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宋案而引发的“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之后，南方的革命党人四散逃亡。孙文、黄兴都逃到了日本，蔡元培则远赴法国留学。夹在恓恓惶惶的逃亡人潮中，有一位披头跣足的安徽才子，名叫陈乾生，也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陈独秀，他在安徽都督府当秘书长，参与了倒袁活动，安徽的独立宣言，就是他的大作。事败后逃到芜湖，被军队抓获，几遭枪决，遇救后逃到上海匿居。
陈独秀，字仲甫，生于1879年，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自称少年“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直到甲午战争，才知道世界是由一个一个国家组成的，中国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而且还听说有个日本国，把中国打败了；后来又听说八国联军把中国打败了，可就没听说过中国打败过谁，“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陈独秀《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５期，1904年6月14日。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以一篇《变法通议》轰动朝野，而陈独秀这年考中秀才，在此之前，他一门心思“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后读康（有为）先生及其徒梁任公（启超）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2卷2期，1916年10月1日。康、梁的宏论，有如清夜钟声，陈独秀一旦龙场悟道，便迅速卷入了反清活动，做了康、梁的叛徒。
陈独秀被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他一身布衣，腋下夹着一把雨伞，跑到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鼓吹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团体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在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二次革命”后，陈独秀逃往上海，他的老乡汪孟邹也受了他的怂恿，从芜湖到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汪氏是安徽绩溪人，《安徽俗话报》就是由汪孟邹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出版发行，章士钊的上海大陆印刷局承印的。陈、汪二人在上海继续合作，陈独秀帮助汪孟邹搞亚东图书馆。
从1913成立，至1918年，亚东才出版了《中华民国分类地理挂图》、《中华民国地理新图》、《中华民国地理讲义》等六本书，可见经营状况之惨淡，其中只有一本章士钊从《甲寅》里选编的小说集《名家小说》（内收章士钊、苏曼殊、老谈、陈白虚、匏夫等人作品），还算比较好卖，加印几次，其余都是赔本货。
陈独秀编了一套《新华英文教科书》，原定四卷，只出了一、二卷，因卖不动而腰斩了。由于经营不善，汪孟邹不得不兼营杂粮，以补贴书馆的亏损。陈独秀赌气说：“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陈独秀《生机》。《甲寅》第1卷第2期，1914年6月10日。
陈独秀的性格，天生急躁，易受激惹，看什么都不顺眼，动辄发怒，拍桌子摔茶碗。袁世凯恢复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复旧空气弥漫北京，他觉得闷闷不乐；报载行刺宋教仁的要犯在京津火车中被军政执法处侦探杀人灭口，他觉得闷闷不乐；看见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民间生机断绝，他觉得闷闷不乐；政府大张旗鼓宣传以忠孝节义为立国精神，他觉得闷闷不乐；甚至看着亚东图书馆半死不活地蜗居在狭窄的弄堂里，也觉得忍无可忍。他生气地对汪孟邹嚷道：“你要死，只管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上马路。”
1914年，陈独秀给章士钊写信，痛心地说：“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革命已完全失败，曾经让人无限向往的共和理想，已成镜花水月；爱国烈士为国尽瘁，万死不辞，为袁世凯作了嫁衣裳，而此人正把国家领向专制的旧路。这样的国家，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爱？八国联军打中国时，何不索性把它给灭了，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让中国人世世受苦？陈独秀按捺不住以愤恨的语气疾呼：“国人惟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可见他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
章士钊是湖南人，曾从事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后主张“毁党造党”，把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党，一律解散，再按政见分别组成两个大党，实行竞选执政，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在政制方面，章士钊主张内阁制，反对总统制。在他看来，近代的中国政府本来就太弱了，不是太强了，如果再搞个国会事事掣肘总统，政府就更没戏唱了。而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是为防范总统的专权野心。两者主张虽同，目的各异。然“二次革命”把政党政治的梦想，一朝打破，宋氏死了，章氏也亡命日本了。1914年（岁次甲寅），他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立志向国民传播政治常识。
章士钊很理解陈独秀的愤激，凡有血性的年轻人，面对这样的国家，都会有愤世嫉时的情绪。《甲寅》杂志是他们高谈阔论的小天地。有一位友人写信给章氏，尖酸刻薄地说：“趁国未亡，你有什么话要说，尽管说出来，免得国亡，你有一肚皮话未说，又要气闷了。”似乎国亡乃不可避免的结局，章士钊觉得陈独秀这篇文章，会有许多读者共鸣，于是，“宁负不守秘密之罪”，把这封“写尽今日社会状态”的私函，公开刊登在《甲寅》上。陈独秀《生机》。《甲寅》第1卷第2期，1914年6月10日。
欧洲战争的炮声，震动了东方。这时隐匿在上海一条小弄堂里的陈独秀，穷得连刮痧铜钱都没有，应章士钊邀请，只穿着一件爬满虱子汗衫，带着秃笔一支，破书半箧，7月东渡日本，协助编辑《甲寅》杂志，也为了离开令人窒息的国家，到外面透透空气。
在轮船上倚栏远望，大海茫茫，磅礴无涯，风云开合，鱼龙悲啸，独秀山民，不禁生哀。这是他第二次亡命日本了，闹革命时要逃亡，革命成功了还要逃亡，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甲寅》的作者队伍，群英荟萃，包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高一涵，以及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等人，全都是些胸襟吞海，青年饱学之士。光听名字，就足以让人激动不已，中国的文化史，因他们而闪耀光辉。陈独秀与他们结识，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国宣战，1914年9月，日军在山东龙口、仰口湾登陆，向德国占据的青岛推进。随后，英联军也在崂山湾登陆。日英联军铁蹄驰骋，在山东发动对德军总攻。中国领土再一次成了外国军队厮杀的战场。11月8日，青岛的德国人向日英联军投降，联军遂长驱直入，进据胶州，接管所有德产，声明以后交还中国。中国政府一再抗议，均归无效。
局势的发展，更令陈独秀愤不欲生，他奋笔写下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以笔端为炭火，把内心之苦，烧将起来。
［陈独秀写道］瓜分之局，事实所趋，不肖者固速其成，贤者亦难遏其势。且平情论之，亡国为奴，岂国人之所愿。惟详察政情，在急激者即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债一日不止；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杀人敛钱，亦未能一日获已；拥众攘权，民罹锋镝，党同伐异，诛及妇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奚我后，后来其苏”。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若其执爱国之肤见，卫虐民之残体，在彼辈视之，非愚即狂，实则国人如此设心，初不为怪。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岂吾民获罪于天，非留此屠戮人民之国家以为罚而莫可赎耶？或谓：恶国家胜于无国家。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陈独秀《爱国者与自觉心》。《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