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年)，出生于科隆市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青年时代先后就读于弗赖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法学和国民经济学。1917年出任科隆市市长。1933年因反纳粹被希特勒政府撤职，后又两度被捕下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应美国占领区军政府之请出山，重任科隆市长。1945年，他参与创建基督教民主联盟，并担任该党主席至1966年。1948—1949年任美、英、法占领区议会委员会主席，是联邦德国基本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1949—1963年任德意志联邦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长(1951—1955)。执政期间，他摈弃德国传统的以武力谋求生存空间的地缘政治理论，制定了经济富国战略，重用艾哈德等一批经济专家，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使战后崩溃的西德经济在五六十年代持续高速增长，跃居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被誉为“经济奇迹”。为恢复德国的主权国地位，取得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他在国际上奉行亲西方政策，使西德在1955年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主张建立欧洲合众国，积极推动西欧联合，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和西欧经济共同体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努力消除德法民族隔阂，谋求两国修好，于1963年同法国签订友好条约。他连续14年担任西德总理，在战后复兴西德的事业上功绩显赫，被认为是自俾斯麦以来德国最伟大的总理，开创了德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阿登纳时代。
填饱肚皮政策
1949年8月，在美、英、法三国军事占领下的原德国西部，即将正式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举行首届联邦议会选举。这是战后一直活跃于西德政坛上的两大政治力量——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较量，实际上也是控制这两大政治力量的两位铁腕人物阿登纳和舒马赫之间的一场殊死斗争。这场斗争将决定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基本性质。
在本国同胞的心目中，阿登纳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笃信天主教，生活简朴、严谨，无论是公职生活还是私生活都洁白无瑕。他两次结婚，又两次丧偶，但这并未影响他成为一个多子女家庭的慈父。在战后年代，他首先是一个效忠于本民族的人。尽管他同盟国占领当局有长期密切合作的关系，但在人民心目中从未留下同外国勾结的卑劣形象。他在同盟国的全部公务关系中保持了一种超然气派，不是拍他们的马屁，而是经常盯住他们，索取让步，或要他们改变管制措施，使德国人的生活好过一点。他使用悄悄的幕后进行的施加压力的手法，迫使占领当局做出一次又一次看来不大而又实实在在的让步。在感到有把握时，他甚至敢于拒绝服从军事长官的命令，至少是不理睬这些命令。他讲起话来，总是准确简明，虽然并不刻意寻求公众喝彩的漂亮夸张的语汇，却能打动听众的心。他做事总是一心一意，使追随他的人深信他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恰当的。
战后西德的形势，要求一个睿智贤明、品行端正、也是公认反对纳粹的人出来带领德国人民走出失败和绝望的深渊，恢复正常安定的生活，阿登纳和舒马赫这两位政治家似乎都具备这种资格。而且从大选前的民意测验看，舒马赫似乎还稍胜一筹。然而选举的结果却是阿登纳的基民盟获胜，舒马赫的社民党被迫成为在野党。阿登纳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善解民意，提出了一个深得人心的竞选纲领——“填饱肚皮政策”。
阿登纳深信，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这一因素仍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据此，他确定了以德国人真正关心的问题为基础的竞选纲领，向选民许诺，如果基民盟执政，政府将增加食物供应，为居民提供足够的住房，实行就业保险，保证通货稳定。
