82.8%；而最穷的20%在世界财富中所占的比重则从2.3%降至1.3%，最富国与最穷国的收入比例从30：1上升到64：1.
20世纪最后30多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蓬勃发展，但在经济与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其经济、政治与社会结构固有的弊端暴露出来，从而至少在短期内丧失了挑战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能力。
欧美的领导地位也以某种形式固定下来。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先后发生了“美元冲击”、“石油冲击”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为了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重振西方经济，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倡议下，法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六国领导人于1975年11月在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举行了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成立了六国集团。1976年6月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举行第二次会议时，增加了加拿大，形成七国集团，也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此后，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议事机构。
1994年，俄罗斯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政治问题的讨论，形成“7+1”机制。1997年，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在美国丹佛举行，克林顿总统作为东道主邀请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首次与七国集团首脑以八国集团（G8）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从此，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演化为八国集团首脑会议，“7+1”的模式结束。但俄罗斯经济力量弱小，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在经济问题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依然保持七国体制。
从最近100多年的世界历史来看，世界的强权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1900年，英国、俄罗斯、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德国和奥匈帝国等八国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我们对比100多年的G8会发现，只是“八国联军”中的奥匈帝国不见了踪影，被一个工业化后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
欧美把持着整个世界，从IMF和世界银行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就可以看出。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是惯例，而IMF总裁一职60多年来一直由欧洲人把持也是传统。当年澳大利亚人沃尔芬森就为当世界银行行长而加入了美国国籍。在这一问题上，美欧高层一向相互支持。
世界银行现有184个成员国，其中G7国家占有的投票权高达40%，仅美国一家就有16.8%。在重要决策需要85%以上多数票通过的规定下，美国就可以否决任何一项决策的通过与实施，这实际上就是为美国霸权量身定做的。
旧有的世界格局真的就固若金汤吗？还有没有国家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发起新的挑战呢？当我们面对这些疑问的时候，往往会把目光投注到中国及身后的金砖国家身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最大的变数。
当我们讨论中国的崛起时，是不能忽略中国面临的国际大背景的。在欧美把持的世界秩序中，中国本身是很难突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美国等刚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急于抢夺自己的势力范围，根本无暇顾及中国的问题。而中国仅花4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解放战争，充分地利用了列强喘息时留出的空闲。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的解放战争再拖上几年，美国、苏联等国能从容抽身出来，中国也许将是另一番景象。
在美苏争霸中，中国的选择并不是完全倒向其中一个阵营，而是从中寻找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两大阵营中寻找自己的空间。新中国成立30年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做到了不求人，为中国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在是否独立自主发展问题上，朝鲜成为另一个典型，朝鲜基于苏联廉价的石油和原经济互助委员会小圈子出口市场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然而当苏联在90年代初解体后，朝鲜迅速陷入困境，再没有人需要它的商品和服务，经济发展一落千丈。
寻求独立自主显然不是中国成功的唯一法则。当年的德国、日本和苏联，经济上往往自成体系，一旦发生利益冲突，美国往往可以痛下杀手而无所顾忌。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好地吸取了上述三国的失败教训，从不挑战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和秩序，突破意识形态、制度的不同，迅速地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与西方世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牵中国一发必动西方全身。中国不仅仅为美国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消费品，更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①
