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年一起到来的是父亲，他终于从野外回来了，在该回来的时候回来了，他并不知道外婆来了。回来之后面对的第一项任务是：搬家。
单位决定对现在的家属院进行重修和扩建，将那一堆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全都拆掉另盖新的，家属院的所有住户暂时都搬到单位上去住，两三年后，等新的家属院建成之后再搬回来。
父亲一回来，先来军工城的舅爷家露了一面，看见外婆到来，既惊又喜，惊喜之余，不免黯然神伤——肯定又是想到我那亡母了。看见我，直夸我长胖了长高了长黑了还变得这么健康结实跟个小运动员似的，于是便对舅爷舅婆连声道谢，并对上一年将我放在“六号坑”这样的“贫民窟”里喝玉米面糊糊后悔不迭；看见“娘娘”，直夸她一年不见就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夸得“娘娘”脸都红了，直往自己的闺房里钻，她心里的那点小秘密只有我知道……当天晚上吃完饭后，父亲就一个人先回西安去了，他在单位里几名关系要好的同事的帮助下，用了一周时间便忙完了搬家的事，然后从单位上要了一辆公车来接我和外婆，我离开军工城秦岭厂家属区的时候是个上午，除了二民以外的其他小伙伴们还在足球场上踢球，“娘娘”在学校里上学——我来不及跟她说一声就要走了，这让我有点难过，在开来接我们的那辆北京牌吉普车的窗口，舅婆拉着我的手说：“索索要听外婆的话啊！想吃舅婆做的饭了，就让外婆带你来……”
吉普车载着我们回到了西安，来到位于城东的地质大队——幸好是回到了机关单位的环境中，才使我的心理落差不至于太大，将近一年下来，我已经熟悉并习惯了军工城那种大厂的环境，心理上已经开始瞧不起我原先所在的位于市井陋巷中的那个古老陈旧的家属院，更甭提“六号坑”这样的“贫民窟”了！文明是如此地讨人喜欢，我当然会选择文明一边。我们临时的新家被安置在一排青砖盖成的平房中的两间（据说原来都是办公室）——原本是两扇门两间房，父亲在两间房之间的墙壁上自己凿出了一个门，又将其中一间的门用砖头给堵上了，再在房子外面倚房搭建了一个小厨房——这一周里，除了把原先的家当搬过来，他还干了这些活儿……
走进这个新家，外婆安慰父亲说：“搬了也好，换个环境。”
我原先在家属院的小伙伴们都已随着他们各自的家搬过来了，他们都没有忘记我——一听说我回来了就跑到我的新家来找我玩，已经变成歪脖子扁脑袋鸡爪子的“怪物”的那个原来的“大将”刘虎子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留着哈喇子叫我：“索……索……你……你上……上哪儿去了？”
这些家伙几乎全是一年半之前那次铁栏倾覆所造成的那场劫难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习小羊虽未受伤，是当时被吓傻了的，到现在似乎还没有恢复，他一见我就从裤兜里讨出一张被揉得皱皱巴巴的纸片来——仔细看是一本画报的残页——回想起来还可以判明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坐在党的“九大”主席台上的一张合影——习小羊脏脏的小手指头指着林彪说：“索索，你认识吧？这是林秃子，是个大坏蛋，坐飞机逃跑，给摔死了。”然后又指向周恩来说：“这是周总理，是个大好人……”又指向毛泽东：“这是毛主席……”说着他将他的一只小拳头向头上一举，高呼起来：“毛主席万岁！”——回想起来，这一套应该是他那疯妈教给他的，他那被他爸出卖致疯的妈，在文革期间的日记里批评到的国家领导人里就有林彪，现在林彪已经摔死了垮台了，他的妈还在继续疯着……
跟在这帮男孩的后头，四妞也来了，父亲问她话，我才听出来：她的瞎奶奶已经死了，在我不在的上一年里。
新年过后是春节。这一年的春节我的新家好不热闹：外婆做了好多好吃的菜，父亲从单位上叫了辆车到军工城去将舅爷一家人专门接过来，大家热闹了一整天。而在另一天里，父亲仰仗外婆那双能干的手，请来了帮他搬家的同事们（也都是在单位里跟他关系较好的人）。其他时间，则带着我和外婆到城里或公园到处去玩，直到外婆累得哪儿都不想去了……
