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索，起床！该起床了，六点半都过了，早操迟到，你们那个苏老师又该批评你了！你是越长大越不叫我省心啊！”
这是父亲在催我——他是在去年冬天下雪以后回来的。他回来不久，我又在学校里跟人打了一架：是去年秋天在去红光电影院看电影的路上被我一拳砸出一脸鼻血的三班的“小猴子”喊了两个高年级的来寻仇，我在“死党”卢福根的协助下，不但没有吃亏，还叫来犯之敌遭受重创，又见了血……这两个高年级的原本并不好惹，我因为这一架而威镇高年级——对于我尽早想在八仙庵小学称霸的霸业来说，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但在当时的下场是：我被苏老师扣押在学校中，具体地点是在教师办公室里。
苏老太太从刁卫国嘴里听说我父亲从野外回来了，就命刁带话回来叫父亲到学校去领人，父亲骑上车子就去了，这就给了苏老太太一次告大状的机会。把我从学校领回来，父亲也并没有打我（看来他是发誓不打我了），只是罚我在里屋半截柜上的母亲遗像前站立了半小时，对母思过，与此同时还声情并茂地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你这样的表现，对得起你死去的妈吗？——你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现在已是一月，冬天容易贪恋温暖的被窝，我还想多磨蹭一会儿时，可当脑中迅速闪过苏老太太木乃伊直立行走般的身影和那张凶神恶煞的脸时，贪睡的欲念瞬间全消，迅速穿好衣服起了床，来到外屋，走出门去，发现外面的天空阴沉，并且已经飘起了雪花，让我感到一阵窃喜！
当我在我家的小厨房里刷完牙洗完脸，回到外屋的饭桌边准备享用父亲早早起来为我备好的早点时，我家的门被人从外头猛然一把推开了，随一阵凛冽的寒风飘进来了几朵可爱的小雪花，走进来的人是“干妈”邢阿姨，她的眼圈红红的，手中拿着一只空碗，这副样子真像是和“干爸”打架了——可“干爸”昨晚上没回来呀？她在我家又和我爸唧唧咕咕相谈甚欢到后半夜才走的……我正纳闷着，她却带着哭腔喊出话来——
“老武！周总理……死了！”
这时屋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巨大的哀乐声铺天盖地……
大约一小时后，我们八仙庵小学的操场上也飘荡起同样的哀乐声，随着漫天纸钱般的雪花一起飘飘荡荡。早操停了，全体师生静立在操场上，听广播里反复播送的一则由党中央、国务院所发布的讣告，一遍又一遍……有人开始哭了，站在台上的女校长就像我“干妈”那样眼圈红红的，不住地用手绢擦着眼睛；苏老太太简直就是嚎啕大哭，她的哭带动了全班同学，几乎全部女生都跟着她哭起来，我甚至还观察到：陈晓洁哭得最好看！好看的女生哭起来也好看，这是什么道理？我想只有天知道。一部分男生也哭了，班长刁卫国哭得最夸张、最拙劣，他完全是在模仿苏老师的嚎啕大哭！但只见鼻涕不见泪。和我并列站在最后一排的卢福根不但没有哭，还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我想：他肯定不是为周总理的去世而高兴吧？他一定是看着刁卫国那副滑稽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我也没有哭，只是心中充满了遗憾：前年夏天，我跟着“干爸”还有他的两位工友跑到解放路口去迎接周总理，本来我是有机会见到他的，现在他却死了！唉唉！就差一眼啊！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见着他了！这让我心中有些难过，也有那么一点点想哭的冲动，但我以为好男儿是不哭鼻子的——憋不住想哭，也不能当着众人的面。
到了下午每周例行的班会上，事情就来了，苏老师神情严峻地走上讲台，一声大喝：“卢福根！”
“啊……到！”卢福根有点吊儿郎当地应答着。
“站起来！”
卢福根站了起来。
“站到前边来！”
卢福根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到前面去了，歪着身子冲我们站着。
“站直了！说！敬爱的周总理死了——大家都这么沉痛，你为什么要笑？！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几十年来，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你那无产阶级的感情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让狼狗给叼去吃了？！”
“……”
“大家听好了，班长已经把今天早晨没有哭的同学的名字都记下来了——今年发展第二批红小兵的时候，将不考虑这些同学——你们实在是——不配！”
这天是1月8日。
紧接着，在北京方面给周总理召开追悼大会的这一天，我们全体师生重又集合在学校的操场上，面对他的遗像和各班献上的花圈，开了我们自己的追悼会。