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已经在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出来。2012年1月25～29日，冬季达沃斯论坛在瑞士达沃斯小镇照常举行。按惯例，中国基本派出由副总理甚至总理带队的庞大官方阵容出席论坛，而今年如果不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算在内，中国几乎没有高层级官员与会。中国高层的集体缺席一时间成为一个重大新闻，不仅引起外媒关注，也让组委会十分在意。外媒普遍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会期与中国传统春节“撞车”。达沃斯论坛创始人、执行主席施瓦布在达沃斯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今年的会期正好赶上中国农历新年。“这种时间冲突本不应该发生，我保证这会是最后一次重合，我们将把今后的论坛会期稍稍前移。”
不仅仅是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在世界的影响也不断增强。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在《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金砖”》一文中首次提出“金砖”的概念，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与英文单词“砖”（brick）类似，故这四个国家也被合称为“金砖四国”。2003年，高盛公司在有关报告中预言，上述“金砖四国”将于2050年独领世界经济风骚。2010年11月G20会议在首尔举行，南非在此次会议上申请加入“金砖四国”。2010年12月中国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BRICS）。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现有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挑战，这也涉及“金砖国家”在相关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比如，IMF的投票权问题，经过不断的斗争，在2010年11月通过的份额改革方案中，欧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份额，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金砖四国”一起成为进入IMF份额前十位之列的经济体，这也被称为IMF65年来最重要的改革。
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来说，要想获得世界银行的发展资金，就必须要接受西方政府提倡的自由市场和减少国家控制等政策；而对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从世界银行借款的条件也越来越苛刻。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地区积聚了世界上最雄厚的外汇储备，区域内各国也承诺在“清迈倡议”之下通过借贷实现相互支持。其他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国也拥有充裕的资金，IMF的作用越来越弱。但投票权的转让也说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主导权的争夺中已经逐步取得了主动权。
在国际问题，传统的G8的控制力也在迅速走向没落。G8的本意是要建立一个世界主要民主国家的组织，而当众多发展中国家崛起后，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G20.G20建立之初由美国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的财政部长于1999年6月在德国科隆提出，目的是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事件的重演，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G20会议当时的与会者多是各国财长或各国中央银行行长。但自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金融体系成为全球的焦点以来，面对危机G8有心无力，欧美发达国家只好拉上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希望能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资金支援，G20越来越成为解决全球问题最重要的平台。
凭借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超强实力，欧美显然不愿意放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争取平等的权利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将充满各种斗争。
阿拉伯成为关键先生
20世纪初，中东大部分地区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几乎是被人遗忘的角落，欧洲列强对整个中东地区几乎毫无兴趣，“中东”一词首次使用是在1902年。但由于石油工业的迅猛发展，欧洲人对这块地方产生了深厚的兴趣。英国人受到《圣经》中对“永不熄灭的火焰”的描述的启发，在波斯南部发现了大油田，中东这个蕴藏了世界一半以上石油的地方成为近代史上世界各国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
在中东的石油争夺战中，一开始，英国处于上风，但美国凭借雄厚的工业基础，后来居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石油市场基本上被“石油七姐妹”（包括标准石油旗下的新泽西标准石油、纽约标准石油、加州标准石油及海湾石油、德士古、荷兰皇家壳牌集团、英波石油公司）所垄断，而这“七姐妹”中，有五家是美国的。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断深入，石油对经济影响日益加深，美国开始有意识地在全世界进行石油资源的布局。20世纪40年代末，沙特债台高筑，面临第三次财政危机，在美国强大的美元面前，沙特彻底倒向了美国，这成为美国今后实现其中东石油战略的强大基石。在英法军事干预埃及被美国赶出去之后，美国靠政变拿下了伊朗，和土耳其修好了关系，土耳其和俄罗斯有世仇，美国团结土耳其也是为了和苏联进行对抗。美国由此控制了中东局势。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双柱战略”（Twin Pillars Strategy），即把人口众多、军事强大的伊朗扶植成军事支柱，起到“海湾警察”的作用，把石油储量丰富的沙特阿拉伯扶植成经济支柱，起到阿拉伯国家稳定器的作用。
经过不断辛勤耕耘，美国终于成为世界石油市场上最大的赢家，不仅将中东收入囊中，1954年美国控制了巴林和沙特石油的100%、科威特石油的50%、伊朗石油的40%、伊拉克石油的25%，美国甚至控制了美国、墨西哥和共产主义国家之外90%的世界储量和90%的世界石油产量，炼油能力占世界炼油能力的75%，拥有国际石油贸易90%的份额。
但美国的中东石油战略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遭受到巨大的挑战。由于石油国家民族意识的不断高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即欧佩克）于1960年正式成立，美国及其控制的国际石油公司与盟国、石油出口国之间的权力平衡被打破，这种不平衡最终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石油权力的转移和1973年石油危机的发生。石油输出国组织正式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并成了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决定性力量。石油生产国不但掌握了石油资源的所有权，更为重要的是从1973年10月16日开始，国际石油公司丧失了国际石油市场上的油价决定权。