为了使选民相信基民盟能够兑现诺言，颇有心计的阿登纳还劝说从不参加党派活动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该党的经济班子。艾哈德是巴伐利亚著名经济学家，此前曾担任美英双占区的经济部长，他在1948年实行货币改革，结束定量配给和取消工资与物价控制，已经初见成效，在国民中享有很高声望。人们认为，艾哈德参加选举，说明如果基民盟掌管政府，西德人的日常生活就有希望进一步得到改善。
选举在8月14日举行，结果虽有点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却在阿登纳的预料之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得到的选票占3l％，居第一位，社会民主党292％，其余票数落入一些小党派手里。随后，基民盟与几个右翼政党组成联合政府，阿登纳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总理宝座。
“经济高于一切”
对年幼的联邦德国来说，它的运气特别好，因为它的政府掌握在一位合适的人物手中，他为德国人找到了一条新的生存道路。阿登纳出任战后西德第一任总理时已是73岁高龄的老人，但这并未妨碍他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他发现，那时的德国人几乎个个都患上了一种“安全综合症”，即像狂热病患者一样一心谋求生活中的安全感。在他们的心目中，日常生活必需品——头上的房子，桌子上的食物，炉子里的火，稳定的工作，一笔有实在购买力的货币收入——是最重要的。他们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渴望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不再重演，生活保障是他们的最大要求，这个问题支配着他们的一切感情、思维、职业选择、婚姻，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一发现给阿登纳的启示是：“经济高于一切”！在他此后连续14年的总理生涯中，它一直指引和支配着他的政府的政策。
由于艾哈德、舍费尔和福克这个经济班子的努力，联邦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出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到1958年，中央银行积聚的黄金和美元已达73亿美元，德国马克一举成为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从而成为同美元和瑞士法郎并列的世界最坚挺的通货之一。
阿登纳善于用人，也善于抓时机。战后，盟国对德国工业的发展加上了种种限制，但阿登纳正确地预计到，总有一天，西方盟国会有求于联邦德国，因为它拥有战后欧洲最大的一批熟练的产业工人和生产多种产品的潜在能力，一旦时机到来，德国就会重新成为工业大国。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机会到了。当时美国政府正着手搞一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计划，为在朝鲜作战的所谓“联合国军队”购买军需品和装备，世界钢材供应立即告急，制造军备和进行战争所必需的机床、电器、发动机、卡车、挖土机等重工业产品也严重缺乏。阿登纳认为，他在这个重要关头担任总理，有点像当一个出色的牧羊人，负责把羊群带领出荒原，走向绿油油的草地。他不失时机地通过谈判，把盟国对德国工业所加的控制一个接一个去掉了；同时政府相应制定了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阿登纳的努力，在造船业方面取得的效果尤为突出。
到1958年，德国人在造船业方面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日本。而到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已拥有一支由2700多艘轮船组成的商船队，总吨位达450万吨。
阿登纳的经济强国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经过战后一代人的努力，德国重新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之一。在改弦易辙的情况下，这个国家有了供它扩张的无限的“生存空间”，依靠它的数以百万计的大众牌汽车、机床、机车、重型工业设备、机械、发动机等出口物资，它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企业桥头堡，这些桥头堡比希特勒的数百万军队在西欧、东欧和非洲进行的军事征服中建立的桥头堡更可靠、更持久。
创造双层政府体制
西德在战后很早就回到了世界舞台，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登纳创造的独特的政府体制，这种体制带来了普通内阁制所没有的行政高效率。实际上，这是一种双层政府体制：上层在年迈的总理、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首领阿登纳妁掌管之下，主要负责国际和国内政治事务；下层在经济部长艾哈德的指挥下，依靠他的合作者财政部长弗里茨·舍费尔和联邦中央银行行长威廉·福克的得力协助，负责处理西德的经济。
