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王应麟在他的《三字经》里写到：“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将其树为当时青年才俊学习的榜样。
天资聪颖 才华横溢
刘晏七岁的时候来到长安。京师的文武百官都听说秘书省来了个神童，纷纷前来探寻，找他说话，半讨教半测试，刘晏总是随机应答，不卑不亢，一时间名声大噪，号为“神童”。当时的宰相张说称赞他为“国瑞”。玄宗也很喜欢他，赐官“太子正字”，带入京城，成为秘书省年龄最小的官。而刘晏呢，他利用在秘书省当差的绝佳时机，饱读诗书，增长知识，为他以后治理国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玄宗天宝年间，刘晏成年，出任地方官。他接任了夏县县令（今山西夏县），到任后，探访民情，安抚百姓，尽力扶持农业生产。他从不督促老百姓交纳赋税，然而这种不苛严的做法却收到了苛严做法收不到的效果，老百姓感恩戴德，主动按时交纳赋税。不久，他又参加“贤良方正”的考试，补上了温县县令（今河南温县）。不论在哪里做官，也不论官职大小，刘晏总是廉洁奉公，体恤民情，注意扶持生产，减轻百姓负担，到处都留下了他为百姓做好事、办实事的身影。
掌管财政 以廉行事
后来，唐代宗又把刘晏调回任京兆尹，兼任户部侍郎，管理盐铁、转运、铸钱、租税等事务，后来又升为御史大夫，全面负责江淮一带的财政事务。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刘晏升为宰相，又兼管户部度支事务，还加关内、河东转运、盐铁等事宜，可以说，朝廷财政大权、经济命脉系于刘晏一身。
刘晏由普通的地方官，拾级而为宰相，所任职务繁多，大多以治理财政经济见长。他理财有一个鲜明的宗旨“理财以爱民为先”，“爱民”就是要给人民一个安定的生活条件，让百姓男耕女织，安居乐业。刘晏长期掌管财政大权，几乎天天都和钱打交道，他自己常说，好像看见钱在地上流动，然而却从不为自己谋取半点利益，始终寓“廉”于理财治政之中，体现了“廉政”。通常官库里有一大笔上交国库后的剩余钱——羡余钱，这笔钱是从来不记入官库钱簿的。以往的官吏都是公开拿走这笔钱，中饱私囊，相沿承袭已成惯例。刘晏却从不取分文，而是将其全部记入账簿，作为朝廷的开销。他总是说：“一丝一粒，关系到自己的名声和气节；一厘一毫，都是百姓的血汗。宽松一分，百姓得到的好处不止一分；私取一文，自己的名声就一文不值了。”有人说，“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子孙考虑一下吧。”刘晏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身为朝廷官员，而蓄财求利，留给后人不义之财，使他们成为不义之人，遭人唾骂，甚至死于非命，岂不是事与愿违？我把自己的清白名声留给子孙后代，为他们做出表率，他们一定会受益无穷，那样我就没有任何遗恨了。”刘晏对自己俭省、清廉，待人却厚道大方。他把大部分薪俸都用来周济他人。一些不知名的穷书生常常得到他的资助，贫穷的亲友就更不用说了。刘晏办事很讲效率，还不辞辛苦，常年奔波在外，体察民情，做到了为国家鞠躬尽瘁，殚精竭虑。人们盛赞他是“工于谋国而拙于谋生的一代良相”。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对于唐代发展他的贡献是很大的，如改革漕运，改革盐政，推行“常平法”，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建立经济情报网。无怪乎人们经常把刘晏与管仲、萧何相提并论。刘晏在实践中总结了这样一条经验：“王者爱人，不在赐予，当使之耕耘纺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刘晏救灾为了做到“应民之急”，还在其所辖各州县储粮三百万石，以作备荒之用。刘晏还大胆改革了过去只管收取金钱，不管百姓死活的税收政策，实行安定社会，发展生产，“以养民为先”的财政方针。这一方针，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