对美国全球石油战略更沉重的打击来自伊朗。伊朗在1979年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巴列维家族对伊朗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以霍梅尼为代表的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斯兰共和国”，美、伊由铁杆盟友变成敌人。这使得美国的“双柱战略”失去了重要的一条腿，美国对中东的控制力减弱。
对美国来说，中东实在太重要了，只有牢牢地控制住石油，控制住世界最大的石油主产区中东，才可能维持其霸主的地位。为了挽回不利的局面，1980～1988年发生了两伊战争，伊朗背后是苏联，而伊拉克背后是美国，最后伊朗和伊拉克两败俱伤。
在债务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又蠢蠢欲动。美国这次的战略选择并不是直接对伊朗动武，而是从外围下手。美国国内以支持伊拉克战争为代表的新保守派思潮，加上希拉里代表的左翼自由派思潮，企图通过对阿拉伯世界里亲西方的自由派知识阶层的支持，以“颜色革命”的方式换掉老迈腐化的军官团，继续维系对自由派上台之后的阿拉伯各国的控制，实现对伊朗的战略合围。在美国的煽风点火下，2010年年初“阿拉伯之春”正式引爆。
“阿拉伯之春”遂了美国的心愿了吗？结果与其初衷大相径庭。“阿拉伯之春”使北非及中东的政治强人纷纷落马，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下降，因为“阿拉伯之春”受到欧美的大力支持，军队很难在动乱中采用血腥镇压的手段，这反过来导致一直被打压的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复兴。
宗教势力登上政治舞台，在伊朗1979年推翻王室的革命中已经制造了先例。而且一直到现在，只有伊朗这个宗教势力掌权的国家，真正实现了排除西方干涉的独立自主的地位。这样的历史，其实为穆斯林兄弟会等势力树立了榜样。
在2011年末举行的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伊斯兰政党赢得总票数的65%，而在年初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世俗自由派得票率仅为13.35%。在伊斯兰政党中，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与正义党得票率最高，为36.62%；其次是走强硬路线的萨拉菲派光明党，得票率为24.36%；然后是温和派新中心党，得票率为4.27%。萨拉菲派的领袖沙哈特和他的盟友要求严格禁止有息贷款、饮酒和通奸。例如，通奸要被处以石刑。未来的埃及政府政策，就是在自由的宗教势力、温和的宗教势力和激进的宗教势力之间，达成了妥协。
埃及的选举结果并不会让人感到吃惊，“阿拉伯之春”的首发地突尼斯的选举也是宗教派上台。利比亚的情况也差不多。在东部的班加西，人们会发现自由的利比亚旗帜和本·拉登的基地旗帜一起高高迎风飘扬。而在西部的的黎波里，也是基地组织利比亚分部在掌控。
卡扎非政权倒台后，以色列情报网曾发出独家消息称，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在班加西2月起义后，打开了军火库，将2000枚含有芥子气和1500枚带有神经毒剂的炮弹卖给了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获利几百万美元，这将可能给以色列及美国带来噩梦。
美国人其实并没有少干“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伊拉克在中东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国家，在整个国家人口中，占多数的什叶派并不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反而是占少数的逊尼派。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并未如其所愿地建立一个完全听自己摆布的傀儡政权，而是亲伊朗的什叶派在伊拉克战后的政权格局中占了主导。
北非及中东局势的动荡，也助长了土耳其的野心。脱亚入欧一直是土耳其的国策，但由于伊斯兰的身份，土耳其很难被欧洲所接受，最后土耳其只好将战略重心转向中东以寻求归宿感，增加地区影响力。东地中海蕴藏着巨大的油气资源，紧临东地中海的以色列及土耳其都想争夺主导权，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矛盾很可能激化，而以色列和土耳其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
继利比亚之后，欧美开始对叙利亚施压，敦促巴沙尔下台。叙利亚的战略价值极其重要，控制叙利亚将基本实现对伊朗的全面包围。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在中东如果没有埃及，就没有战争，没有叙利亚就没有和平。在中东，埃及经济军事力量最强，还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领袖，埃及不挑起战争很难引发大规模的冲突。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存在严重的领土争端，对以色列最为强硬，如果叙利亚与以色列达成和解，战争也就很难打起来。但欧美在推翻了亲西方的穆巴拉克之后，又想推翻温和的巴沙尔，似乎已经忘记了基辛格的告诫。
未来中东将是什么样子的？对于中东及北非人民来说，获得全面解放的道路仍然十分漫长。在20世纪初，阿拉伯世界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阿拉伯人民先是在英、法的外力支持下，推翻了腐朽的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者。但是英、法，包括后来的美国，这些西方势力，在这里最喜欢支持的是同样腐朽卖国的独裁王室。
埃及的纳赛尔先是无法抵御英、法、以联军对苏伊士运河区的入侵，后来无法打赢阿拉伯对以色列的战争，军事上制衡不了西方的入侵，经济上也无法摆脱西方的控制。于是革命热情消退了的军官团们，比如埃及的萨达特、穆巴拉克，叙利亚的老阿萨德、伊拉克的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卡扎菲，最后就只顾自身的利益，慢慢被西方收编直至投降。这样的结局使阿拉伯复兴理想化为泡影。
加拿大《国家邮报》曾评价道，“阿拉伯之春”很像要变成一场大规模的伊斯兰觉醒运动，而非所谓的民主分水岭。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阿拉伯人又开始了新的征程，但这一次阿拉伯人似乎也没有把握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而对于欧美而言，无论是“阿拉伯之春”取得成功还是最终失败，都面临着不小的麻烦。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一个失控的中东似乎正在出现，而穆斯林宗教势力则成为最大的赢家，如果欧美失去了中东，建立在石油之上的霸权将可能迅速瓦解，阿拉伯世界也成为未来世界最不确定的力量。
“文明冲突”的冲突
