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张振勋出生在广东大埔县一个乡村私塾先生的家中。虽然父亲在教书之余，还行医治病，但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
吃苦学艺 南洋谋生
小时候，张振勋在私塾中跟着父亲读了几年书。13岁时，他就不得不辍学到姐夫家去放牛。可是他太爱读书了，一次因为看书而忘了管牛，牛吃了人家田里的秧苗，主人告到姐夫家里，要求赔偿。姐夫气得狠狠地打了小振勋一个耳光，还骂他说：“死人还能守住四块棺材板，你连一头牛都看不住，真是连死人都不如！”
小振勋赌气说：“你不要太看不起人，将来我发了财……”姐夫不等他说完，就冷笑起来，说：“你也想发财？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小振勋气得脸色发青，转身就跑回家去了。
父亲没有责备他，只是为难地说：“孩子呀，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呢？”小振勋想到他读司马迁的《史记》，其中《货殖列传》这一篇有许多因经商而致富的例子，就对父亲说：“我想学做生意！”因为一时没有合适的机会，父亲就把他送到一家竹器作坊去做学徒。小振勋不怕吃苦，手艺学得很好。可是在他16岁那年，家乡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饿孚遍野，没有人再需要竹器，更没有人到私垫读书，小振勋和父亲都失了业。小振勋只得每天和哥哥、弟弟一起上山挖草根，剥树皮，供一家人充饥。正在这时，村里有个姓黄的南洋华侨回乡探亲，见灾荒严重，就慷慨地拿出钱来，送给同村每户人家一斗白米。乡亲们都非常感激他。张振勋很羡慕，就找到这位华侨打听，他能不能到南洋去做工挣钱。姓黄的华侨见他身强力壮，手脚勤快，便表示愿意带他到南洋去谋生。张振勋兴冲冲地回家，说服了父母，就随着姓黄的华侨，登上了去印度尼西亚巴城（今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帆船。经过十几天的海上航行，张振勋满怀希望踏上了异国的土地。清澈湛蓝的海水，高耸入云的椰子树，郁郁葱葱的橡胶林，芬芳扑鼻的槟榔花，散发着肉香的沙茶……浓郁的异国风情使小振勋感到新奇而有趣。但是他更关心的，还是在什么地方能够挣到白花花的银两。他一刻都不会忘记，家乡的父母亲人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盼着他能多挣点钱养家糊口！然而，当时的巴城，正处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它美丽的风光，只是富人的天堂，穷苦人在这里还是难以谋生。举目无亲的张振勋只得去做非常艰苦而且危险的矿工。直到3年以后，张振勋才在一个福建华侨开设的纸行当上了佣工。他深知这工作的来之不易，便认真踏实地去干好工作。有的时候，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也从无怨言。晚上得了空闲，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当地语言和业务知识。纸行的陈老板因此很看重他，先让他当推销员，后来又提拔他当账房先生，把全店银钱进出和账务管理都托付给他。张振勋也没辜负老板的信任，努力搞好经营，当年纸行就获得了5万荷兰盾的利润。这时，有人暗中鼓动他找机会挟带店里的款项逃回家乡，去过快活日子。张振勋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也是没出息人的做法，所以坚定地拒绝了。陈老板知道后，更加器重这个年轻人，觉得他是个靠得住的人，所以把自己的独生女儿陈兰香许配给了张振勋。这年年底，陈老板因病去世，临终之时，他把身后的事情，都托付给了张振勋。
富可敌国 名扬“张裕”
安葬了老人以后，张振勋和妻子商量把纸行关闭了，改开酒行。酒行开业后，果然生意兴隆。张振勋是个有心人，在接待顾客时很注意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结交各方面的朋友。连当地的最高长官、荷兰人亨利都成了他的朋友。后来，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张振勋得到亨利的帮助，承办酒税和典当捐务，利润很大，张振勋的财富也就成倍地增长。短短几年中，张振勋成了当地引人注目的大富翁。1866年，当地政府为了开发附近的岛屿，号召华侨投资进行垦殖。他先后创办了4家垦殖公司，先后办起了橡胶园、茶园、鱼池和银行等，成为资财累累的“苏岛富翁”。同时，他办有两家轮船公司、矿务公司、拥有大量房地产。经过30多年的创业奋斗，张氏企业的经营范围已包括农、矿、商、运输各业，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地。据估计，张振勋在企业最鼎盛期间，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如此。真可谓“富可敌国”了！1890年，是张振勋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这年，清政府委任张振勋为中国驻槟榔屿总领事，后又升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张振勋的名声也开始传到了国内。1894年9月，张振勋筹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得到了清政府的正式批准，并获得了在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的15年专利和免税3年的政策优待。这是我国近代第一家，也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一家新式酿酒公司。张振勋亲自书写了金光闪闪的招牌，高高地挂在了大门上。经过前后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公司拥有两片占地近千亩、具有124个品种的葡萄园，作为原料生产基地；有三层楼的厂房、地下酒窖和一座玻璃盖成的制造厂。他生产的张裕白兰地、味美思、玫瑰香与茅台、绍酒、西凤酒、汾酒、泸州大曲一起，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