春天到来时，父亲又到野外去了，我和外婆在家。
我是带着舅爷舅婆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那只可爱的小足球从军工城回来的，军工城这座“足球城”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将我培养成了一名心怀理想的“足球儿童”——我的理想就是要像二民那样早日成为专业队的一员，所以回来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停止练球，每天都要踢，不踢脚痒痒，如此一来，也将周围的孩子带动起来了。虽说这都是一帮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孩子，但因为从小在家属院那种市井陋巷市民窝子的环境中长大并受其影响，玩的东西都不上档次，没有皮扯就无聊空虚，更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正规的体育项目——我有幸比他们先行一步，见了一点世面，像个传教士把足球文明带来了。
我像一年以前二民教我那样教他们踢球，对他们吹牛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跟我一块踢球的二民都进省队了！我早晚也是要进省队的！”，然后像军工城的孩子那样分队进行比赛，到后来几乎所有孩子都加入进来了：包括刘虎子这个歪瓜劣枣的残疾儿，他做了一名两队都不想要的逢球必漏的守门员；包括习小羊这个神道道的半疯子，他在场上如同梦游一般，走来走去就是不跑，球到他跟前了才偶出一脚，也不管方向踢得对不对；包括四妞这个惟一的女生，她在场上跑得蛮疯，但很少能够接触到球，那年头，我在男孩子几乎人人都能踢得一脚好球的军工城都没有看见过一个女孩子踢球，所以我敢说四妞肯定是中国大地上第一拨的女足人口——是积极投身女足运动的极少数先驱者之一。到了我们曾经无限向往的机关单位这种新环境中以后，主玩的项目已经进步到了足球，家属院打群架时代的两大活跃分子——虎子和羊羊变得不再活跃了，就此沉沦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卫国、翔翔和小猴子，他们都因为球踢得较好而成为现时期的骨干——说起来这三个孩子正是那天晚上铁栏倾覆时幸运地扒在上面的（羊羊也在上面但却被吓出了问题），老天爷是不是就喜欢开这种残酷的玩笑性的游戏——手心手背，忽然颠倒！你说这些孩子什么都不懂吧，我发现他们从来不提那两个死去的伙伴，就好像他们真被忘记了，甚至于从未在我们中存在过一样。
我就这么的在重新返回到当年的小伙伴中间之后成了他们的“头儿”，因为带来了足球的缘故。而有些东西是不需要引进的，譬如烟盒，譬如弹球，譬如“包子”、“饺子”、“三角”，还有弹弓和火柴枪，他们从家属院那边带来的这些土游戏，可是比军工城的工人子弟们玩得丰富多了。
还有一个孩子也搬过来了——那便是陈晓洁，只是她从来不跟我们一起玩。她的家就在我家前头那排平房中，从她家的窗子里老是能够飘出来一缕琴声——正是这位“公主”在拉小提琴呢，和我一样，她也快到七岁了，那个“红色摇篮”的保育院已经不要她了（那年头还没有什么“育红班”），回到家来等着上小学（那年头全日制十年制的小学需满七周岁才能上），在其父母的安排下，她每天都被锁在家里头拉琴，有一次我带着这帮孩子从她家的窗下经过，忽然从窗子里传出了她的叫声：
“索索！”
我猛一抬头便看见了黑暗屋子里的这个幽怨的小“公主”——是的，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她从七岁起就开始幽怨了——当年和我一起在“红色摇篮”中摇着的时候还不这样，还是会嫣然一笑的呀！
“什么事儿？”我问她。
