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遇到了许多战友，他们和我共同经历了漫长的解放斗争。如果没有他们，我将无法取得任何成就。许多白人学生让我感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温暖。
——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
南非作为“彩虹之国”，表面上是不同肤色不同人种的交织与融合，实质上却是各种观念和思想的交锋与碰撞。自从来到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就没有停止过对各种观念的接收。这在带给曼德拉困扰的同时，也带给了他更深入的思考。
1943年年初，曼德拉来事务所已经将近两年了，他还没有得到一纸正式的劳动合同。这时，盖尔再次显露了自己值得信赖的一面，他偷偷告诉曼德拉，只要自己还在事务所一天，他们就不可能给曼德拉一个正式的职位，因为他们完全可以用“我们已经有一个正式的黑人雇员可以用了，干吗还要再聘请一个”为理由搪塞曼德拉。所以，盖尔决定帮曼德拉一把。他打算主动提出辞职，自己去开一家房地产代理公司。
曼德拉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他请求盖尔不要辞职。盖尔却安慰曼德拉，他鼓励曼德拉在法律上继续深造，说这对今后黑人的政治活动有很大帮助，他自己的兴趣并不在法律上，所以这个选择其实对他们两人都好。盖尔走后，事务所果然如他所说，万般无奈之下给了曼德拉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这让曼德拉对盖尔更加感激和钦佩。
在事务所里，盖尔不是唯一一个影响曼德拉政治观点的人。和西德尔斯基一起做生意的汉斯·马勒也从另一个角度刺激曼德拉进行深入的思考。作为白人地产商，马勒完全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他认为一切都可以用“供需关系”来解释。有一次，他指着窗外对曼德拉说：“纳尔逊，你看那些在大街上奔波来去的男女，他们图的是什么？金钱！金钱决定一切，有了金钱就有了幸福，因为你可以用金钱买到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曼德拉虽然不认同这种观点，却也切身体会到了金钱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威廉·史密斯，一个工商工人联盟的资深会员，则提醒曼德拉：“纳尔逊，我跟政治已经有很久的亲密关系了，我现在对此感到十分后悔。我一直为那些虚伪的人服务，他们只关心自己，从不关心自己的人民。人民只是他们伪装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
西德尔斯基则劝曼德拉远离政治，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律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和政府的良好关系才能平稳地维持下去；过分参与对抗政府的政治活动，只会让他们失去客户。他甚至预言道：“要是不听我的劝告，那破产和监狱就将是你的下一个归宿！”西德尔斯基一语成谶，曼德拉后来被关于罗本岛整整18年，那时西德尔斯基还带着自己的女儿去看过他，并调笑道：“你看，当初不听我的劝告，现在你真的进来了吧！”
回到当初，曼德拉对这些人风格迥异的政治观念感到有些彷徨，虽然他受盖尔的影响，对非国大的民主斗争十分着迷，但现实的压力和律师的职业也带给他很大的羁绊。不过，曼德拉性格里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又发挥了作用，那就是不论身处多么强烈的迷茫之中，都不放弃积累和前进的脚步。有句西方谚语叫“飞着的鸟总能找到些什么”，即使在政治立场尚未完全确立的时候，曼德拉也没有放弃过学习和积累。1943年，在取得文学学士学位以后，曼德拉又考入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学学士学位。这是成为一名职业律师的必修课。
在威特沃特斯兰德的生活再次加深了曼德拉对白人的了解，因为这里几乎全是白人学生，他自己则是法律系唯一的黑人学生。
首先，他感受到的是尴尬和不愉快，因为他常常被人当成“珍稀物种”看待，而对一些种族主义倾向严重的人来说，曼德拉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闯入者”。再一次，曼德拉充分领教了交织在白人世界里的两种基本理念：对生命理性的尊重和友好，以及对黑人本能的仇视和鄙夷。有一个法律老师甚至当着曼德拉的面提出过“女人和非洲人不应该当律师”的观点，因为他认为女人和非洲人的大脑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不足以胜任律师这份对思辨和逻辑要求很高的工作。对此，曼德拉虽然反对，却也无法立刻反驳，毕竟这里只有他一个还未毕业的黑人学生。
其次，他遇到了很多在将来伴他一起经历漫长解放斗争的战友。第一个学期，他遇到了思维敏捷的乔·斯洛沃和他的女朋友佛斯特。乔是一名品质高尚的共产主义者，佛斯特则热衷写作，他们都来自犹太移民家庭。印度裔的伊斯麦尔·米尔比较激进，他和曼德拉以及另一位印度裔学生辛格经常在他的公寓里彻夜讨论政治和社交问题。他们的观念对思想尚不成熟的曼德拉也有很大的冲击。
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为曼德拉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理想、政治信仰与思辨哲学彼此交织，每个人不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在充分地挖掘着自己的脑袋。曼德拉虽然只是一个人，却代表着所有非洲黑人，在和白人以及印度知识分子一起思考着南非的未来。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南非政治运动的领军人物，虽然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命运颇不相同，但此时此刻，他们都踌躇满志，打算为被压迫的南非人民献出一腔热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