阿登纳创造的双层政府体制使艾哈德的一个夙愿得以实现。这位胖乎乎乐呵呵的经济部长一直主张结束希特勒统治下实行的由政府指导和控制经济的做法，并为此做过许多努力，现在由于掌握了经济全权，可以大展宏图了。事实上，阿登纳还多走了几步，不仅他的政府不再控制经济生活，他自己也不干涉内阁部长对经济的管理。然而后来阿登纳开始对他失去对国家经济管理工作的控制表示不满。比如，1956年5月他在科隆的一次宴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那时他第一次对艾哈德、舍费尔和福克公开提出批评。他对福克的贴现政策、艾哈德的降低关税做法和舍费尔的复杂的所得税条款强烈表示不满，这些问题本应在秘密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提出讨论。这件事引起了一时的轰动，似乎他的双层体制就要结束。但是艾哈德毫不退让，他表示阿登纳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阿登纳在同这些专家的对抗中最终退却了。
阿登纳一方面加班加点处理政治和外交事务，另一方面对于国民经济实际上扮演一个在外地主的角色。他虽然不过问经济管理事务，不打扰他的“佃户”艾哈德、舍费尔和福克的具体工作，但却以政治红利的形式“收租”，这种红利随着西德的经济恢复的迅速加快而增加。在国内，无人能动摇他的政治地位，以致使他高踞总理宝座长达14年之久，成为德国历史上任职最长的一位总理，直到1963年才以87岁的高龄告老退休。在国际上，全世界的报纸对联邦德国令人惊异的经济恢复给予越来越多的注意，阿登纳个人的国际威望也日趋上升。1953年4月，他对华盛顿进行了他的第一次访问，在那里，他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欢迎，被当成一位朋友和潜在的盟友，这自然是美国出于对苏冷战的需要，但也反映出联邦德国国际地位的变化。1954年12月，阿登纳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当年的风云人物”。
20世纪50年代末，德国报纸常常把阿登纳称为“俾斯麦以后最伟大的总理”。在德国人看来，这是至高无上的赞美了。但是这种赞美掩盖了这样一个简单事实：是艾哈德等人创造的欣欣向荣的经济，加上德国巨大的工业潜力，才使得阿登纳成为风云人物。如果说，阿登纳是站在联邦德国这艘航船的驾驶台的船长，自豪地把船开回国际舞台的港口，那么艾哈德就是甲板下面轮机舱中的火夫。他不断添煤，为产生蒸汽的熊熊炉火提供了足够的燃料，才使得这艘航船能够“全速前进”！
“欧洲是我的指路明星”
“欧洲是我的指路明星”，阿登纳常常对自己的知己这样说。这绝非仅仅是冠冕堂皇之词，事实上，正是由于高举欧洲的旗帜，这个自命为“欧洲色彩比德国色彩更浓的人”才把他的残缺不全、受人鄙视的国家领进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共同市场，成为今日欧洲联盟中重要的一员。
千百年来，生存在德意志这块土地上的日耳曼人一直梦想着“走出贫穷，夺取生存空间”，他们要成为欧洲的主人，要走向世界。1871年德国的统一又重新勾起德国人的这一古老梦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差不多所有的德国人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这场战争。然而4年之后，他们却尝到了战败的苦果，被带上了凡尔赛和约的沉重枷锁。德国人虽然感到难以忍受的屈辱，但也只能把仇恨深埋在心底。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民族复仇的种子开始萌发，德国这台可怕的战争机器又重新转动起来。它先是出兵莱因非军事区，继而吞并奥地利和捷克，又悍然进攻波兰，终于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次德国又战败了，而且比上一次更惨，不仅被解除了武装，而且被四大国分区占领，以后又因冷战被分裂为东西两个德国。
历史不堪回首，但作为新西德的领导人又不得不回首、不反思。阿登纳深切感到，德国人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必须改弦易辙，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变——背离德国的历史和传统，摈弃民族主义，代之以新的欧洲主义。这个被遗弃的国家只有具有欧洲而不是德国色彩，才能在欧洲大家庭中获得一席之地。他明白，实现这个似乎远不可及的目标，将是一场艰难困苦的斗争，但朝其它方向走都是死胡同。
早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前，阿登纳就为他的国家的欧洲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在阿登纳担任双占区议长时，该议会为新的西德国家起草了一部宪法。在阿登纳的坚持下，新宪法包括了这样一项条款，明确授权联邦议会可“把最高权力移交给国际机构”，如拟议中的“欧洲合众国”。这是在波恩政府于1949年9月上任之前确定它的外交方向的基本决定之一。没有别的国家在法律上事先准备好在必要时把自己的一大部分最高权力交给超国家的机构和组织，联邦德国是唯一的一个，这表现了阿登纳的远见卓识。