她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就那么满含幽怨地望着我——可惜我还不懂得什么叫楚楚动人，更不懂得什么叫怜香惜玉，对这位曾做过几个月幼稚园同学的小姑娘有点冷漠，有点淡然，当有人在前头叫我时，我就那么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单位的那块足球场总算被人利用上了——我说的正是我们这帮孩子，说起来这还是一块十分标准的场地（并不亚于军工城秦岭厂承办过全国比赛的那一块），但在我们到来之前却很少被人利用，在我们占领之后也鲜见大人来此踢球（这跟军工城可是太不一样了），由此可见：足球运动在此地没什么群众基础，大人们在业余时间爱玩的是篮球——在足球场的北边正有两块水泥铺就的灯光（篮）球场，是下班以后篮球爱好者们的驰骋之地；而在足球场的南边则是单位的汽车库，司机们喜欢把汽车开出来维修，就在车库前面的空地上，正好也在球门的后面，有一天，我在一脚破门之后眼见着球儿飞进了没挂网子的球门钻到了一辆正在维修的解放牌卡车的车下，我便俯下身子钻到车底下去找球，却见一名穿着满身油渍的工作服的司机正仰面躺在地下用手上的工具修车，我的足球正好滚到了他的身边，我小心翼翼地爬过去拣我的球，刚把球抓在手里，那人却猛一抬头，“哇呜”一声，吓了我一跳，吓得球给掉了——他仿佛一个死人，忽然抬起头来，脸上还有一块黑油，像是一块天生的胎迹长在那里，那张半黑半白的阴阳脸冲我恐怖地一笑：
“原来是索索啊！瞧把你吓的！踢球呢吧？咋的？不认识我了？”
我很快就辨认出来：此人在过年我爸请客的那次到我家来过，特别能喝酒，是当晚没有醉倒的个别人之一，还有劲将其他喝倒者一一背回家去，因为我爸当时给我介绍过他（介绍了在座的每一个客人），我也很快想起怎么称呼他了：“大……大李叔叔。”——之所以要加这么一个“大”字，大概主要是由于他个子大，又高又壮，大人们都管他叫“大李”。
“嗳！好小子，还记得我呐！我跟你爸老在野外跑，关系可瓷实了，你爸这种臭老九我服，狗日举重比我都举得多，摔跤也是不分胜负，是条汉子！你以后想坐车了就来找叔叔，我带你出去兜风……”说着，大李叔叔伸手将我掉落的足球抛给了我。
“谢谢叔叔！”是舅爷舅婆给了我这样的教养，谢完后，我抱着球从汽车底下钻出去了。
我们搬到机关单位之后的最大遗憾是露天电影没有了——这自然是和两年前的那次事故有关，两个孩子被压死，第一把手最宝贝的小儿子已经被压成那样了，谁还敢再放电影啊？再出事怎么办？都是这电影惹的祸！但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工作工会又不能不做，于是便买了一台电视机，专门辟出一间的会议室，利用里面原先就有的折叠椅，作为“电视房”——我们这帮孩子晚饭以后到睡觉以前的这段时间基本上都是在那儿打发的，也正是在那里，当我头一次见到这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时，我才恍然大悟地明白过来：真正的电视并不是舅爷七拼八凑私自安装的那种“大炮筒”（那不过是个半成品而已），而是这种挺高级挺体面的四方匣子；除了添置这台电视机，工会还增加了组织大家去电影院看包场电影的次数，几天以后，在一个暖风习习的春日傍晚，我们便赶上了搬过来之后的第一场，工会分配给我们家两张票，父亲不在，外婆不去，我拿了一张，还将另一张送给了人口众多的四妞家。各自在家吃完晚饭，我们这帮孩子就朝车库门前跑——那里已经停好了两辆解放牌卡车，是要专门送我们去看电影的，去了才发现一辆车是大李叔叔开的，而另一辆车的司机正是那年到家属院去拉了一帮孩子来看露天电影后来出了事的小鲁叔叔！我还为他当时把我当成“六号坑”的脏孩子而拒不让我上车的事耿耿于怀（并不觉得这是老天爷在保佑我的一大幸事），所以坚决地选择了大李叔叔的车，那帮亲历过那场恶梦般劫难的孩子总算长了记性，见了小鲁叔叔就跟见了鬼似的，犹避不及，也都随我爬上了大李叔叔的车。
孩子们这一上，大李叔叔的车就装满了，准备出发之前，他站在司机楼的门边朝车厢里的人群中望了一眼，盯住一位有说有笑十分活跃的漂亮阿姨嚷道：“邢大妹子，来！快下来！坐到我身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