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26日晚上发生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似乎值得留下一笔,因为那天晚上,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在北大会议,决定让陈独秀离开北大。胡适在多年以后感慨地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其实,胡适有点自欺欺人。陈独秀即使不离开北大,也不会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因为陈独秀思想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自由主义的基因。无论是打孔家店也罢,白话文运动也罢,与林纾论战也罢,他都站稳了一元绝对的立场,旗帜鲜明地宣称“新青年”的主张不容匡正,不仅预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归宿,而且也预示了他自己的未来路向。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陈独秀是辛亥革命埋下的种子,吸收俄国革命养分成长起来的,和自由主义完全不搭边。由江湖会党为骨干的同盟会领导,以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新军为基本力量的辛亥革命,根本不可能使中国自由主义化。所以,胡适大可不必感叹。李大钊没离开北大,他不也一样信仰了共产主义革命吗?
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新文化运动同样不会使中国走上自由主义道路。因为它的性质是为辛亥革命补上理论一课,这决定了它必然以替天行道、不容匡正的绝对姿态出现。虽然人们把“启蒙运动”的桂冠赠予了它,但它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无论是文化基因、思想谱系,还是前因后果,都有着完全不同的DNA,无法相提并论。
所谓启蒙运动,是要启自由与理性之蒙,但什么是自由与理性?只有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以章太炎、林纾、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旧学说统统纳入这场运动中,呈现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多元发展的局面,才可以称之为自由与理性的苏醒。但回顾历史,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真正出现,随着国民革命的勃兴,国民党的崛起,思想文化也向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方向演变,最后甚至出现了“革命的进此门,不革命的滚出去”、“不为同志,即为叛逆”的极端情形。
不少研究者都说,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启蒙与救亡之间摇摆,五四运动标志着启蒙最终让位于救亡。胡适就曾感叹,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干扰”。其实,这同样是他一厢情愿的错觉。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肇远因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承近因于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以民族主义为前驱,以救亡为己任的。所以,当我们追溯那段历史时,不难发现,“亡国灭种”的阴影,一直盘桓在知识分子的心头,也成了新文化运动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要话题。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在民族主义的基因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五四运动为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准备了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数是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是启了革命之蒙,启了救亡之蒙,并不存在“让位”的问题,也谈不上什么“干扰”。
但如果说它们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那也不对。新文化运动是文化上的新旧对抗,而五四运动是朝野的政治博弈,范畴不同。用“五四时代”这个概念可以涵盖二者,但用“五四运动”,则容易产生歧义,不足以涵盖二者。
在这一个舞台上,在这一出戏里,只有不同的角色,没有哪个是红脸,哪个是黑脸。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既有来自新青年阵营的,也有来自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把全民动员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提出了一个很有鼓动性的口号:山东是孔孟之乡,是孔家店的发源地,决不容日本人侵占;保卫山东就等于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一样。
这实在太吊诡了,以至于常被左右为难的研究者所回避,新文化运动打了半天孔家店,但当民族危机发生时,孔家店却依然是动员民众的最有效的政治资源与文化资源之一。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我们还能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领导了五四运动吗?或者还可以进一步问,新文化一定要以打倒孔家店为前提吗?当初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就一定是新文化的对立面吗?
所有这些,都是我写这本书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所谓昨日之因,今日之果;今日之因,明日之果,历史的因果丝毫不爽。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从国民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一环紧扣一环,这是一个必然的、连绵不绝的过程。因此,胡适的感叹,如果扩大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皆起于新文化运动之会”,并承认他自己也曾经是这个历史盛会的推手之一,就与事实相距不远了。
五四运动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自从发生五四运动以来,它就不断被述说,几乎所有史料,甚至每个细节,都被罗掘俱穷了。当我想把这段历史再梳理一遍时,已没有什么新鲜的故事可以讲述了,只能以我的思想,我的眼光,重新解读那些众所周知的陈年旧事。
对中国的历史,也许我有过于深重的宿命感,不太相信有什么偶然事件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历史确实被某些事件改变,我倒宁愿相信那些被改变的东西,才属于偶然的插曲。正如兼容并包的北大是偶然的,而“此夜之会”的北大才是必然的;辛亥革命后思想界的百家争鸣是偶然的,“不容匡正”的思想革命才是必然的;自由与理性的声音是偶然的,革命与救亡才是必然的。
正是这种宿命感,把我的这本书,与其他历史研究者的视角与著述拉开了距离。当然,我不是一个悲观者,我相信偶然积累多了,终有一天是可以变成必然的,虽然那得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把基因慢慢改造过来,但希望总是有的。
2009年2月于广州