1951年4月18日，参加煤钢共同体的法、德、意、荷、比、卢六国首脑在巴黎举行缔约签字仪式。法国政府对其他国家首脑的来临都给以隆重的外交礼遇，而当第一次出国访问的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走下飞机时，机场上却冷冷清清，甚至没有法国的一位部长在机场等候。但阿登纳并不计较这些细节，他充分理解法国政府的难处——国内依然存在强烈的反德情绪。他知道，作为战败国的首脑，要想使国家复兴，必须一步一步地走，必须忍辱负重，接受国际社会的冷眼和奚落。只要能为国家争回主权，他就满足了。
1952年，煤钢共同体条约正式生效，这份用荷兰纸张、德国墨水、法国印刷，由比、卢装订，饰有意大利飘带的文件，标志着西欧联合的开始。对德国来说，它还有一个特殊意义，那就是它意味着德国在经济上已取得了平等地位。阿登纳的欧洲主义外交政策终于迈开了第一步，以后他还要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现在，阿登纳作为联邦德国总理，“不仅是一个好德国人，而且是一个好欧洲人”，联邦德国则初步摆脱了战败国的屈辱，可以和共同体其他五国平起平坐了。1954年1月1日，阿登纳对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说了下面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当我作为一个被占领国的首脑同像艾登先生和皮杜尔先生这样的占领国领导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不禁露出一点儿微笑。尽管德国还没有充分的主权，但是人们完全感觉到它在世界事务中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重新武装战后西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军备受到了严格限制。为了取得军备平等地位，德国不惜同其它欧洲大国闹翻，最后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后退出了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同样是战败国，同样被剥夺了发展军备的权利。众所周知，对德国实行非军事化，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在二战期间就已确定的处理德国的主要原则之一，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第一次对德国人发表的宣言也表达了这一坚定不移的决心。然而不过10年，西德却堂而皇之地重新武装起来，并成为北约组织中的重要一员。这一鲜明对比，体现了阿登纳外交的特点，即善于借助外力达到自己的目的。
1947年，国际风云剧变，随着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相继出笼，美国开始把对苏遏制放在它的外交战略的首位，东西冷战正式拉开了它的帷幕。不过此时美国的西欧盟国还没有跟上来，他们仍对德国怀有余悸，还在采取防范德国东山再起的措施。这年5月英法，两国签订的为期50年的敦刻尔克条约，就是一个完全针对德国的互助同盟条约。但几个月后，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西欧便和美国紧紧联系在一起，防止德国再起的问题在西欧主要国家逐渐退居次要地位。1948年3月，英、法、荷、比、卢五国根据美国的要求，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该条约中虽仍有“防止德国侵略政策复活”之类的用语，但其主要矛头已指向了苏联，而不是德国。1949年4月4日，布鲁塞尔条约又进一步扩大为北大西洋公约，西欧国家正式同美国结成了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
联邦德国成立后，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便提上了日程。美国的反苏战略是以西欧为前哨基地的，而在西欧各国中，西德的地位尤其举足轻重。它有巨大的军事潜力，一旦重新武装起来，美国在欧洲就有了可靠的支柱。因此，美国非常希望西欧各国为西德重新武装开放绿灯。对于阿登纳来说，他当然希望他的国家能有发展军备的平等权利，因为这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他深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人们的头脑中记忆犹新，西德的重新武装必然会引起欧洲各国人民，尤其是法国人的强烈反对，如果急于实现这个目标，势必在欧洲成为众矢之的，因此他采取了极其审慎的态度。他表示：“我的国家血流得太多了，再也不愿意重新武装了。”直到1949年12月，他还说：“即便所有盟国都要求德国对西欧防务作出贡献，我也反对建立西德国防军。”可是他又立即补充道：“我所能考虑到的全部问题，仅仅是建立一支欧洲人统帅下的欧洲联邦范围内的德国自卫队。当然，这只能是作为一种特例”。后面这句话实际是放出了一个试探性气球。但是由于法国人的强烈反对，阿登纳的这些声明变得毫无意义。