会前，苏老太太要求大家必须哭，又以“谁不哭就不许加入红小兵组织”相要胁——她此招果然奏效，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我真的很想很想成为一名红小兵！刁卫国、陈晓洁他们当个班干部啥的，我倒真不眼红，好赖我也当过，但一看到他们胸前飘着的用烈士鲜血染红的鲜艳的红领巾，我的心里老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痒痒，我羡慕他们就像羡慕军人一样，看见红领巾就像看见了红五星、红领章……所以我要求自己：一定得哭出来才是！我以为多想想我那在我四岁那年就一命归西了的母亲（这是我比绝大多数孩子所拥有的经历上的一大优势啊），就一定会哭出来，但却事与愿违——关于她，关于自己的生身母亲，我竟然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她之存在就仿佛是大人们秘密合谋为我编造的一段动听的故事，为的是对我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这时候我通过回想自身的经历方才意识到：一个孩子没了妈也是一样能够长大的呀！后来，还是站在旁边的卢福根的表现启发了我，我发现连他竟然都哭了！甚至像苏老师和刁卫国那样嚎啕大哭！但却只见鼻涕不见泪，据我观察，他是在假哭！啊呀！连卢福根都“哭”了，那全班未哭者就剩我一个人了吧？我一下给急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想我是急哭的！
这些日子，各家的大人都给孩子的胳膊戴上了一个黑箍（黑纱），以示悼念。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黑箍竟然也能惹出事端。那是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之所以能够记得如此准确是因为星期三下午不上课，不用到校，那是老师们用来搞政治学习的时间，等于给了我们这帮学生一个周中的半天假期。午饭以后，我被父亲摁在桌上做作业，在他跟苏老师接触之后，便开始“抓”我了——也不知该如何下手怎么来“抓”，便只好“抓”我的作业，将老师布置的作业量翻上一倍让我来做：譬如，原先老师要求写五遍的生字到他这里就变成了写十遍。即便如此，我也照样完成。等两点一到，电铃一响，睡了个午觉的父亲就去上班了，他走后不久卢福根就跑来找我了：他先在我家附近的冬青树后用口哨给我发信号，我就用口哨回他，他这才推门而入，说他爸妈去食堂上班了，刚好我的作业已经基本做完，我们就跑到外面玩去了。
三点钟左右，我俩从我们的“百草园”里钻出来（冬天以后那里没啥玩头了），来到前面的操场边，正看见蔡铃莉和陈晓洁在那儿丢沙包玩，她俩一看见我俩顿时眉开眼笑喜上眉梢，蔡铃莉叫我俩过去和她俩一起玩，我俩虽然有点勉强，但也还是参加了。由于蔡铃莉把我和她先分在了一组，而把卢福根和陈晓洁分成了另外一组，开玩之后陈晓洁一直不大高兴，在玩的过程之中也不怎么跟卢福根配合，直到他们那组连连大败了几场之后不得不进行实力重组即重新分组——把我和陈晓洁分在了一组之后，她才高兴起来。
我从来都不屑于参加这种小女生的小游戏——总觉得她们玩得有些古怪：譬如老见她们玩的那个“丢羊骨头”，也不知那些羊腿关节上的骨头是真是假，从哪儿搞来，这种游戏让每个女生看起来都像是一个小巫婆似的……就说现在正玩的这个打沙包吧，弄上一点沙子，缝在一块破布头里，丢来丢去的有啥意思嘛！但是这一次我却很奇怪地玩进去了，原因在于我主观上是把这原本无趣的沙包当成了棒球或是垒球来玩的——只有正规的体育运动才能够唤起我真正的热情。在玩的过程中，我灵感一来便搞了一项小发明：将自己左臂上的黑箍（黑纱）取下，套在自己的左手掌上，就像棒球或垒球比赛中接球手用的那个皮套子一样，如此一来，我接“球”——沙包的成功率便大大地提高了，另外三人便纷纷效而仿之……
我们正玩得热闹时，视野中出现了三条红领巾，那是刁卫国、马天翔、冯红军这三个“好孩子”出现了，这三个家伙最让我瞧不顺眼的地方在于：在家里还正而八经地戴着红领巾，这他妈的不是故意在气我嘛！他们在这个时候才出来晃悠，一定是在冯红军家一起做完了作业才出来活动活动的（他们的暑假课余学习小组并没有因为开学而中断）。站在一旁的刁卫国提出想加入进来一起玩，被蔡铃莉一口回绝了，她真是一点都不给班长面子，陈晓洁也同样不给，还催促道：“快点发球啊！别理他们！”——女孩，不论是像蔡铃莉这样的，还是像陈晓洁那样的，似乎都是爱和我和卢福根这类“坏小子”玩的，这是天性使然……当时，那三个“乖乖虎”闷闷不乐地走掉了。
等我们回到学校里，才知道又惹出了事。第二天下课后，我们四个参与过头天那场沙包游戏的被苏老师留下了，在办公室里神情严肃地询问我们头天所发生的事：当时的关键性细节。我们的“罪行”是用悼念总理的黑纱接沙包玩——很显然，这又是刁卫国告的密，苏老太太勒令我们每人回家之后各写出一封书面检查，第二天交上去。我们四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哪里会写这个啊（上回打架还是“干妈”帮我写的）？只好求助于家长，结果家长们在了解了实际情况后却不答应了，尤其是我爸和陈晓洁她妈这两个知识分子反应得尤为激烈，我爸说：“这不是胡乱上纲上线地整孩子嘛？哪有这样当老师的？！”他连夜伏案疾书写了一封信，四位家长一起在信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让我在第二天带给了苏老师，苏老太太读罢此信便没了脾气，再也不提此事了，“沙包事件”总算不了了之。
无意中在家长那里获得的支持，让我得到了这样一个启示：不是老师认为“错”的就真是错的。对于这件事，苏老太太也并不肯善罢甘休，在学生背后的家长这里遇挫之后，她最为记恨的自然是我和我那执笔写了“抗议信”的父亲了。有一天早自习的时候，满堂巡查的她转到最后一排我的课桌前，眼睛定定地瞅着正在朗读课文的我，有些意味深长地说：“武文革，从今往后，我再不管你了，让你爸亲自来管你好了！他既然这么有水平……他要是管不好的话，就让社会来管你吧！”——等我长大以后才搞明白她这后一句话的刻毒：什么叫“就让社会来管你吧”？她主要是在暗指派出所、公安局、拘留所、监狱等这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她看来：我这样的孩子是应该直接归这些地方管的。
在“抗议信”交上去的当天，我就在课间跟卢福根商量要教训一下刁卫国，具体的办法也商量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