1620年9月，102名受到英国教会迫害的清教徒及其家属乘坐“五月花号”来到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从此定居下来。第一个冬天，由于食物不足、天气寒冷、传染病肆虐，最后只有50人幸存下来。第二年春天，当地印第安部落酋长马萨索德基于“来者是客”的信念，给清教徒带来了谷物种子，并教他们打猎、种植庄稼、捕鱼等。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清教徒们当年获得了大丰收。首任总督威廉·布莱德福为此建议设立一个节日，庆祝丰收，感谢上帝的恩赐，并借此节日加强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和睦关系。1621年11月下旬的星期四，清教徒们和马萨索德带来的90名印第安人欢聚一堂，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感恩节诞生了。1941年，美国国会经罗斯福总统批准通过一项法案，宣布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为全国的感恩节。
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变，北美大陆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白人殖民者在美洲大陆立稳脚跟后，不再像以前一样需要印第安人的援助，一些新移民慢慢淡忘了他们一开始遭受的困难及得到的帮助，开始垂涎印第安人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
最终，白人对土著居民的好感转变为仇恨和蔑视，随着白人与印第安人矛盾的加深，1675年夏，“菲利普斯王之战”终于爆发了。数十万印第安人被杀。残酷的“菲利普王战争”只是一系列偏见、歧视、欺诈、暴力和杀戮的开始。“印第安人战争”时间跨度超过200年，从1689～1697年第一次英法殖民战争“威廉王之战”到1890年印第安人反抗移民的“翁迪德尼之战”。最后，印第安人被驱赶到今日的218个指定居留地。
拉塞尔·桑顿（Russell Thornton）的印第安人口统计研究表明：在哥伦布1492年涉足美洲之前，在现今的美国领土上起码有500万印第安人。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翁迪德尼之战”后，印第安人口仅余25万。
和英国清教徒进入北美的情景一样，进入南美的西班牙人也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土著印第安人。而与印第安人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非洲的黑奴、澳大利亚的土著，他们以被奴役、被屠杀的命运成就了欧洲的崛起。
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灭绝、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屠杀、贩卖黑奴，曾被视为人类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三件事，而这三件事的主角都是欧洲人。为什么欧洲人能那般残忍，视异族于草芥？基督教的平等、博爱在财富面前就被丢得一干二净了吗？
这三件最黑暗的事的被害人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欧洲人，他们与欧洲人并非同一族类，并非信仰同一宗教。美国第14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就曾说过：“我们把其他民族看做野蛮的，只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不一样。”因此，这些屠杀也被贴上了宗教和种族的标签，宗教和种族成为欧洲人为所欲为的挡箭牌和遮羞布。
前面曾提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它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产物，它以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国家主权和平等的原则，成为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但欧洲人所谓的平等原则只存在于欧洲国内部，对其他国家根本不适用，这一思想也成为美国重建“新世界秩序”的理论来源。
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明就是西方挑起战争最根本的原因吗？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文明的冲突已经成为解读人类近代史最佳的视角。
1993年夏，美国颇有声望的政治学思想家、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争论。不久，他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的后续文章。1996年亨廷顿将他的思考集结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的理论进行了更深入、更系统的阐述。
在亨廷顿看来，“文明”已经替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成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切国际纷争的“范式”，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他认为，目前世界上有7种或8种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人类的最高文化归属，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高层面，是人与其他物种的根本区别。
亨廷顿在书中特别指出，中华文明（实际上指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很大的差异性，而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引起的。而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日益增大，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第一，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了不稳定性，使冷战中被抑制的问题和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增加在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可能性；第二，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冲突中取胜的能力；第三，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出现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美国著名波兰裔国际关系学者、地缘战略家、国务活动家布热津斯基对《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评价颇高，认为这“是一本理性的杰作，思想开阔、想象丰富、发人深省，它将使人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20世纪最后十多年的国际形势似乎也印证了亨廷顿的判断：波斯尼亚、车臣、外高加索、中亚、克什米尔、中东、斯里兰卡、苏丹等地的冲突与斗争一直是国际的热点。