法国态度的反复，对美国无疑是一盆冷水。但是，把西德武装起来，使之成为大西洋联盟的重要一员，是美国的一项战略考虑，是必定要坚持的。在法国国民议会否决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以后，艾森豪威尔即指示美国国务院“考虑用什么东西代替欧洲防务集团的问题”。国务卿杜勒斯经过数十天紧张的外交活动，由丘吉尔倡议的九国外长会议于1954年9月28日在伦敦召开，这九国是布鲁塞尔条约五国加上美、加、德、意四国。会议在以下几点达成一致：一是结束对德国的占领；二是邀请西德加入北约，并允许其提供12个师的陆军和一支拥有1000架飞机的空军部队，同时欧洲最高盟军司令官的权力将扩大到足以制止德国武装力量的独立部署；三是接纳西德、意大利为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成员国。紧接着在1954年10月3日，阿登纳又同美、英、法三国代表签署了巴黎协定，从而正式结束了盟国对西德的占领。这项协定承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伦敦会议和巴黎协定归还了阿登纳渴望已久的主权，向他敞开了北约组织的大门。作为报答，同时也是为了解除西欧国家对德国仍然存在的戒心，阿登纳很明智地主动宣布，他保证德国充分皮持和参加西欧的共同防务，以对付苏联的侵略威胁，并保证德国将绝不生产原子武器和生化武器，如有必要。他还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把德国和法国这两个西欧国家结成联邦。
1955年4月，西德正式成为北约的第15个成员国。借重美国这个外力，阿登纳在政治上又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做一个“好邻居”
在阿登纳的外交战略中，实现法德和解，建立法德友好关系，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在他执政的14年中，每当两国这间出现不和时，他总是在维护西德基本利益的情况下，适时地作出灵活的妥协；他十分注意节制自己的合理要求，从不冒犯法国。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国际风云变幻，法德关系有时不免会受到影响，但总的来说，德国的确是法国的一个“好邻居”。
日耳曼民族和法兰西民族是欧洲大陆除俄罗斯之外最大的两个民族，双雄不并立，这两个民族几乎是世代冤家。为了争夺领土和欧洲霸权，两国屡屡兵戎相见。远的不说，仅近代以来，就发生过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战争过后，战胜的一方都力图把战败的对方置于死地，使之永不翻身，而战败的一方则卧薪尝胆，韬光俟奋。如此冤冤相报，未有穷期。
1963年初，法德关系达到了最高潮。这年1月22日，两国签订了合作条约。这是阿登纳的理想，在他看来，合作条约是标志着这两个曾经交战的欧洲大国之间和解的一项成就。他对教育界和青年界之间的相互交流的条款特别感到满意，因为这种交流的结果将使德语在法国学校比英语更受欢迎，同时将使更多的青年有机会相互了解对方的国家。戴高乐也欢迎这个条约，然而他把条约主要看作建立自己影响的工具。并且期望有朝一日它也许会发展成为把德国外交权操在自己手中。条约中的某些条款在德国方面看来是反映了戴高乐的用心，例如条约规定：“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两国政府必须就所有关于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首先是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磋商，以便尽可能达成类似的决定”。而当时在北约组织问题、拟议中的多边核力量问题、与苏联关系问题以及共同市场发展的问题上，两国政府观点显然不一致。因此，尽管阿登纳为了两国长远睦邻关系，决定不考虑戴高乐所包藏的目的，德国联邦议院却坚持在批准这个条约时，必须在它的前面加一个序言，阐明这一条约必须“不影响”德国订立的“多边条约的权利和义务”，必须促进“欧美的特别密切的合作”和“北大西洋联盟组织的共同防务”，以及“沿着欧洲共同体的创立所开辟的道路，实现包括大不列颠在内的欧洲统一”。由于序言详细阐明的都是戴高乐所反对的政策目标，因而在按条约规定每年召开两次最高级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前夕，戴高乐就把条约比作“消逝”了的“少女的青春”和“玫瑰花”，公开表示了他对条约的失望。
无论如何，在阿登纳看来，他有生之年，终于实现了自己为之奋斗十几年的目标：德法这一对宿敌变成了两个友好邻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