除了赞赏，对亨廷顿的批评也非常多，其中中国学者的批评尤为激烈。学界还专门在1995年出版了《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书。中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亨廷顿的理论也可能将人类发展带入死胡同，在全球化的今天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强，文明之间并不必然产生对抗。“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
对世界的看法，中国人似乎总是抱着一种友善的心态去揣度其他的国家和民族，而这也恰好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其实这也引出一个问题：世界上三大最主要的文明——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及东方文明在思维方式上有着根本的不同，是什么导致了各种族之间相互的猜忌和不信任？东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差异是什么，根源在哪里？
在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和东方文明背后分别站着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的思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从西方世界和中东之间数千年频繁的战争来看，二者之间根本不可能实现调和。在“高级”的一神教教义延伸出的“两分法”方法论中，除我之外的众人，要么是兄弟姐妹，要么是异教徒敌人。一定要和谐的话，就需要用“圣战”来和谐，因为只有死了的异教徒，才是好的异教徒。
中国的儒教传统中却少见宗教的情怀，中国文化讲求多元融合而非激烈的斗争。《竹书纪年》这部命运多舛的历史书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形成的一些线索。《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人编写的编年体史书，后因秦朝的“焚书”而失传。在西晋因盗墓而重见天日，晋代学者荀勖、和峤、束皙等人进行了整理、释文，后又散失，在清朝又被整理出来。《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体现在它可以和甲骨文、金文等进行印证，从而纠正《史记》记述中的错误。
《竹书纪年》上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就是舜，显然是舜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才登上王位的。而《韩非子·说疑》相关的记载为“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这也说明，并不存在孔子所谓的禅让，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
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他通过整理和编辑《诗经》与《尚书》向人们描述着他的理想国，以家庭为中心而不是“怪力乱神”建立中国的礼仪规范，当汉朝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的传统文化便因为孔子的“理想”而逐步定型了。
除了给自己的侵略行为寻找华丽的借口，掩盖西方文明的血腥、暴力，“文明冲突论”背后还隐含了西方文明的保卫战。亨廷顿已经看到西方“四分五裂，将成为非西方国家利用其内部分歧的尝试的牺牲品”的可能。他认为西方已经衰落。要“延缓西方的衰落”、“保持西方的团结”，其方案就是守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之为“西方文明的保障机构”。
对西方可能衰落的担忧，并非始于亨廷顿。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形态学的开创人斯宾格勒在1918年7月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书中通过对各种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指出，西方文化必将走向“没落”，再次加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世界带来的悲观情绪。斯宾格勒创立的文化形态学，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人们道德严重缺失的背景下提出的，其目的在于拯救没落的西方文化。斯宾格勒主要担心的还是道德的问题，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仍处于巅峰时期，而当资本主义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21世纪初的网络泡沫破灭及次贷危机与债务危机后，资本主义内部已经矛盾重重，不到一个世纪就由盛年转入迟暮。
“文明冲突”背后也是生存权的争夺。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后，切断了欧洲的香料供应，欧洲人不得不进入航海时代，从海上寻找通往东方的通道，但这也不妨碍欧洲人打着传播上帝福音的旗号四处扩张。随着欧洲移民在美洲大陆的不断增多，白人和印第安人必然就土地、资源展开竞争，和平解决问题也成为一种妄想，欧洲便以宗教的名义展开了杀戮。
在21世纪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发达国家也构成了威胁，西方人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也必然会做出激烈的反应。
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段有关中国的话引起了热议。这段话的译文如下：“你同中国的领导人交谈，他们会立刻认同，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居民现在过着和澳大利亚人与美国人同样的生活模式，那么我们都将陷入非常悲惨的状况，这个地球无法承受，所以，中国的领导人清楚，他们不得不下决心创建一种可持续的新模式，使得他们在追求他们想要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处理所出现的环境污染的后果。所以我想他们会从知性上理解。”
2008年世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这主要是印度有3亿人一天开始吃两顿饭，而10亿中国人开始喝牛奶的缘故。在某些西方人眼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根本无权拥有和他们一样的消费水平。
文化的差异仍是难以克服的，而国家之间对生存空间的争夺更是现实的，它已经不需要遮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当人类进入21世纪，我们会发现，西方曾经走过的路，中国很多时候会再走一遍，如污染、债务危机。一场世纪之战，在债务危机这场决战中提前上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